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进文章的这个总经理，是开发厕所的，叫“WC总经理”。是个女总。是我大学同学的爱人，名叫许凤兰。
我这个老同学，也跟我一样，学位混到副教授，社会上没个屁大关系。大前年，学院给他一个农转非指标，他才把老婆孩子从乡下弄上城来。
老婆弄上来了，没工作。许凤兰在乡下干活惯了，闷在家吃闲饭，急得要跳楼。对丈夫说，哎，大教授，你可不要说我到城里来给你丢脸，我明天到天云街摆地摊去。
天云街，是全市商业网点最集中的地方，国营大型商厦就有四五家。而且，一家比一家建得高，再加上大大小小上千家干个体干集体的，从早到晚，中国人，外国人，人山人海！人一多，这里就出现了两大难题：一是吃喝，二是拉撒。
天云街吃喝的难题，很快被人发现，并且是超负荷地解决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十几层几十层高的大酒店，和只能放一张小桌儿的个体餐馆，处处都是，整天油烟四起，飘到街上来的油香，味道好极了！
人们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昏天黑地地吃呀喝呀！可是，这么肆无忌惮地大饕大餮的同时，总是忽略了一个带有关键性问题，吃下去，该往哪儿拉？喝下去，往哪儿撒？这座年轻的城市，跟许多美丽繁华的大都市一样，都是吃喝玩乐的地方多，拉撒的地方少。特别是初来乍到这个城市的外地人，一时候都闹不着北，到哪去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地方？俗话说，人到急处不顾羞。只要稍有一点遮拦的地方，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惊惶失措地作一次临时性的救急处理。你处理，他也处理，男人处理，女人也处理。大家处理完了，裤子一扣，完事。长此以往，天云街又带来另一个严重问题：环境卫生。
入世以来，街上不单单是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关部门，就在这一带贴出警告：凡在此大小便者，罚款×元。先是罚一位数。后来贴出罚款××元，罚到两位数。可是，警告贴出去却禁不住人。有关部门，就直接派人在天云街这儿抓现场。于是，这里就常常看到戴着红箍勒的老头老太，抓恐怖分子似的，成天在人海中巡弋。一旦发现有人贼头贼脑地别进墙后去，他（她）们马上分头包剿过去。情况常常是这样：哗哗哗！偷袭者前边作业没完，后边，就被一只戴红箍勒的手抓住了衣服。
“你干什么？”
“我！……”
“看到告示没有？”
“看到了。”
“看到了，你还在这里随地大小便？”
“我……”
“罚！”
“好，罚。”
偷袭者一旦这样被抓住，那就苦了！丢了脸，花了钱，一时半会还走不了人。若是不嘴硬，乖乖地拿出钱来，被老头老太们指着鼻子教训教训，也能走人。若是碰上不服气的主，多的也能罚上五六十，还让你在那儿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卫生法》。所以，偷袭者们态度特好，没扯裤子，预先就把钱衔在嘴里，随罚随给。
久而久之，这个令人头疼的难题，那些整天忙得宵衣旰食席不暇暖的城市父母官们，没有发现，却被一个普普通通摆地摊的农村大嫂许凤兰发现了。
一天，许凤兰回家跟丈夫说，她在天云街发现一项顶好的生意。只须一次性投资，不动手，不动腿，一个月可以净挣八千到一万。
副教授不相信，骂她说疯话。
许凤兰说，书呆子！我一点也不疯。你看啊，在天云街东南角上，建一座冲水厕所，每人每次收三角钱，一天五百人，就是一百五十块，一个月下来，就是五六千。若是节假日，人更多。人多，收钱不就多？我这话疯不疯？
副教授有点吃惊，这个农村媳妇，到城里来，才这么几天，就想改造城市，倒也挺有个性。可个体户开厕所，连外国也没有过的事呀。
许凤兰说，管他妈外国有没有，外国没有过的事，咱中国就不能有？咱中国古时候的人造万里长城，他外国有吗？你识字比我多，替我给城建局写个报告，再向政府要五十万贷款，批了，咱就干，到时我给你发工资。不批拉倒，你那两球，照样夹在裆里上课去，也丢不了一个，担啥心？
报告递上去，不到一个月，还真的批下来了。市长亲自批的。市长说，市民想到咱们干部前头去了，这是城市发展中的新生事物，要扶持。要是全市有一百个、一千个个体、集体出来办茅厕，这样，就完全可以缓解市民和游人上厕难的大问题。
副教授想，既然市长批了，那就赶快找人帮助弄去。
没弄多久，一座别墅般的洋厕，在天云街东南角建成了。
竣工那天，许凤兰买了长鞭，闹得整个天云街满天云雾。当下就有成群结队的人，急火火地拿着票子，要为许凤兰的新厕开尿。
许凤兰大大方方地说：“进去吧。第一天，不收钱，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