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民族大变动，它发轫于匈奴西迁，在匈奴不断的打击下，整个日耳曼众多种族被迫进行整体性大迁徙，并强力进入罗马帝国。欧洲社会出现了大变动，首先从地理版图的变动开始，接着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现代欧洲的一切都与这次民族大变动有关，它的影响既深刻又深远。匈奴西迁匈奴是发祥于中国北方蒙古高原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夏称“熏育”，商称“鬼方”，西周称“猃狁”，春秋称“戎”、“狄”，至秦汉始有“匈奴”之称。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为“撑犁孤涂单于”
（匈奴称天为“撑犁”，称儿子为“孤涂”。“撑犁孤涂”即天子之意，匈奴语大为“单”，王为“于”，“单于”即大王），自此，匈奴建立了军事奴隶制王国，完成了向阶级社会的过渡。
匈奴为掠夺人口和财富，四处攻略，一直为中原之大患。秦筑长城以御之，汉高祖刘邦反击匈奴，在白登山被困七日，无可奈何，转而和亲。至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边患暂解。
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部归附汉朝，北部继续与汉为敌。东汉明帝时，窦宪、耿秉率军大破北匈奴，单于率部向西逃窜，开始了“匈奴西迁”的漫长的历史征程。
公元91年～160年，北匈奴向西逃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的乌孙，“专制西域，入寇河西”，但遭到东汉军的一再打击。这一时期中国北方鲜卑族已经崛起，公元2世纪鲜卑檀石槐“尽据匈奴故地”，这样，在鲜卑的严重威胁下，北匈奴只有把掠夺的矛头再次转向西方。
160年～290年，北匈奴侵入锡尔河流域的康居地区。290年～374年，匈奴人继续西行，于顿河以东，黑海以北，侵入阿兰。374年，在匈奴王巴兰姆伯尔的率领下，匈奴人越过顿河，侵入东哥特人领地。
由此触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
日耳曼种族追踪
在罗马帝国的北方，很早就居住着所谓的“蛮族”部落。其中对罗马影响较大的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多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后逐渐向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移民，其居住的范围大致为北起波罗的海，南至多瑙河，西起莱茵河，东到俄罗斯平原这一辽阔的地区。
罗马和蛮族的交往历史悠久，在公元前1世纪时，恺撒就曾率大军远征高卢，他的名著《高卢战记》记述了当时日耳曼人的社会制度为氏族公社制，还未完全定居，主要的生产类型为畜牧业，农业并不占重要地位。过了150年，到公元1世纪末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所写的《日耳曼尼亚志》时，日耳曼人的社会生活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部分日耳曼人已经成为农业居民，开始定居生活，如在莱茵河沿岸的法兰克人。相反，分布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人，仍以畜牧业为主。根据塔西佗等人的记载，这时日耳曼人的社会制度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组成了许多部落联盟，如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等已有军事贵族及亲兵。之所以被称为军事民主制，就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氏族生活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用流血的方式获得财富要比流汗的方式更高尚。为了掠夺土地和财富，日耳曼人经常袭击罗马的北方行省，使罗马帝国陷于困境。因此，罗马和蛮族之间的矛盾很尖锐。在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交往史上，罗马人长期采取攻势，用武力进行征服，但并不是每次都获得胜利。自图拉真帝王以后，罗马帝国已无力向外扩张，只能对日耳曼人采取守势，也就是沿着帝国边界莱茵河和多瑙河修建城塞边墙，史称“图拉真边墙”。而到了公元2～3世纪，为了弥补帝国兵源的不足，罗马又允许一些日耳曼人部落在帝国境内定居，充当雇佣兵。这样，到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人竟然成为罗马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耳曼人向罗马帝国境内迁徙，由来已久，公元前2世纪基姆伯尔和特乌托涅斯人为了寻求土地，曾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罗马故土，但被打退。到300年后的马尔库斯·奥利略时期，日耳曼部落再次入侵，已是强弩之末的罗马帝国只好允许一部分日耳曼人定居在多瑙河以南的帝国版图中。
