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基本点。如果我们将毛泽东这些思想同他的城市化思想联系起来研究，便发现了这些思想的新价值。
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的城市化，因此提高农民的素质成为中国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关于农民教育的思想成为他城市化思想的一大亮点。毛泽东教育农民的目的，是要提高他们。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就是要提高他们。”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农民教育的思想，同他关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思想，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关于农民教育的思想，早在大革命时期即开始萌芽，经过了土地革命的风雨，在抗战时期趋于成熟。
毛泽东以农民为主体的教育思想，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农民承受着旧中国最深重的苦难，是全国各阶层中最广泛而又最弱的群体。所以，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不但革命离不开农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同样也不能离开农民。
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指出：党应该发动农民，以取得革命成功。为了这个目标，毛泽东卓有远见地开始着手农民教育活动。他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
1923年冬，毛泽东派遣党员创办农村补习教育社，编写农村教育计划。1924年9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决定在湘江学校开办农村师范部，“专以养成农村学校教授人才，促进农村教育为宗旨”。1925年2月，他依靠杨开慧等人，先后在韶山开办了18所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组织和发动农民，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3月，毛泽东被聘任为第六届农讲所所长，开始了他直接培养农民干部、探索农村教育的实践。这些活动，为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10月，毛泽东随同中共闽西特委机关转移到上杭县，就在一个世代文盲的乡村办了一个“平民小学”。他亲自编写课本，亲自为孩子们上课，当了整整一个月的“教书先生”。1931年9月，毛泽东对负责教育工作的徐特立说：党和红军要关心群众生活及其文化教育。为着革命的需要，必须发展教育事业，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他还请徐特立起草一个根据地教育方案。方案起草后，毛泽东很赞成，并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讲到“苏维埃的文化”时，全面阐述了根据地教育的总方针、总任务及其体制。他说：“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战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又说：“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又提到：“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他说：“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农民提到中国文化教育的主体的高度，揭示了农民在中国文化教育工作中的主人翁地位，反映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人民性的本质。
为了最大限度地使农民尽可能多地接受教育，毛泽东在农民教育的实践中，运用了他的游击战术：缩小“正规军”，把学校、教师、学生都统统“化整为零”；随时学习，学习内容必须是能够“活学活用”、最好很快见效的。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中说：“可以把整个边区变做一个大学校，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实践证明，这种分散的、灵活的学习方式，普遍地受到农民的欢迎，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1950年12月14日，政务院批准的教育部《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中指出：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上的重大任务之一。此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制定教育政策时，眼光不再局限在战争年代的单一农村革命环境，而更着眼于国家、民族发展的长远考虑。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发展，农民对文化教育的需求日益迫切。农村教育工作，在一段时间内仍居于整个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首要地位。
一直关心农民教育的毛泽东，经常过问扫盲工作，要求各级政府作出规划，加强领导，组织各级冬学运动委员会，负责制订冬学扫盲计划。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工作，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农民为主体的教育思想逐步向全民整体教育思想转变。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的思考可以总结为两条，一是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上这样一段文字：“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联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思考，两个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了他最基本的核心思想，即劳动者必须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必须参加劳动。这两个基本点与他关于农村城镇化和建设乡村型城市的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农民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显著特点。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封锁，在陕甘宁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结合当时进行大生产、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以教育促生产，以生产助教育的主张。其间，他提出为农民编《庄稼识字》，要把“糜子、谷子、豆子”编进小学课本中去。1942年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又提出“边区的小学和中学应该设农业常识课”等，使教育更能反映农村、农民生产的需要。这是他“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在教育工作中的反映。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则成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普遍原则。1958年1月，毛泽东总结了我国广大师生实行劳教结合方面的创造性的经验，开始提倡半工半读。同年9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中心问题是教育劳动相结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半工半读、半农半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9月10日，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此后，教育界掀起了学习和贯彻这一指示的热潮。一批农村简易小学、农村中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各式各样的半工半读，半农（耕）半读学校发展起来，较好地解决了农村生产第一线的人才、技术需求问题，为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奠定了人才基础。
后来，毛泽东倡导的人民公社成了与文化、科技结合的培养新型农民的载体。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公社、大队、甚至生产队都办了各种文化科技阵地，并且与城市各种支农单位及农科所（站）、大学对接，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科技知识，开展科技种田。1965年全国农业中学（职业中学）61626所，教师19.7万人，在校学生443.3万人（1988年在校学生279.4万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也在公社的帮助下进行。1975年冬，湖南上万人的育种队伍到海南，制种3.3万多亩。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以《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发表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宣传“朝阳经验”。这所学院原名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设有农学、水利、牧医、果林4个系，几年来先后举办了50多期短训班，为社、队培养了近万名各种农业技术人员。其经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