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1995年，是邓亚萍运动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个年份，她在自己国家举行的世乒赛上得到了女单、女双、女团三项冠军，一扫前两年“海外兵团”给中国乒坛带来的阴霾。十年间，她经历了蝉联奥运冠军、告别世乒赛、读书、退役、参与申奥、毕业、任职北京奥组委开发部市场部等一系列“大事件”，并最终回到国家体育总局，在总局装备中心担任主任助理，来到了体育官员的角色上。
1997年5月的英国曼彻斯特世乒赛上，邓亚萍得到了自己的第18个，也是最后一个世界冠军。半年之后的11月份，她进入清华大学，正式开始英语专业的本科学习。由于还没有正式从国家队退役，她也成为当时少有的几个走进大学的现役球员。
在清华大学经历了3个多月与老师一对一“家教”式的英语课程之后，她于1998年2月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继续学习。当时邓亚萍还没有退役，她向队里申请3个月的假期并获得同意。可是，还没有等邓亚萍真正适应过来，3个月已经到了，经过国家队的批准，她在英国又多待了2个月。当年8月底，邓亚萍回到北京，准备在国家队恢复训练3个月后参加年底在泰国举行的亚运会。那时候，王楠、李菊、杨影的水平和状态都已经非常不错，邓亚萍也觉得这些年轻选手出征亚运会肯定没有什么问题，于是从9月份起，她开始把精力完全投入到清华的学业中。也就是从那时起，邓亚萍就慢慢地退了下来，不再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比赛。
我不想辜负萨马兰奇，我不需要翻译邓亚萍的学生生涯在退役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要是寻找原因的话，除了她个人不服输的性格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萨马兰奇。
1997年曼彻斯特世乒赛之后，她被当时的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推荐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萨马兰奇也希望她退役之后能够在国际体育领域发展。邓亚萍突然意识到，除了乒乓球，她还应该在运动场之外为国家做贡献。
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只有19个委员，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严格说起来，当时的邓亚萍并不“合格”。由于不会英文，邓亚萍无法与其他委员进行直接的交流，每次开会她都要带上翻译，这让她觉得十分的别扭。而且委员会需要讨论和研究有关运动员的问题，并需要向奥委会执委和主席提交议案，来自不同项目和国家的运动员们文化差异很大，有不同的习惯，邓亚萍知道，作为委员，她必须考虑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既然得到了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邓亚萍就不愿意放弃，更不想辜负萨马兰奇先生。
邓亚萍意识到，要想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首先过语言关，然后开始进一步的学习。这样，她便来到了清华大学，从学习英文开始。
随着退役时刻的到来，邓亚萍面临着她人生的第二个起点。
她这样理解当时她的处境：“短暂的运动生涯总会结束，不管是做教练也好，还是做其他职业也好，都必然有个转型的问题。做教练来说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没有脱离原来这么长时间的积累，而做其他的职业来说可能难一些，因为一切必须从零开始。”
邓亚萍在退役之前，经常问自己两个问题：“除了做教练之外，我能做什么？我会做什么？”她认为这是两个很现实的问题，而从当时的情况看起来，她觉得自己既不能做什么，也不会做什么，所以她就决定去学习。
1998年2月，清华大学与英国有关机构联系，让邓亚萍到世界著名学府剑桥大学进行“强化进修”。提到在剑桥的那段最初学习英语的日子，邓亚萍感触良多，“刚去的时候很难，我语法什么的都不明白。外国老师特别喜欢给我讲语法，而且是用英文，我什么都听不明白。我从剑桥返回来后，强烈要求清华的老师再给我讲讲语法，于是他们又用中文给我讲，我就更糊涂了，因为我先听到的是英文的概念，后来渐渐的我才把语法是怎么一回事搞明白了。我去英国学习的目的很明确，那儿的环境好，我到那儿就练听和说，读和写等都回国再说。”邓亚萍认为，性格决定命运，最重要的是贵在坚持。尤其是在学语言的过程中，很可能一段时间内自己感觉没有任何进步或者甚至有所倒退，但是，如果坚持下来，语言就会有很大的进步。
在剑桥进行了5个月的英语培训之后，邓亚萍回到清华继续读书。一个很巧的机会，邓亚萍结识了诺丁汉大学校长。1999年，邓亚萍获教育部公派，二度赴英留学，前往诺丁汉大学学习。就这样，清华大学和诺丁汉大学联合给邓亚萍开设英语专业课程，她两年多在清华学习，一年多在诺丁汉。2001年6月21日，邓亚萍在清华大学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她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乒乓球的历史及发展》，论文是用英文写的，答辩也是用英文。6月29日，考虑到邓亚萍即将赶赴莫斯科为北京申奥做陈述报告，无法参加学校7月5日举行的全校毕业典礼，清华大学外语系破例为她开了一个仅有校方领导、外语系几位老师和学生代表参加的毕业典礼。