大迁途历程
影响欧洲历史的日耳曼人的大迁徙运动，是从公元4世纪后半期开始的。374年，匈奴大同盟数十万人在军事领袖巴兰姆伯尔的率领下向西突进，东哥特国王亥尔曼利克年老力衰，初战失利。他不忍目睹国破家亡，旋即自杀。东哥特为匈奴所征服，一部分人继续西奔，来到西哥特人那里。西哥特的国王阿山那里克听闻匈奴来袭，忙在德涅斯特河畔严阵以待。不料匈奴人不正面进攻，却乘着月夜，从上游偷渡过河，猛袭其后方，西哥特人大败，纷纷逃窜，退往多瑙河北岸，请求渡河到罗马帝国，并表示愿意为罗马边防军提供兵员。罗马皇帝瓦伦斯无奈，只好同意，以西哥特人为罗马人守边疆、罗马为其提供给养为条件，允许西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境内。376年春，浩浩荡荡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由此开始了日耳曼民族大迁徙。
西哥特人376年渡河东至帝国的麦西亚（今保加利亚）行省，为罗马戍守边防，但罗马政府却背信弃义，拒不履行供应粮食的承诺，反而勒索捐税，甚至还出现了拐卖哥特人为奴的现象，这就引起了西哥特人的强烈反抗。
378年，西哥特人在弗利提恩的率领下，同罗马皇帝瓦伦斯大战于阿德里亚堡附近，结果罗马军队全军覆没，皇帝瓦伦斯阵亡，罗马帝国受到沉重打击。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大大地削弱了帝国抵抗日耳曼人的力量。
406年，面对西哥特人的猛烈进攻，罗马人兵力空虚，捉襟见肘，无奈只能从重要的莱茵河防线调回部队，但不料汪达尔人等其他日耳曼部落又借机突破莱茵河防线，进入高卢。为了确保罗马的中心地带，407年，西罗马又撤军不列颠，这样又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进入不列颠提供了绝好时机。410年，西哥特人在其精明首领亚拉里克的率领下，攻破“永恒之城”——罗马，然后以土鲁斯为首都，建立了西哥特王国，这是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日耳曼王国，西哥特人在高卢和西班牙定居下来。同时，在匈奴连续大规模的进攻下，其他日耳曼民族为了躲避匈奴的兵锋，也步西哥特人后尘，纷纷踏上民族大迁徙的征途，涌入罗马帝国，在此自建王国。406年，汪达尔、苏维汇人在匈奴的威胁下，被迫西移。他们横扫高卢及西班牙，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以古代迦太基为中心建立汪达尔王国，随后开始向海上推进，先后占领科西嘉岛和西西里岛，进一步削弱了帝国已衰退的商业，而且还于439年攻陷北部的迦太基，建立了汪达尔王国（439～534），455年还侵入罗马。汪达尔王国后来被拜占廷所灭。
451年，匈奴人在其首领——号称“上帝之鞭”的阿提拉的率领下，以匈牙利为基地大举挺进西方，兵临罗马城下，经过教皇利奥一世的苦力周旋，匈奴人在获得财帛之后即撤出意大利。
457年，勃艮第人占领了高卢东南部的罗讷河流域，建立了勃艮第王国。公元5世纪中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匈奴的压力下，渡海来到不列颠，开始了盎格鲁撒克逊在不列颠的统治。这时的罗马帝国已经成为日耳曼人横行
虐的天下，日耳曼人出入其中如入无人之境，在这一背景下，476年罗马军队的日耳曼将领奥多亚克废黜西罗马末代皇帝，自封为王。西罗马帝国灭亡了。西罗马灭亡几年以后，东哥特人在狄奥多里克的率领下进军意大利，打败奥多亚克，在意大利以拉韦纳为首都，建立了东哥特王国（489～555）。后来被拜占廷吞并。
420年，是对欧洲中世纪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法兰克人迁徙的开端。早在东哥特人统治意大利之时，法兰克人通过蚕食的方法，占领了高卢的大部分。481年，克洛维（466～511）以苏瓦松为首都，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史称墨洛温王朝（481～751），后来被加洛林王朝代替。伦巴第人于572年在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平原一带建立了伦巴第王国，首都为帕维亚。伦巴第王国的建立，降下了欧洲民族大迁徙的帷幕。此后，他们都在已占据的罗马帝国的领土上定居下来，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
影像深远
