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三步走”战略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加快城市化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根据现阶段中国的特殊国情而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先实现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实现这些地区城市化发展，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再集中力量来带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先富的地区也可以大力支持后富的地区，从而实现全中国的城市化的大发展和大联合。而“三步走”战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的是共同富裕，大力发展经济，带动城市化的发展，同时，邓小平也强调人民精神文明的建设，即精神上的富足，从而更好地推动城市化的发展。从上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带有明显的富足性特征。
第二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
一、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
1.邓小平是我党伟大的战略家
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为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通向富强、民主、文明的光明大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今天又好又快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在领导我们党创造性地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思维原则和科学方法。正是这些思维原则和科学方法，引导着我们党和人民既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邓小平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从西南主政，到主管经济时期，再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断发展和丰富城市化理论体系的内涵。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西南，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十分特殊，这对于长期从事军队领导工作的邓小平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此，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进入重庆之初，西南局计划“在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以后，工作的重点便要转入农村，等农村工作有了基础以后再建设城市”。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邓小平就在中共川东区党委扩大会上对此作出了重要调整：“把城市与农村两者并提，而且把学会管理城市提到前面。”“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必须把城市搞好。没有城市，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统一的。”邓小平于1950年12月，第一次概括出城市工作的五个方面，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他在肃清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和土匪袭扰，保证社会安定、梳理民族关系，同时经受住各种社会势力对共产党的观望等各种严峻的考验形式下，紧抓经济建设中心不放，给刚刚创刊的《重庆日报》题词“发展经济，交流城乡”。对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中央制定的“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根本方针。
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邓小平同志在1962年提出了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方针和路线，他提出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要恢复，一方面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多搞点粮食，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而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减少城市人口，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另一方面是工业支援农业。工业要着重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减轻农业的负担。为了恢复农业，还要解决市场和物价的问题，在全国推广供销合作社制度，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冲破了党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在讨论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这次在我党历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稳定的政治地基，并掀开了全面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二大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全面展开的阶段，从农村改革转入了城市改革。邓小平同志解决城市改革的政策指导是沿着企业改革、物价改革、金融改革及建立经济特区几方面展开的。通过这些开创性的改革举措，破解了企业经营形式的“紧箍咒”，在政企分开，产权明晰的良性经营环境里，企业生产发展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与此同时，在物价稳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逐步完善的基础上，为了搞活经济，以证券、股市为代表的金融模式在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试点开来，在金融行业的重大改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邓小平在1987年《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的谈话中，指出：“总之，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非常显著。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的问题都解决了。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这次谈话标志着全面改革乐章的强重音落在了城市改革上。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时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从农村改革到经济体制改革，从对外开放到大力发展经济，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使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人民群众在政策指引下，发挥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变革了农村生产关系，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在城市企业改革中应用租赁、承包制等多种新的所有制形式致富奔小康，在沿海经济特区里发展外向型产业。改革的步伐推动着理论创新，而日趋完善的理论又为下一步的改革指明方向，因此，邓小平同志与时俱进的理论不断地推动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向前发展。
2.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史观
中国共产党是重视并且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理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共产党成立之初，就一直坚守着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发展壮大历史渗透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唯物史观的具体践行，以及对列宁主义的认识与改造世界这一强大的理论武器的掌握和运用。
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内在统一理论实质，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体系结构上一脉相承哲学基础的实践思维方式。实践观点思维方式在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方面坚持看到客体对主体、客观对主观、手段对目的、现实对理想基础、根源、制约和决定作用，坚持客体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和现实性原则，亦即坚持唯物论原则。另一方面，又看到实践本身所具有主体改造客体、主观变革客观、理想超越现实、手段为目的服务能动、超越、否定和批判作用，坚持主体性原则、能动超越性原则和目的理想性原则，亦即坚持辩证法否定批判原则。真正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内在统一。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不断发展的根本方法，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哲学思维方式，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不同历史形态之间一脉相承的哲学基础。
从马克思实践观点思维方式，到列宁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思维方式，到毛泽东物质与精神相转化的思维方式，再到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既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哲学思维方式之间一脉相承的统一性。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曾经说过：“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邓小平1986年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这一论断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一是不论从过去的革命到今天的建设，从历史到今天，都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理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二是要取得今天和未来的胜利，仍然要坚持上述信念、理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践思维方式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理论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实践活动的根本方法。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为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指明方向，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到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以及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著名的改革开放政策，历史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按照实践思维方式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统一，才能保证实践活动顺利进行，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