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加快一部分地区的发展，以影响和带动全国，主要是通过实施沿海地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来实现的。邓小平是把设置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以加快沿海地区的发展作为落实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这一大政策的战略决策来抓的。他说：“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1984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去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实地考察后提出《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考察报告，建议“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进而陆续开放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北起大连港，南至北海市，构成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地带”。邓小平对此报告给予肯定，说：沿海连成一片，这很好嘛！198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为内外交流、城乡渗透的开放式沿海经济开发区。1988年1月，邓小平又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要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去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实地考察后提出《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考察报告，建议“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进而陆续开放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北起大连港，南至北海市，构成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地带”。邓小平对此报告给予肯定，说：沿海连成一片，这很好嘛！198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为内外交流、城乡渗透的开放式沿海经济开发区。
1988年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海南建省并建立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同年我国开始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开放市县增加到288个，开放区的面积增加到32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1.6亿。针对这种沿海扩大对外开放的形势，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要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从倡议设立经济特区、建立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到形成沿海开放地带，他都起着关键作用。邓小平如此高度重视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是从加快我国现代化的这个大局出发的。他主张通过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来加快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从而加快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也可以这么说，邓小平的区域经济战略，实际上是主张沿海等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先获得大力的发展，而这个发展是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三个方面同时发展的，尔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再由这些沿海发达地区来支持中西部的发展，从而也大大带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最终达到全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发展。他的区域经济战略包含了丰富的城市化建设思想，对于指导我国当前整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区域经济理论中的城市化理论
在邓小平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始终伴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思想，同时，体现出邓小平城市化理论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不断加以调整。
邓小平的区域经济战略包含的城市化理论，实际上是指根据经济等条件的不同，实行不同区域城市化先后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国家集中力量优先发展条件比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当这些地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东部再大力支持中西部的发展，最终带动整个国家城市化的大发展。区域经济战略的实现实际上是城市化由东部向中部和西部不断转移和推进的过程，是个先后发展的战略安排过程。
1979年4月，邓小平提出划出一块地方搞特区加快经济发展的意见；1984年4月，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开放；1985年2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闽南三角地区被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1987年海南设省；1988年3月，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环渤海地区被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区由点到面的对外开放格局。自1992年起，中国区域开放从沿海向内地延伸，浦东开发，长江开放地带建成，所有内陆省会城市开放，13个边境城市开放，沿江、沿边、沿海和内陆省会城市全方位开放的大格局逐步形成。目前，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工业化人口最多的地区，已经产生了一批特色明显的新兴城市，初步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体系。东部地区已经形成了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形成了若干连片的城市密集区，未来的城市化过程应在此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建设为核心，推进全球性的国际都市和区域性的城市群建设。世界城市体系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国际贸易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过程重新构造，若干具有全球信息节点的城市发展成为国际都市。国际都市是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空间依托、区域经济集团的支撑点、各类经济圈的核心，是全球性经济组织和金融活动中心、新兴产业的生产和创新基地，也是一个国家实现同世界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中国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并在国际经济中占有相对重要的作用，也需要建立若干世界级的国际都市。
目前香港已初步具备国际中心城市的规模，我国要在21世纪初把上海建设成为新兴的国际中心城市，21世纪中叶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中心城市，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并以此为枢纽将我国城市体系尽快纳入世界城市体系中去，带动东、中、西部整体联动发展。城市化发展还要重视城市效应的空间扩散，东部地区要促进在区域经济的基础上建设若干个人口规模超巨型的城市群，如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北京、天津、沈阳、大连、青岛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和以沈阳、大连、辽宁为核心的东北城市群。在城市群内部完善基础设施、完善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体系、加强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和职能分工，使这些地方成为经济能量巨大的空间地域，极大地增强城市的人口容纳力，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在东部的带动下，中西部地区也进入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2000年底，西部地区共有各类建制市160个，城镇人口1020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8.11%，在160个城市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8个，其中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3个，分别为重庆、成都、西安；50～100万的大城市5个；20～50万的中等城市47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100个。至此，我国开始进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第二阶段。在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总体要求下，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以现代城市领跑中西部地区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地理位置相近的同类规模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以江河、铁路等交通干线为纽带组成的城市带和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不同规模城市组成的城市圈。实践证明，邓小平的城市化理论在深刻认识和尊重地区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以运动和发展的视角提出并设计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创举。
第五节关于“三农”问题论述中的城市化理论
“三农”问题历来都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它的解决与否，直接影响了党同农民的关系。正是如此，邓小平同志也非常重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他改变以前靠单纯补贴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做法，通过推动农村的城镇化，农村的工业化来彻底改变农村、农民贫穷落后的状况，找到一条解决“三农”问题的良好途径。这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意义重大。
一、“三农”问题提出
1.提出的背景
我国是一个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的农业大国，这是最重要的国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毛泽东也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邓小平多次提到农业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农业是根本，不要忘记”，又说“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如果那样，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他还认为，农业关系到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农村。邓小平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因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2007年10月22日表示，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农村人口仍占56%的大国。因此，农村能否如期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对全国来说举足轻重；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我国城市与农村发展差距在拉大，农村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现代文明远远落后于城市。缩小城乡差距，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大幅度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农村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
党同农民的关系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国的农民是党依靠的力量，是国家政权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依靠农民，党的执政地位就巩固，工农联盟就加强，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胜利；失去了农民，党的执政基础就动摇，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被断送，历史如此，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农民的积极性，就没有农业的发展，就没有工业的进步，更谈不上实现现代化。
综上所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确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要从政治的高度、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虑“三农”问题。
2.邓小平关于“三农”问题的提出
“三农”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农民问题是维护国家稳定、达到共同富裕、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看到了中国迄今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我国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发展中，邓小平最关心、论述最多的是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由农业生产部门的根本特点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农业发展缓慢，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邓小平指出：“坦率的说，在没有改革开放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是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毛泽东“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
第一，从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来认识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性。他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第一条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他说：“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在说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时指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是不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人口贫困的基础上。”正是从我国国情特点出发，他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