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1957年在上述《纲要》的序言里，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是，发展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极重大的地位。农业用粮食和原料供应工业，同时，有5亿以上人口的农村，给我国工业提供了世界上的最巨大的国内市场。从这些说来，没有我国的农业，便没有我国的工业。忽视农业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是完全错误的。”1960年8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明确作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的论断。
毛泽东的城乡统筹发展理论，是我国领导人对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关系的探索，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丰富的。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几经波折，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在经济计划中，长期存在着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工农关系比例严重失调。代价是沉重的，教训是深刻的。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都反复证明，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已成为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关键。虽然几经沧桑，但是毛泽东探索城乡统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今天城乡发展的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处理城乡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统筹兼顾。城乡关系是我国社会的一种重要关系。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城乡关系处理得不好就会直接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美国哈佛大学1949年出版的《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一书中这样写道：“一个国家，不论已经高度工业化到何种程度，若不能同时在国内的农业和工业之间，维持一种适当的及变动的平衡，或者经由输出和输入，与其他国家的农业企业保持密切的联系，则一定不能持续并发展其经济活动。”所以统筹兼顾是处理城乡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城乡统筹方面毛泽东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例如，他说过：“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解决我国当前发展中的问题，必须把城市与乡村联系起来、统筹考虑。根据毛泽东城乡统筹的理论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不统筹城乡发展，不仅‘三农’问题解决不了，城市的许多问题也难以解决，城市也难以更好地发展。”
第二，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格局。农业属于弱质产业，要使其有大的发展，除了农民自身努力之外，还须有政府和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持与支援。毛泽东对此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1962年，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中，要求“各个工业部门，都必须坚决地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我们必须逐步建立起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完备的工业体系”。规定各行各业都必须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农村，把支援农业放在第一位。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局面却是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造成了农村发展缓慢和城乡二元经济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正式提出解决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从2006年起全国农村彻底取消了农业税，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和谐进步。
第三，加强农村人才资源的输入和开发。实施城乡统筹发展，人才是关键。特别是农村地区，人才更加的匮乏。要加快农村发展必须努力造就一支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人才队伍。在这方面，毛泽东有很多独到的思想和有力的措施。当今，我们从积极方面汲取这些思想与措施的科学价值，加强农村人才资源的输入和开发；通过市场机制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实现人才资源的有序流动，促进城乡人才资源智力共享；鼓励科技下乡、医疗下乡、教育下乡，为农村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毛泽东关于城乡统筹的思想，反映出他关于城市和农村逐步融合的思考。实现城市和农村的融合，是消除城乡差别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一个根本方面。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城市迅速发展是适应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反过来为农村服务。统筹城乡发展，在我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和农村为城市和工业提供的积累的阶段；第二阶段是让农业和农村休养生息，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为特点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和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阶段相对应的。我们现在就处在第三个阶段。
在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关于城乡统筹理论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概念，指出，“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并从“三农”问题、城镇化和党的政策三个方面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具体要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第二节工业化带动城市化
一、城市领导农村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这是城市化道路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关于城市领导农村的思想，反映出他对城市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思考。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提出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现在还有很多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感觉不到，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在农村，还是在关内。大城市是一个大量的普遍的东西，东北四千万人口也是一个大东西，但是在今天来讲，还不是一个眼前的现实问题，还不容易注意到。现在我们大会就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是一个大量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二十四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二十四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要灭亡。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过了四十八年还没有，那还不灭亡吗？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其实，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农民运动，我们比较会搞，工人运动就比较生疏了。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过去我们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比如内战时期、抗战时期都是搞农民运动，将来我们要再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搞正规军队等。这就是我们的预见。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个预见太英明了。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专门讲到“准备转变问题”。他说：“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到城市去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们七大现在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要在精神上作准备。现在可以做的具体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或者调人来训练，或者再多派一点人去训练地下军。把日本赶走以后，我们如果占领了城市，首先要搞吃饭、穿衣的问题。在座的将军们，如果你们搞到北京，没有煤炭烧，搞到上海，没有饭吃，火车不能开，电车不能开，怎么行呢？因此，现在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七大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过去做过工人运动的同志，我们要很好地注意他们，培养他们。有了大城市，整个情况就会起大的变化，今天还没有这个变化，我们还觉不出来。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因此要加以注意。”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七大散了会，要把干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条件下，一批一批地走……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城市领导乡村”的问题。他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城市问题。1951年1月8日邓小平就中共中央西南局1950年11、12两月工作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报告着重汇报了农村减租退押运动开展的情况和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情况。报告说，关于城市工作，已专门召集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收获，在于自此以后，我们将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研究和指导。1月22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一月八日综合报告收到阅悉。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假如可能的话，在今年五月一日以前，请你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主要是对工会工作，对工商业的领导方向和对城市政权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并做出某些决定，为四中全会讨论工会工作准备材料。”
同年2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的信中指出：“请划出一段时间，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总结一九五○年一年城市工作经验，将城市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例如（一）依靠工人的思想问题，（二）工厂管理问题，（三）工会工作问题，（四）城市建政问题，（五）城市建党问题，（六）城市肃反问题，（七）城市统一战线问题等，加以研究和总结，指导所属增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并为五月开会的四中全会准备意见。”
这些材料，反映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城市工作的思考及其政策。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城市领导农村的思想，主要是强调：城市支援农村、工业支援农业。
1966年1月13日国家计委拟定《1966年工业交通企业支援农业的10条措施》。其主要内容是：
（1）为支援农业办好事；
（2）积极支持地方“五小”企业的建设；
（3）地方工业的生产应把为农业服务放在第一位；
（4）继续执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和厂社结合、厂社挂钩的办法，实行工农结合；
（5）大力协助地方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增强地方工业支农能力；
（6）组织“三结合”的技术服务队下乡开展技术服务；
（7）有独立能力的，要把多余的水、电，支援当地的农业生产；
（8）清理多占的土地退还社队耕种，清理有害农业的工业污染；
（9）降低工业支援农业的费用；
（10）加强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