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环地铁站是香港最繁华的政治文化中心，不仅有全香港最繁华的金融街，周围还有香港政府公署、最高法院、海军总部、红十字总参会及文物馆等著名建筑。因此，这里是全香港地产商无不垂涎欲滴的地皮。从1975年香港地铁公司成立开始，李嘉诚就密切关注任何与地铁相关的资讯，其中就包括最重要的招标与开发计划。1977年，香港地铁公司开始招标，原址拆迁后重新盖地铁周边物业，这一计划吸引了30家地产商，置地也在其中，而置地是当时被最为看好的一家竞标集团。李嘉诚也加入了这场竞标的活动中，除了丰厚的利润，他更看重长江实业在此次竞标中的声誉，他下了即使破釜沉舟也要做一次正面的交锋的决心，若一旦中标，长实的声誉则会一路上升，这是长江实业跻进第一流地产商的极好机会。当时的长实和那些地产巨头比起来显得默默无闻，为了取得这次成功，李嘉诚做了周密的前期调查，他发现地铁公司以高利息贷款支付地皮，公司内部现金严重匮乏，急需现金回流以偿还高额贷款，同时希望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此时的李嘉诚和长江实业，资金实力都不是最强的，尤其是面对像置地这样强劲的对手。所以李嘉诚决定冒一次险，紧急筹备资金，并与地铁公司商洽时提交了这样一份提议：满足地铁公司继续现金的需求，长江实业公司提供现金做建筑费，待商厦建成后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和长江实业分享，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最后如果出售与预期不符，所有的亏损由长实独自承担，并且允诺按时交接，绝不拖延。这样的提议对长实是一次冒险也是一场考验，但地铁公司被吸引和打动了。最后李嘉诚中标，他带领的长江实业也成为全香港最有实力和声誉的地产商。
在前面的竞标案中，看似李嘉诚占了弱势，与自己的投入相比少分了一点钱，也许在当时很多人都觉得李嘉诚吃了亏，但事实上李嘉诚有他自己的一番道理，他说：“我有很多合作伙伴，合作后仍然来往，有时候吃点亏往往可以争取到更多人愿意与之合作的机会，你要先想到对方的利益，然后思考对方为什么要和你合作，然后再说服他，跟自己合作不仅有钱赚，而且还有下次合作的可能。”如果一单生意只有自己赚，而对方一点不赚，这样的生意绝不能干。
可见，这种舍得让利自己才能得到利的处事方法实在是很高妙，它显示了李嘉诚的风度和气量，很多合作者欣赏他的气量才愿意长久地与他合作下去，而只有长久稳定的合作才更有利于集团的稳健发展。
“我觉得，顾及对方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利益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自己舍得让利，让对方得利，最终还是会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占小便宜的不会有朋友，这是我小的时候母亲就告诉我的道理，经商也是这样。跟我合作过、打过交道的人，都是智囊，数都数不清。不怕没生意做，就怕做断生意。”李嘉诚最后总结道。
拓展透析
关于让利才能得利的例子，商界也有很多非常好的例证。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众多企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华为也难以逃脱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面对大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任正非在2009年年初华为公司的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理念，叫作“深淘滩，低作堰”。“深淘滩”就是多挖掘一些内部潜力，确保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投入，确保对未来的投入，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也不动摇；“低作堰”就是不要因短期目标而牺牲长期目标，多一些输出，多为客户创造长期价值。“深淘滩，低作堰”是对华为商业模式的一种概括。
高科技企业“高投入，高回报”传统商业模式早已深入人心。当科技企业持续在研发上高投入，形成了一定的成本优势，企业无不正大光明地把高回报装入袋中。有些巨无霸企业一旦形成垄断，还千方百计地制造壁垒，压制创新技术的应用。任正非不认同这样的做法。中国电信CDMA网络工程招标，朗讯、阿尔卡特、北电等巨头纷纷投出70亿～140亿元的标，而华为只报了不到7亿元的超低价。一时间华为“裸奔”、“不正当竞争”等评论铺天盖地，而任正非对此很是很淡然。他认为这既是华为成本优势地头力的集中体现，又是华为一贯经营战略的具体体现。
除了在技术方面革新，使自身具有更强的硬性竞争力之外，华为还注重对自身软性竞争力的提升。秉持着“低作堰”的运营理念，华为与运营商形成共生的关系，用低价减轻运营商的成本压力，让利给运营商，赢得其长期信任与合作，最终定能取得合理回报。
主动让利降价，不在价格上给对手以可乘之机，这是一种面向长远的“双赢投资”。首先，让出的利润，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对对方的投资，这其实是一种“以小博大”的理念，以当前的小利，博未来的收入，既在当前惠及了他人，又在未来惠及了自己。这种以退为进的思路，每一位企业运营者都应该结合自身企业的实际情况加以思考，把握让利的度，确保企业获得最大的利益。
