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并包括五个主题：人的概念——语言——认识与知识——我们应该做什么？——大脑、意识和精神。之所以如此，首先并不是因为，当代思想家在时间上离我们太近，因此我们还不能确定、哪些思想家更为杰出，并且会对未来的哲学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次也不是因为，随着大学的增多，大学里的哲学教授职位也相应地增多了，因此之故，在当代哲学音乐会里的各种声音的数量也显著地增加起来，而且其中的声音也并不那么和谐一致。
众所周知，最初的哲学是涵盖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的 。早在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医学、数学和法学就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学科。那些科学家们，即那些科学进步的先锋人物们，也越来越多地遇到他们专业的基本问题，并因而面对过去本来更多的是属于哲学领域的问题。于是，在数学家们之间就产生了一场关于数学基本问题的深入讨论。在物理学家那里，这个过程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了，特别是自普朗克和爱因斯坦以来，也就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物理学家们不得不思考那些让人觉得更是哲学问题的问题。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空间？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什么是物质？宇宙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宇宙正在不断地迅速膨胀，以至于远离我们的星系正在以接近每秒300000公里的光速逃逸我们的宇宙故乡？对于地球上生命的出现和生命的进化，也存在与之相应的问题。自近代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简言之，自然科学从哲学母亲的怀抱里挣脱了出来，后来，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如今被称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如历史学、社会学、国民经济学、心理学以及语言学也获得了解放。当然哲学家们仍然思考所有这些问题——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自然哲学，除了法学之外，还有法哲学等等。哲学家们当然也必须以各门具体科学所取得的知识为基础，他们至少要了解这些知识，并考虑到这些知识对哲学产生的影响。
在专门科学与哲学之间也能够就一些重要的问题展开富于成果的讨论。能够看得出，这样的一些讨论对于哲学家们也是富于启发意义的，这会使他们更加关注具体问题。由于获得了一些更具体的论据，或者获得了一些新的研究结果，他们常常不得不改变或修正自己过去的观点。在20世纪的哲学家中间，摒弃自己过去的思想并从新开始的哲学家并不乏其人，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就是其中的两个典型例子。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管是在某个个别学科中，还是在哲学领域内，一些基本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加以研究，当然这些问题也在个别学科与哲学间引起了讨论。哲学家们对此能够做出重要的贡献吗？只要他们对于相关的问题有足够的认识，此外还拥有足够的思想史方面的知识，在科学方法论问题上有判断力，能够在各学科间做对比，那么他们就能够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认为，在本章我将要概略地阐述的五个问题范围内，至少已经显示出了这样一种趋势，即人们摒弃了那种包罗万象的体系，不再试图从“一个观点出发解释一切”，而是依据经验结果，更加注重对个别问题的具体讨论。
1．人的概念(哲学人类学)
1．概念与历史
如果我们用哲学家的目光或透过科学的眼镜来审视人类，那么我们会清楚地发现，在人类认识自身方面，还有两个更为宽广和神秘的领域是永远不可穷尽的：一方面是人类意识刚刚觉醒时就产生的神话和宗教关于人的一些思想；另一方面是伟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对人的阐释，甚至可以说，这些伟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对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的认识比哲学要来得更为透彻。
此外，在早期的人类文明阶段，人作为存在物要高于动物和植物这样一种思想也不是自然而然就产生的；另一方面，把人看做是同一种人类的成员也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古埃及人、古希腊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那里，“人”这个词只是针对本民族的成员来说的，希腊人轻蔑地把非希腊人称作“野蛮人”，时至今日，这个词仍然保留着它的含义。
“人类学”并不是个新词，它是从希腊语antlhropos——人而来的。就我们所知，新教人文主义学者卡斯曼于1596年在他的一本书的题目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18、19世纪时，它指的是生物学的分支，其主要任务是对人种的描述、研究和区分，因此，它的研究范围大概与今天的民族学和种族学相近。随着19世纪进化论的出现，研究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就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它主要以挖掘出的人体骨骼为依据。与此相联系，在我们今天的语言应用中所指的人类学家首先就是一个在这一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这种“民族中心论”在古代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得到了克服，比如，当历史学家希洛多德远游异邦并认识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之后，他就努力为克服自己本民族对非希腊人的种族偏见而斗争。到了智者学派那里，人人平等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才真正出现，这不仅仅涉及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到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而亚里士多德还曾经试图证明奴隶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坚信所有的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斯多葛派和基督教对此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humanitas”——人道或博爱这个词就是由斯多葛派创造的。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即使在今天，人类的社会现实距离这个理想仍然非常遥远。
