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警察局局长先在小酒馆里歇脚，他“赏光”喝了两杯清茶，然后步行到村长家里，房子外面一群拖欠税款的农民已在恭候。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尽管很年轻——他只有三十岁出头——却很严厉，总是帮上级说话，其实他自己也很穷，也不能按时交纳税款。显然他很乐意当村长，喜欢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力，这权力就是严厉，此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表现出这份权力。村民大会上，大家都怕他，由他说了算。有时，在街上或者酒馆附近，他会突然冲着某个醉汉大声呵斥，反绑了他的手，把他关进拘留室。有一次他甚至把老奶奶也关了一天一夜，原因是她代替奥西普来开村会，还在会上骂街。他没有在城市里住过，也从来没有念过书，但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许多深奥的字眼儿，喜欢在言谈中用一用，为此他备受村民敬重，尽管别人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奥西普带着他的纳税簿走进村长家的小木屋。区警察局局长，一个瘦老头子，灰白的连鬓胡子蓄得很长，穿一身灰制服，正坐在上座的桌子旁写些什么。屋子里干干净净，四面墙上贴满了从杂志上撕下来的花花绿绿的画片。在圣像旁边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从前的保加利亚大公巴滕贝克的肖像。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站在桌旁。
“大人，他欠一百十九卢布，”轮到奥西普时，他说，“复活节前他交了一个卢布，打从那天起再没交过一个小钱。”
区警察局局长抬眼望着奥西普，问道：
“这是为什么，老乡？”
“请您开恩，大人，”奥西普激动地说，“容我说几句，头年柳托列茨村的老爷对我说：‘奥西普，把你的干草卖了吧……卖给我。’怎么不行呢？我有一百普特干草要卖出去，都是几个婆娘在草场上割的。行，我们谈妥了价钱……本来挺好，两厢情愿……”
他抱怨起村长来，不时转身瞧瞧农民们，似乎要请他们来作证似的。他满脸通红，额头冒汗，眼神变得尖利而凶狠。
“我不明白你说这些干吗？”区警察分局局长说，“我问你……我只问你为什么不交纳欠款？你们大家都不交，难道要我来替你们承担责任吗？”
“我拿不出来嘛！”
“这些话毫无道理，大人，”村长说，“不错，奇基利杰耶夫一家属于不富足阶层，不过请您问问其余的人，全部过错在伏特加，一帮胡作非为的人。他们一窍不通。”
区警察局局长记下什么，然后心平气和地对奥西普说，那语气就像讨杯水喝似的：“你去吧。”
区警察局局长很快就走了。他坐进一辆廉价的四轮马车，不住地咳嗽，望着他那又长又瘦的背影可以看出，此刻他已经忘了奥西普，忘了村长，忘了茹科沃村的欠款，他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了。他还没有走出一俄里，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已经夺走了奇基利杰耶夫家的茶炊，老奶奶在后面追，使足劲尖声喊叫：“不准拿走！我不准你拿走，你这个魔鬼！”
村长迈开大步，走得很快；老奶奶驼着背，愤怒若狂、气喘吁吁、跌跌撞撞地在后面追他，她的头巾掉到肩上，一头白发泛出淡淡的绿色，在风中飘扬。她突然站住，像一个真正的暴动者，双拳不住地捶胸，拖长声调，叫骂得更响，号啕哭诉起来：“正教徒们，信仰上帝的人啊！老天爷哪，他们欺负人！乡亲们哪，他们压迫人！哎呀，哎呀，好人们哪，替我伸冤雪恨啊！”
“老奶奶，老奶奶，”村长厉声说，“不得无理取闹！”
没有了茶炊，奇基利杰耶夫的家里变得异常沉闷。茶炊被人夺走，这是有损尊严、有失体面的事，就像这家人的名誉忽然扫地一样。要是村长拿走桌子和凳子，拿走所有的瓶瓶罐罐倒也好些，那样的话，屋子里会显得空一些。老奶奶呼天喊地，玛丽亚伤心落泪，所有的小姑娘望着她们也都哇哇哭起来。老头子感到心中有愧，垂头丧气地坐在屋角里一声不吭。尼古拉无话可说。老奶奶一向疼他，可怜他，可是这会儿忘了体恤，忽然冲着他不停地叫骂，责难，对着他的脸不住地摇拳头。她大声斥责，说全是他的过错，还在信里吹牛，说什么在“斯拉夫商场”每月领五十卢布，可实际上给家里寄的钱却很少很少，这是为什么？他干吗回家来，还带着家眷？他要是死了，哪儿弄钱来葬他？……尼古拉、奥莉加和萨莎的模样儿看上去真可怜。