【延伸阅读】
世界每天都在发生不停的变化，更多的时候，人们仅靠个体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环境的，根据适者生存的原理，多数的时候需要人们去适应环境，因为只有去适应它，才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
在一定意义上，英雄与时势的问题也就是人与环境的问题。倘若要改变环境，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适应环境。只有适应环境，才能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才谈得上改变环境。这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李嘉诚从内地踏上香港这块陌生之地，融入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商业社会，感觉一切都变了。这里盛行拜金主义，一个满脑子诗书礼教的14岁少年，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养活一家人，并创立一番事业，可想而知其难度是多么的巨大。到底该怎么做呢？
李嘉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最好的回答，就是从新开始，学做香港人，对于新环境，去努力地适应。虽然李云经与香港的商业文化格格不入，可是，在环境的逼迫下，他不得不努力使自己与环境融合。他试着去面对现实，对儿子的教育有很大改观，他不再死抱着古圣先贤的风范训子，而是要求李嘉诚试着去做香港人。
学做香港人，首先必须完成两个要求：第一、学会说广州话，第二、攻克英语关。因为在香港，广州话是大众语言，广州话属于粤方言，潮汕话属于闽南方言，彼此相差很远。不会说广州话，在香港可以说是寸步难行。而且香港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其官方语言是英语，也是香港社会的重要交际工具。特别是在上流社会，英语更是非常通用的一门语言。
李嘉诚深刻地体会到父亲的苦心。他把学广州话作为一件大事去完成，他拜表妹表弟为师，勤练不辍。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他就学会了一口流利标准的广州话。
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这其中与港人的整体英语水平是不可分割的，掌握了英语，就能够更多更快更直接地接受西方文化，从而更好地从事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最初，在到达香港的时间里，李嘉诚不再是什么学校骄子，他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就如同在听天书，简直不知所云。而其他的同学，听起来毫无困难，因为他们从小就开始了对英语的学习。
李嘉诚产生了一种自卑心理，因为他对自己的知识感到深深的不足。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然而，李嘉诚清楚地知道，想在香港做大事，就必须学会英语。所以，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攻克英语难关。李嘉诚学英语，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上学放学的路上，边走边背单词；夜深人静，他怕影响家人的休息，便独自跑到户外的路灯下读英语。每天，天一蒙蒙亮，他便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口中念念有词，艰苦地训练英语会话能力。
虽然后来父亲过早病故，李嘉诚辍学到茶楼、到中南钟表公司打工，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辛苦劳作后，他也从来没有停止学习英语。他害怕遭到茶客的耻笑和老板的责骂，通常利用短暂的空闲时间，靠着墙角，快速拿出写好的纸片看一眼。李嘉诚从小好学，善于学习，记忆力也比较好，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努力，英语难关终于被他成功地突破了，他能够较熟练地运用英语书写与会话。
我们能够从李嘉诚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看出，环境的作用确实是巨大的，所以不断地进行学习以适应环境，进而创造新的环境，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能力。李嘉诚精明识势，在艰辛的环境面前能够积极地面对，果断地转变观念，懂得放下自己那些不合时宜的事物，吸收新环境中优秀的东西，这才适应了陌生的环境，并在其中建功立业。从这个意义来看，与其说香港改变了李嘉诚的人生之路，成就了一代商界俊杰李嘉诚，倒不如说是李嘉诚适应了香港、战胜了香港。
一个人适应环境是基础，只有适应了环境，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才能实现个人价值为社会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