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28日，新华社报道：全国2000多个县和自治区建立起以县医院为中心、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保健站为辅助的农村医疗保健组织网络。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调查报告，并加了一段“前言”：“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人民日报》还公布了毛泽东对“赤脚医生”肯定性的评价，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医疗事业的发展。为了提高赤脚医生的医术，很多地方建立了培训和进修制度。1973年9月26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赤脚医生”发展到100多万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资源转移。
医疗卫生网络向农村延伸是农村城镇化的重要条件。当年的这些举措，无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还经历了另外一场资源的大转移。
那时，中国农村中十分普遍地存在教育不足与教育不均的现象。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地区，不仅表现在大学和中学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而且城市的小学的数量更多、教学质量更高。入学考试和以正规的城市学习资格、学习成绩为依据的升学制度，严格地限制了城市中较贫困的青年和更多的农村青年受教育的机会。
针对这种情况，1964年，毛泽东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他批评了现行的学校课程和教学方式以及考试方法，说它们“害死人”。他提倡缩短学制，提倡新的教育制度要建立在“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基础上，以此来取代与实际生活相脱节的旧的书本教育制度。毛泽东强调其长期坚持的信念：最有创造性的教育形式是来自实践过程中的自学。为了支持这个论点，他独出心裁地把孔夫子变成一个贫农，一个到处周游的人，甚至是一个走群众路线的先驱者：
“孔夫子出身贫农，放过羊，也没上过中学或大学，他当过吹鼓手，什么事都干过……还做过会计，会弹琴、射箭和驾车子。他教出七十二贤人，诸如颜回和曾子等，还有弟子三千。他年轻时来自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
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基本上都停了课，在复课以后，学校便按照毛泽东新的教育方针进行教育革命。这些新方针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扩大和发展农村地区的教育。国家减少了对相对比较富裕的城市地区的援助，而把资金转向主要是农村的贫困地区。新的教育方针把发展初等教育放在优先的地位上，由于初等教育在城市已经普及，所以这种方针的受益者当然是农村，其结果是农村的多数地区（甚至包括偏远地区）都实行了至少是5年制的初等教育。在发展农村学校的同时，还试图使学校系统分散化。在“文化大革命”前，农村学校是由县政府（国家机构）按照国家的统一政策管理的，新的教育方针则要求把学校交给地方农业集体单位管理，小学一般由生产大队管理，中学由公社管理。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农民在对教师和教材的选择、推荐学生上中学或大学、改革课程以适应当地经济的特殊需要等各方面都有更大的发言权。此外，学费、入学考试和对学生入学的年龄限制等都取消了。“大跃进”期间曾实行过的许多业余教育计划和半工半读教育计划也重新得到恢复。中学和大学入学的标准及课程的改变给农村青年提供了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上大学不再通过入学考试，代之而起的是推荐制度。由生产单位按照政治标准和文化程度挑选推荐，优先贫农、工人、士兵和基层干部。他们只有在工厂或农村完成几年的生产劳动后才有资格被推荐成为大学生。毕业后实行哪来哪去。与人们对当时的推测相反，“文化大革命”几乎没有对农业生产造成破坏，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农业生产以年均递增3%的速度平稳地持续发展。实行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大革命”，这应当完全否定。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化、教育的大普及，特别是农村教育与文化建设及其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却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毛泽东关于农村建设的思想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并出现过重大失误，但大部分内容被实践证明是正确和符合实际的。这些内容，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宝贵财富，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之后的邓小平农村建设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二、城乡互助
城乡互助，按照现在的解释，就是：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它是我国为缩小城乡差距而倡导的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工业要面向农业，为农业生产提供经济实用的各种工业品，为农村居民提供各种生活用品。为了发展城市工商业，需要农村提供大量的工业原料和粮食。在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换上，要兼顾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不可偏废。城乡在经济上和生活上是相互依赖的一个整体，城乡必须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才能得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毛泽东关于城乡互助的思想及其实践成果，为我们今天的城乡互助奠定了基础。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1949年4月中旬，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城乡互助”的论断。这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农民占绝大多数、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传统农业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矛盾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城乡社会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和不平等性。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形成了通过城乡互助实现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思路。
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说：“在农业区，我们也要搞工业。”“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拿我们的辽宁来说，这个省的工业很多，城市人口已经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过去因为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没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结果本省的农业不能给城市保证粮食、肉类、蔬菜的供应，总是要中央从外省往那里运粮，运肉类，运蔬菜。主要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没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增长较慢。”“我们在长期战争中曾经打断了城乡的旧的经济联系，在解放初期，全国普遍召开物资交流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城乡的经济联系，包括恢复过去的银行、经纪等。”
“根据统计，我国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六；一九五九年计划完成后，估计一定会超过百分之七十。即使这样，我们还可以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
从上面引证的这些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关于城乡互助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今天，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关于城乡互助的思想中，引申出许多关于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内涵：
第一，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稳定农业和促进农村工业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农副产品供应由数量短缺向结构性剩余转变，农业面临着农业增产与农民收入不同步，以及农户经营“小规模、半自给、兼业化”、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这需要城乡两个方面共同努力。
从农村方面来说，要完善农业组织结构，提高自身发展活力。在双层经营基础上积极推进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商品率和劳动生产率。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是世界性趋势。发展多种形式联合（包括土地、劳力、资金和技术联合）和新型合作组织，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是把农民推向市场后的组织保证。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要求，避免农村新的两极分化。
从城市方面来说，要加强城市工业和科学技术对农业的支援与帮助：加快农用工业发展，为农业提供充足、优质、价廉的农用机械、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等生产资料，国家对农用工业生产、运输实行政策倾斜，逐步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稳定农业科学技术队伍，开展科技下乡，积极推广扩散科研成果与适用技术，保证农业增产增收；帮助农村普及义务教育和人才培训，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技术素质。
第二，搞好城乡工业分工与协作。我国城乡工业同构现象严重，过度的同构化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益降低，应当打破在工业布局上城乡自成体系的格局，搞好城乡工业分工与协作。加强城乡联合，组建跨所有制、跨行业的企业集团，形成利益共同体。
第三，城乡合作，多途径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毛泽东关于城乡互助的思想对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必须走城市化道路，这是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根据中国国情，我国城市化的模式应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大中小结合的多途径综合模式。所谓“城乡结合”，即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既不能仅仅是职业非农化的乡村就地转移，也不可能是全部依赖城市来吸收的异地转移，应从城乡两方面共同努力，把“离土不离乡”与“离土又离乡”结合起来。“上下结合”是在城市建设投资和发展动力上，把自上而下的国家投资与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资、集体投资、外资和个人投资等结合起来。“大中小结合”是指城市规模等级上，要发挥各级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作用，不能把发展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对立起来。
鉴于中国特殊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形态和存在着庞大农村的背景，中国将呈现二元化的城市化道路，即以城市地域经济和人口集聚而呈现的扩展型城市化和农村地域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与劳动力转化和建立农村城市（小城镇）而呈现的集聚型城市化，即农村城市化。农村城市化在中国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和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六大报告还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主要特点。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这些，都是对毛泽东关于城乡互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城乡统筹
城市和乡村是人类创造的诸种文明中两种最主要的社会实体。它们既各有其自身矛盾运动的规律，又是互相依存的对立统一体。城市化既是城市发展的轨迹和动态过程，又是城市和乡村相互运动的结果。它既包括了现代工业推动的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也包括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村人口生产、生活方式、居住方式的变化。
因此，城乡统筹是城市化理论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