老头子咳了一声，拿起帽子，找村长去了。天色已黑。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鼓着腮帮子在炉子旁焊什么东西。满屋子煤气味。他的孩子们都很瘦，没有梳洗，在地板上爬来爬去，不比奇基利杰耶夫家的强多少。他的妻子长相难看，脸上有雀斑，挺着大肚子在绕丝。这是一个不幸的赤贫的家庭。只有安季普一人看上去既年轻又漂亮。在长凳上放着一溜五把茶炊。老头子对着巴滕贝克念着祷词，说：“安季普，求你发发慈悲，把茶炊还给我！看在基督面上！”
“拿三个卢布来，你就取走。”
“我拿不出来嘛！”
安季普不时鼓起腮帮子，火就呼呼地响，劈啪地叫，火光映红了那些茶炊。老头子揉着帽子，想了一阵，又说：“还给我吧！”
皮肤晒黑的村长此刻全身乌黑，活像个巫师。他转身对着奥西普，说得又快又严厉：“这得由地方长官说了算。本月二十六日，你可以到行政会议上口头或者书面申诉你不满的理由。”
奥西普一点也听不懂他的意思，只好到此为止，回家去了。
十多天后，区警察局局长又来了，坐了个把钟头，后来又坐车走了。那些天，风大而寒冷，河面早已结冰，雪倒没有下，可是道路难走，令大家苦恼。有一天，一个节日的傍晚，邻居们到奥西普家闲坐，聊天。他们在黑屋子里说着话，因为节日里不该干活，所以没有点灯。新闻倒有几件，不过都叫人不痛快。比如有两三户人家的公鸡被抓去抵债，送到乡公所，在那里死掉了，因为谁也不去喂它们。又比如，有几家的绵羊给拉走了，他们把羊捆起来，装在大车上运走，每到一个村子就换一辆大车，结果一头羊闷死了。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谁的过错？该怪谁？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说，“不怪它怪谁！”
“没说的，该怪地方自治局。”
他们把欠款、受欺压、粮食歉收等等所有的事都怪罪于地方自治局，虽说他们中谁也不知地方自治局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当初一些富裕的农民自己开了工厂、小铺和客店，当上了地方自治会议员，却始终心怀不满，后来便在自己的工厂和铺子里大骂地方自治局。
他们又谈到了老天爷不下雪：本该去运木柴了，可是眼下路面坑坑洼洼，车不能行，人不能走。过去吧，十五年、二十年以前，茹科沃村里人的谈话要有趣得多。那时候，每个老头子脸上都是这样一副神气，仿佛他心里藏着什么秘密，知道什么，盼着什么。他们谈论盖着金印的公文，土地的划分，新的土地和埋藏的财宝；他们的话里都暗示着什么；现在的茹科沃人谁都没有秘密，他们的全部生活像摆在掌心里一样，人人都看得见，他们能谈的不外乎贫穷和饲料，再就是老天爷怎么不下雪……
他们沉默片刻。后来又想起了公鸡和绵羊的事，又开始议论是谁的过错。
“地方自治局！”奥西普沮丧地说，“不怪它怪谁！”
八
教区的教堂在六俄里外的科索戈罗沃村。农民们只在需要时，如给婴儿施洗礼、举行婚礼、举行葬仪时才去那里。平时做祈祷到过河的教堂就行了。到了节日，遇上好天气，姑娘们打扮一番，成群结队去做弥撒。她们穿着红的、黄的、绿的连衣裙，穿过草场，叫人看了心里就高兴。不过遇上坏天气，她们只好待在家里。持斋的日子里，他们去教区的教堂作忏悔、领圣餐。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神父举着十字架走遍所有的农舍，向大斋日没有去教堂作忏悔的教徒每人收取十五戈比。
老头子不信上帝，因此他几乎从来不想他。他承认有神奇的事，但他认为这种事只跟女人有关。有人在他面前谈起宗教或者奇迹这类事，向他提个什么问题，他总是搔搔头皮，不乐意地回答：“谁知道这个呀！”
老奶奶信上帝，不过有点糊涂。她的脑子里所有的事都混在一起，她刚想起罪孽、死亡、灵魂得救，忽地贫穷啦，种种操心的事啦，又都插进来，她立即忘了刚才在想什么。祷告词她记不住，通常在晚上睡觉前，她站在圣像面前小声念道：“喀山圣母娘娘，斯摩棱斯克圣母娘娘，三臂圣母娘娘……”
玛丽亚和菲奥克拉经常在身上画十字，每年都持斋，可是什么也不懂。孩子们没有学过祷告，大人们也不对他们讲上帝，传授什么教规，只是禁止他们在斋期吃荤。其余的家庭几乎一样：相信的人少，懂教规的人更少。同时大家又都喜欢《圣经》，温存地、虔敬地喜欢它，可是他们没有书，没人念《圣经》，讲《圣经》。奥莉加有时念《福音书》，为此大家都敬重她，对她和萨莎都恭敬地称呼“您”。
奥莉加经常去邻村和县城参加教堂命名节活动和感恩祈祷，在县城里有两个修道院和二十六座教堂。她去朝圣的路上总是神不守舍，完全忘了家人，直到回村来，才突然惊喜地发现自己有丈夫，有女儿，于是喜气洋洋地笑着说：“上帝赐福给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