由于许多种科学都以人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于是我们通常称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研究人类的科学是物理人类学或生物人类学，根据其专业范围，还可以划分为医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
卡尔·马克思和查尔斯·达尔文一样，他们的学说极大地改变了人的概念，不仅仅改变了人的科学和哲学观念，而且还改变了大众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的动物，他被迫劳动，而且是在社会中与他人共同劳动，只有通过这种劳动，他才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并最终创造了自身。
达尔文用他终生的科学研究证明了，地球上的生命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不断地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结果，人类就是这种进化的产物，人的祖先就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他的《人类的由来》。
最后，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又将达尔文关于人的特殊地位的相对性的理论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在人的欲望结构和无意识的心灵生活中也存在动物性。如今在《梦的解析》发表一百年之后，尽管弗洛伊德的某些假说和理论已经受到人们的质疑，但是他的学说仍然持久地改变了人的概念。
2．舍勒的推动
像舍勒这样一个人能够勇于面对具体问题，这是一件历史的幸事。他坚信，自己作为一个思想家必须把建立一种“探索人的本质的基础科学”当做自己时代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对他来说，人的概念是他的思想的基本范畴；此外，正如他的生活以及他的学说所显示的那样，作为一个人，他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观察着自己的同类；对他来说，哲学思想观点的特点就是认识人的最内在的本质。他面对着一种精神状况，在这种精神状况中，哲学家对于长久以来成为哲学的主要兴趣的认识论感到不满，他不再关心认识论问题，而是关注人本身，在他眼里，哲学的任务不仅仅只是考察人的认识功能，而应该从整体上把人当作一个有感觉、有痛苦、有认识和有行动的人来考察。尤其是自达尔文以来的生物学，自弗洛伊德以来的心理学，自狄尔泰以来的历史学，还有诸如社会学等等学科提供了大量的关于人的知识，这就要求人们对这些知识进行综合分析和阐释，除了哲学之外，哪一门学科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呢？舍勒就是首先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之一。
“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种自然科学的人类学，一种哲学的人类学和一种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互不关心，因此我们没有一种关于人的统一的观念。”因此，舍勒试图从人与动物的关系出发重新确定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形而上学的特殊地位”。他从考察生物的精神力量的等级出发，无意识、无感觉和无观念的感情冲动构成了精神力量的最低等级，在植物和人身上都存在这种感情冲动 。舍勒认为，在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眼里，人这个词可以归纳为三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人的观念，即把人看做是上帝的造物，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东西，他是生而有罪的；第二种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那里去的人的观念，即把人看做是理性动物；第三种就是现代的生物进化论。本能是精神的第二种本质形式，它是生物与生俱来的和合乎目的的。
自然反应，它不是对始终变化的特殊环境的反应，而是对在可能的环境因素的秩序中某种特定的种的典型结构的反应。在这里，舍勒特别提请我们注意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终生观察昆虫所获得的认识。
从本能的行为中产生出两种新的行为方式，一种是“习惯性的”行为，一种是“智能的”行为，其中所谓的实用的智能倒是更接近于本能的和官能的范围。舍勒进一步探讨了德国动物学家沃尔福冈·克勒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类人猿所做的试验，这个试验得出的结论是，这种与人类非常近似的动物是具有“智能行为的”。
可是，如果说动物在这个意义上是“智能的”，它能够适应突如其来的环境改变，那么，在动物和人之间难道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难道它们之间不只是一种等级的差别吗？对于上述问题，舍勒的回答是：在人的身上有某种远远高于动物的东西，它处于“生命”之外，或者说它是与有机生命不同的东西，它是精神，而人是精神在其中显现自身的行为中心。作为精神的生物，人已经不再受欲望和周围世界的束缚了，他不再依赖周围的世界，或者说，他是“对世界开放的”。他不是生活在一个周围世界之中，而是拥有这个世界。“人是一个X，他能够在无限的程度上向世界开放。”另一方面，在那个被作为“对象”而给予他的世界中，仿佛是为了自我防御，他也将自己的精神特性，即个体的精神经历制作成了“对象”：自我意识是除精神之外的人的第二个本质特征。动物也会听和看，但是动物不知道自己会听和看！自我意识能够使人超越因为欲望和周围世界的刺激而引发的短暂的感情冲动，使人拥有“意志”，使他能够不受情绪冲动的影响，而坚定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能够承诺的动物”。
基于以上考察，舍勒得出了关于人的观念生活的新认识。比如，他得出了如下的认识：只有人才拥有一个知觉和经历的空间，也只有在人这里才发展出一个抽象的空间概念。在此基础上，舍勒提出了他的中心问题：如果说精神能够使人与“生命”疏远，或使人与自己的生命疏远，使人自己的生命屈服于自己，那么，难道精神是一种强大的、与生命对立的、甚至超越生命的力量吗？舍勒的回答非常干脆，不。“原本较低等的是强大的，而最高等的则是软弱的。”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是无机物的盲目的能量。在他看来，人类的文明就如同娇嫩的和容易受伤的花蕾，它是短暂易逝的，它的出现也是一种偶然事件。世界的进程就取决于原本软弱的精神与原本盲目的力量之间渐渐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
