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是早晨的太阳，它容光焕发，灿烂耀眼，所有的阴郁和灰暗都遭到它的驱逐，青春是蓬蓬大勃勃的生机，是不会泯灭的希望，是一往无前的学勇敢，是生命中最辉煌的色彩。生活赋予我们一种巨大的和无限高贵的礼品，这就是青春：充满着力量；充满着期待、志愿；充满求知和斗争的志活向；充满着希望、信心的青春。作为人生最美的青与六春时光，大学生活将是我们一生华光流程的开自章始，你准备好了吗？我责任第一节生存观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全部的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活着的和死去的）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
——爱因斯坦人的生存和每一种其他动物一样，首先是要面对通过迅速增殖所引起的生存斗争，这样的斗争是为自己争得生存的原始空间；其次要巩固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就要求人需要不断地向更高处进步，由此就要继续进行剧烈的斗争，是为竞争，没有了竞争，人类就要堕入懒惰之中，积极的生存态度是决定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仅仅靠天赋是远远不够的，天赋较高的人在生活斗争中将不会比天赋较低的人获得更大的成功，认真的生活态度和正确的生存观才是成功的根本。因此，每个人的生存观就成为他获胜的终极之道。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信息化、数字化已经完全占据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化和市场化将人完全推到了竞争的洪流中，时代的流变使得青年人面对着激烈的生存竞争，自然也影响了人们的生存方式的流变，生存观念的改变。特别是现在所谓的数字化生存、视觉化生存和快餐化生存等生存状态的出现，深刻地激励着人们采用更直觉和更便捷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新的一代青年有着自己明确的选择，通过社会实践，相信他们对找到自己与时代高度契合的生存方式，由此使自己的人生定位更符合先进、科学的生命理念，使自己的人生定位更加准确。当然，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加深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也经受了来自西方的形形色色的生存观的冲击。其中有些具有强大魅力和鲜明个性的生存观对现代中国青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克洛德·西蒙的“尝试”式生存观。这位20世纪50年代引领了“新小说派”发展的代表人物，曾庄严地声明：他“只是一个尝试生存的人。为了这个困难地生存”，他“将不惜竭尽全力”地脚踏实地。克洛德·西蒙的“尝试”式生存观传入中国后，很快和当代中国青年的快餐式生存观走到一起，成为“尝鲜”式生活的理论基础，成为了很多中国青年追捧的生存观之一。
海明威的“拳击”式生存观。这位曾被美国总统肯尼迪称为美国国家精神象征的大文豪，以《老人与海》而荣膺诺贝尔文学界的大师，本人就被后人称为一个杰作，并被赞誉代表着一个真正的生存方式，在他看来，人生就像一个拳击场是勇敢者的游戏。“整个世界就像一个拳击场，每个人都在场内，你只有还击才能生存”，所以要求人们时时刻刻准备拿起拳击手套戴上就打，并且一直要打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海明威的这种硬汉般的生存方式，如同雄狮独吼，啸傲人世，对我国很多年轻群体，尤其是白领群体的影响深远，甚至成为他们之中信仰个体奋斗者的灵魂支柱。
马斯洛的“恬然自发、天然情真”的生存观。马斯洛是以需要心理学而蜚声海外，他的需要层次理论，至今仍然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界的经典。在生存观方面，马斯洛主张的生存观代表着一种更为成熟、更为完美的人，是一种自我实现的人。这些都源于他的人生需要理论。一个人的基本需要满足后，又要收到更高一级的需要支配，向更高一级进发，这样的驱动就成为人内在的动力。拥有这样动力的人是“具有一种归属感和责任感的人”，“具有理性的价值观和自尊感的人”，不会是与自卑和卑微等不健全情感的人。是能够积极主动应对生活中所有问题的人，而且是能够为了奋斗、为了开拓奉献自己一切的人。马斯洛的生存观，对已经拥有一定成功的人士的生存观很相似。这是追求人与世界高度和谐的生存观，浪漫而不乏现实的生存观。这不是所谓富人的生存观，因为马斯洛的人生需要理论倡导的基准需要是一个泛概念，其基准由一个人的追求和满足度而定，人并非有足够的富足才能满足。这对现在所强调的绿色生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对真正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有着很深的影响。
除以上三种影响深远的生存观外，在社会中流传着很多形形色色的生存观，虽然其表现方式和所蕴涵的精神状态各有特色，差异鲜明，但终究大多出自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虑而以自我完善为生存基石的思维体系。所以难免会陷入到自我纠结的痛苦中，这就提醒我们，文化的差异性会让我们面对西方文化派生出来的生存观，只能借鉴，而不能完全接受，甚至是复制，由此可以找到真正适合于终究的生存方式。
当今世界的发展，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巨大的时代变化和鲜明的时代特点使得全球性生存竞争的局面正在发生不容忽视的嬗变，其形态直观，内涵深刻，所以要求人们的生存观更具有理性和智慧。当代青年人要善于从集体智慧中寻求到个体生存的方式和智慧，善于借高度和谐的伦理环境进行开拓。生活中需要认真关注生存竞争中的新情况、新倾向、新问题，注意探讨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新思潮、新学科、新理念，善于撷取有助于改善现代思潮风貌的新文化、新价值、新姿态。当代青年的人生价值观多元化，使之不仅重视精神的、道德的、理想的追求，也重视物质的、科学的、感受的追求。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分析，应该从局部的、眼前的、细微功利的方式转向长远的、整体结构的、具有普适性和战略性的人生价值。对生存智慧的选择，应该突破单纯的发展创新智慧的领域，而相应发掘其他伦理智慧、情感智慧等。这样，文明在生活中可以做到弘扬个性，但不会自命不凡；激情四射，但不失理性；流光溢彩，但不会华而不实。由此便能够脚踏今天的大地，勇敢地迎接明天的太阳。
青年人应该以世界智慧生存中一切代表着文明进步的新高度为横坐标，以个体力求在民族团结奋进中做动作为纵坐标，组成人生的交响曲，摈弃一切猥琐不识大体的自恋意识，厌恶一切有碍于发展整体智慧威力和阻碍民族精英脱颖而出的痼疾，唯其如此，才有希望清除中华民族生存智慧中的糟粕，内化出雄狮般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
第一节青春做主
人们赞美青春，讴歌青年，是因为青春是人生最美的时光，青年是世界最具活力的象征。这是最令人艳羡的人生阶段，也是决定人生成功与否的阶段。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青春的践行首先要关注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总是受到时代客观环境的制约，人只有顺应时代的潮流，才可以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否则，将一事无成。
社会发展与青年成长