在清华园、剑桥和诺丁汉的学习生活使邓亚萍感到充实和丰富，于是她决定继续在诺丁汉大学攻读“女子体育”硕士学位，并于2002年12月通过了4万多字的《从小脚女人到奥运会冠军》的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凡事都要做到最好的邓亚萍，又把目标锁定在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从2003年开始，邓亚萍一边工作，一边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奥林匹克品牌。她认为，品牌的概念是广泛的，任何企业最终就是在做一种品牌，这一点同做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人，也是一种品牌。
我不想辜负北京老百姓，我不能忘了帮助过我的人2000年底的时候，邓亚萍成为北京申奥的5位形象大使之一。由于国际奥委会禁止委员们访问申办城市，邓亚萍利用自己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开始了全球奔波，登门拜访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向他们“推销”北京，做他们的“思想工作”。2001年2月，奥申委把邓亚萍从英国召了回来，在北京接待奥委会考察团，并做陈述报告。
在申奥的过程中给她感受最深的也是最让她感动的，是2001年一次亲身经历。有一天，她去劲松的一家很普通的商场买东西，一名女售货员跑到她跟前拉着她，邓亚萍还以为这个售货员是她的崇拜者，出乎邓亚萍意料的是，她激动地对邓亚萍说：“你是申奥大使，你一定要玩命工作，一定要成功啊！如果北京能办奥运会，我们家马上就能拆了！”
邓亚萍意识到，这个售货员的话里体现的，不仅仅是她个人的生活状态，而是一个阶层的命运！对于他们来说，要提高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是机会。北京如果申办成功，很多人的生活质量都会因此而提高。
邓亚萍说，这个售货员所代表的是一个阶层：没钱、没势、没权。怎么样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质量？他们比任何人都需要机遇！
这段经历带给邓亚萍观念上的改变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她在做奥委会委员们工作的时候，都会拿出这个例子来。邓亚萍这样分析道：推广奥林匹克需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努力，中国有13亿人口，要推广奥林匹克，当然要到人口众多的中国来！奥林匹克不仅仅是一种竞技体育本身，更重要的是，奥林匹克能够教育人，给人以生活的方向（更快、更高、更强），给人以生活的指南，能够满足各个阶层的需求。尽力去改善当地人的生活状况，乃奥林匹克的精神之所在！
她甚至在见到卢森堡大公（国王）的时候，也给他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深深地触动了这位国王，因为他们贵族阶层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从台前到幕后，邓亚萍认为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更有意义，因为在台前的时候她给大家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这是精神上的，并不能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而她后来的社会公益活动，则是真正希望通过她自己的努力，来触及或者推动人们关心这些弱势群体。邓亚萍强调，如果大家都献出一点爱心，这些弱势群体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她现在已经离开了竞技赛场，不可能让大家再体会到民族自豪感，但是她更加愿意做一些力所能力的事情来回报社会，这也是她人生的愿望和追求。
身兼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委员会主席等多职，邓亚萍现在热衷于公益事业，目前她正在积极参与的，就是成立劳伦斯中国体育基金，将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评比中获得的社会赞助，以及中国十佳劳伦斯委员会所募集到资金，明星个人物品的拍卖所得以及相关活动的门票收入等等，都放到基金中。邓亚萍说：“今年，中国劳伦斯奖加快了与世界劳伦斯奖接轨的步伐，劳伦斯冠军奖并不只是颁奖典礼，它是一个以公益事业和回报社会为主题的体育颁奖活动。体育是从老百姓中间来的，老百姓给运动员出钱，我们就要回报这个社会。纳税人出钱供我们打球，我们不能忘了他们，我们不能忘了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