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是欧洲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这一事件欧洲人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一，匈奴人为何在几百年间不断西迁，并最终酿成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这一结局？有些人企图用“外力的影响”来解释，好像匈奴每西迁一步都是由于受到了其他民族的压力的结果。有些人甚至认为是中国打击匈奴从而将祸水西引，这就是所谓的“黄祸”论。的确，强大的汉族曾给匈奴以打击，挡住匈奴向东、向南发展，匈奴就只能转向西方，去中亚一带以劫掠为生。但匈奴自锡尔河流域西迁里海、顿河一带，又渡顿河进入多瑙河地区，却并无何种民族从后给以压力，这又作何解释呢？其实匈奴西迁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匈奴奴隶主贵族利用牧民流动特点，伙同部众，无休止地向外发动战争，掠夺奴隶和财富，这一点才是匈奴西迁的社会根源。匈奴劫掠，东西史家多有记载，如西方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玛西里那斯说，匈奴人“内心中燃烧着毫无人性的抢劫别人的欲望，对邻近的部族大肆烧杀，一直攻打到阿兰”。玛西里那斯还说匈奴人追击西哥特人，大肆抢劫，后来“因为掠夺的东西过多，以致阻碍了他们的行动”，所以，讲匈奴西迁还应从它本身寻找原因才对。其二，对欧洲社会所出现的重大的社会变动只是从蛮族大迁徙中加以解释，忽视从罗马帝国内部来寻找原因。从历史上看，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是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民族大迁徙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民族大迁徙，实际上是指世界性的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农耕世界的大冲击。如果放眼看世界的话，亚欧大陆从兴安岭到喀尔巴阡山，偏南划一弧，就自然形成南北两大世界，北方为游牧世界，南方为农耕世界。这两大世界长期存在着比较尖锐的冲突，这一时期蛮族对罗马的冲击其实只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公元4世纪～公元6世纪）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中国正值两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这时期在中国发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封建史家所说的“五胡乱华”。显然，当欧洲的罗马帝国正在遭受日耳曼民族迁徙所带来的蹂躏时，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也受到“蛮族”的入侵，但结果却大不一样，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一直没有断绝，并且继续发展。
当然，日耳曼各族的大迁徙，以及它们在西罗马帝国的境内建立了众多的王国，对欧洲社会历史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首先，日耳曼各族的大迁徙，以及他们在迁徙过程中的攻击、掠夺和破坏的最终对象是腐朽没落的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虽已腐朽不堪，但它仍在垂死挣扎，并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当时只有借外力来达到这一目的，而蛮族的入侵正好在客观上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其次，“蛮族大迁徙”打破了欧洲原有的政治格局，现代欧洲各民族的地理分布基本形成于此次社会大变动。此外，日耳曼各族的大迁徙也促进了欧洲古典奴隶制的瓦解和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日耳曼征服西罗马后，西欧的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公元6～7世纪的西欧往往被人们看作是一个“黑暗”时期，这一时期西欧在政治上是日耳曼诸王国并立、攻伐不断，与曾经政治强大统一、经济富裕的罗马帝国相比较，简直有天壤之别。文化领域的表现是日耳曼的众多国王控制了西欧国家的世俗政权，但是处于精神文化生活中心地位的基督教会仍然掌握着垄断权。这就形成了西欧独特的、政教分立的二元化结构，它有助于推动西欧文明的发展。其三，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罗马的隶农制和日耳曼人的家内奴隶制相结合，在奴隶制所奠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萌发了封建制。国王、军事贵族、亲兵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而日耳曼自由民纷纷破产，和以前的奴隶、隶农逐渐融为一体，形成了新的农民阶级。结果，在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的相互影响下，西欧社会逐步由古典奴隶制过渡到了封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