新中国成立后，时代主题发生了质的变化。如何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成为时代的主题。当时国内百废待兴，国际上麦卡锡主义和杜勒斯主义横行。因此，对青年人的教育成为了重中之重，党和国家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给建国后的青年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949～1976年：从又红又专到以红代专
从1952年开始，我国引进前苏联的专才教育模式，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学习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党和政府明确规定了对新式劳动者的全面要求：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科学文化知识；既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但从1958年开始，对青年的教育和要求开始发生了变化，逐步确立了政治本位的教育发展观。党和政府将政治教育放在各级各类重要位置，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要求青年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是一些具体的做法却违背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并明确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即“两个必须”方针。教育方针从又红又专走向了以红代专，表现出来了唯政治化、统一化、目标成人化，忽视了社会规范、生活伦理、个人修养等内容，过分强调围绕当时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任务，忽视学生的日常生活，也忽视了学生道德判断、道德审思与道德选择能力的培养。这一时代的后期是“文化大革命”。
1978～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迷茫反思到平静务实“文革”结束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青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精神阵痛。王东华先生曾这样说过：“或许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一个民族曾遭遇过这样巨大的自我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没有过，因为希特勒是在大日耳曼种族主义者的旗帜下而对他国进行的侵略和征服；战败的日本也没有过，因为麦克阿瑟保全了日本最高精神权威——天皇；即使是斯大林后的前苏联也没有过。因为列宁才代表苏维埃的真正精神。然而只有中国，只有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才有这样的从‘步步紧跟’到‘彻底否定’的精神崩溃，才有这样精神崩溃后的‘三信危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作为我国“拨乱反正”时期，它是一个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高扬的时代。是青年喜欢言辞、热爱话语的时代。当时的青年主体是“老三届”。他们关注的兴奋点是反思过去、思考未来和积极探索人生的意义。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的春风，曾激活了中国青年沉寂的心田。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整个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被带动起来了，于是关心祖国前途，“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成为当时中国青年价值观的主流。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青年价值观取向呈现出由劫后欣喜转入思考讨论的思想特征。由于当时社会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准备时期，体制改革还没有全面展开，因此人们仍把注意力放在对逝去时代的批判、反思、争论之中。以至于在当时青年中曾出现了多次关于人生价值问题的“大讨论”：如“伤痕文学”讨论、“朦胧诗”讨论、“麦克唐纳与雷锋精神”讨论等。而当时流行的、带有“伤痕”情绪的单一性理性反思，也曾一度将青年价值导向了充满偏激和难以言喻的情感误区。
从1985年到1992年，这是青年全面参与改革的时代。伴随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社会转型获得了实质性启动，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推进。当时的青年对改革抱有很高的热情与期待。在校园里，许多大学生纷纷上书校长和有关部门，陈述他们对经济、政治改革，特别是教育改革的建议和对策。社会的发展见证了两代青年从激情滑至迷茫，从迷茫走向反思，又从反思归于平静的曲折历程。这样一个过程的出现，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开始走向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出现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人为本和全面发展的时期1992年，随着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中关于判断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三个有利于”的论述，打破了长期困扰人们，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造成障碍的思想禁锢，为推动社会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了明确的判断标准。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个注重效率与行动的时代。无论社会还是校园，青年对讨论不再热衷。经过80年代思想旅行与精神流浪之后的90年代中国青年，其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变化：由原来激情式地参与转为务实性地参与；由原来一味地批判彷徨转为宽容与协调的发展。在经历80年代参与社会改革的正反两方面的体验之后，90年代青年已抛弃了浮躁与冲动，能以理智、平静、积极的态度接受并投身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之中。1997年随着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召开，民族主义和务实主义在青年中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归国投资创业。90年代后期，新一轮改革表现出来的全面铺开、整体推进的态势，则为青年价值观追求提供了众多的选择方向。
当时间跨入到21世纪，社会给予青年人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给他们在思想上指明了道路。青年人在自我发展和国家发展中能够平衡对待，在我国经历的重大事件面前，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性和政治认同感。在许多重大事件面前，我们看到了无数青年勇敢的身影和强大的力量，这身影和力量，让我们倍感鼓舞。全国青年以激情、理性、务实的精神，展示了他们良好的风采，展示了现代青年充满爱心、敢于负责的精神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