对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人现在看上去像是一个在自身之内蕴含着精神和生命的矛盾体，同时，人又负有使命，他应该参与到精神与原始冲动的相互冲突中去，他是上帝的战友，他应该参与创造世界历史，因此，人的生成同时也是神的生成——德国神秘主义者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思想。
3．普莱斯纳
所有的有生命的东西都与它们的环境发生着关系。植物直接依赖于其生物圈，与植物相比，动物是独立自由的。但是，动物只生活在此时此地。“动物从它的生活圈子里走出来和走进去，但是动物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活着。它在周围环境中经历着某种陌生的和独特的内容，它也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它形成一种自我反射的系统，但是它并不经历着自身。”
在人类的身上却实现了一个较高级的阶段：虽然人从本质上来说也生活在此时此地，但是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他也意识到了他的存在的中心性，他拥有自身，他也知道，他自己是可被觉察的，在其中有一个自我，在“自我背后还有一个自身内在性的消遁点”。他的这种本质“使他能够自我疏离，在自己和自己的经历之间挖出一道鸿沟。在鸿沟的两边，一边是他的肉体，一边是他的灵魂，并且同时他又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于是他就成为人。”
除此之外，人“生活和经历的不是自身，而是经历着他的经历”。普莱斯纳把人的这种独特的地位也称为“偏离中心的地位”。人拥有外在世界、内在世界和自己的同类。外在世界包括空间和时间中的对象，内在世界就是他的“心灵”和经历。同类指的就是他的同时代人。我们再引用普莱斯纳的一段话作为本节的结语：“人被置入虚无之中，既无地点，也无时间，人的本质就是不断地自我实现，永远不可能再走回头路，在他的历史命运的安排下，他总是会遇到新鲜的东西，且永无止境。”
4．吉伦
如果说吉伦在方法上与舍勒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吉伦也保留了舍勒的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也就是说，他也将动物和人做了对比，他得出的结论是：每一种动物由于受到其种属所特有的天生的本能的限制而最终不得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生存范围之内；它的知觉、行为和活动必须与周围的生存环境相适应；在这个确定的范围之内，它能够正确的行为，尽管它也有学习的能力，但是它不可能逾越这个特定的范围。
吉伦自己的思想首先在方法上是独树一帜的，他竭力使自己的研究不受那些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干扰。就人而言，肉体和灵魂的问题就属于这种问题，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就曾经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做过各种努力。吉伦从美国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的”方法那里受到了启发，他把人看做是行为的动物，把“行为”看做是人类真正的关键问题，从而避免了思想上的二元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舍勒走向了二元论。人类行为的目的就是改造自然，人类的行为是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
与之相反，人是一种有缺陷的东西，他与生俱来的生存装备是不完善的，在感觉能力、自卫能力和本能直觉方面，人都比不上动物，因此，在一种纯粹“自然的”环境下，人是根本没有生存能力的；为此，人获得了补偿，他拥有“对世界的开放性”，他的感觉能力和学习能力使他不再受本能和生存环境的限制，人的直立行走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人手的形成以及人的运动机能的适应能力，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使他能够通过有计划的共同的行动去改变外在的与自身相对立的自然，使自己能够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换言之：由于被人类按照自己的目的改造了的自然事实上已经不再是“自然”，而是“人类的作品”，是“人类文明”，因此，从本质上说，人是一种能够创造文明的生物，而且为了有生存能力，人也必须创造文明；从另一方面说，人又反过来受到他自己创造的文明的影响。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更为宽泛的文明的概念，它既包括“原始人”创造的武器、工具和屋舍，也包括后来的人类社会中形成的法律、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组织几乎没有什么是“自然的”和天赋的，尽管某些社会形式如群居、婚姻家庭、社会秩序、私有财产等等在我们看来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一切都是人类创造的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也是值得怀疑的，是可以改变的。事实上，今日的人种学的许多观点也表明，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圈子里，人类的信念和制度是如此丰富多彩，几乎是“无所不有”。
人在几乎缺少遗传本能的情况下也仍然能够生存下去。人是极其脆弱的，他也特别容易受诱骗，因此，人会坚持不懈地追求一种共同生活，创造秩序、法律、机构、行为规范，简言之，创造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只有借助于这样的“社会组织”，人才能够在一个开放的和危险的生存环境中建造一个适合自己共同生活的秩序，并确保这个秩序能够相对稳定。对个体的人来说，社会组织就像是他的外在的依靠，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依靠。
因此，我们可以把整个文明看作人类在自然界中为自己建造的“巢穴”，以使自己能够在其中栖居。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技术就一直伴随着他，对于人这样一种有缺陷的动物来说，技术是他的生理器官的替代品，而且这种替代品在功能上要远远超过人的所有生理器官。这样看来，“技术”就构成了人作为生物的结构特征。
吉伦对文明和技术所做的解释或许可以作为一种例证，吉伦对人类的感觉世界和语言的分析也可以作为一种给人印象深刻的例证。在吉伦使用的大量概念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减负”。在生理器官方面几乎是“一贫如洗的”人被迫无数次地尝试他的感觉、说话、运动、触觉、抓握等的方式和内容，而且通常看上去像是在玩耍一样；他探索周围的世界，并在自身之内建立起一个经验和习惯的系统，其实，要不是他拥有一个自己创造的符号世界，那么这个系统对他并不是都有用处。属于这个符号世界的首先是语言，它能够把人通过感官把握到的事物的无数的属性用一个符号表达出来，比如缩减为一个词。对人来说，一个概念如“椅子”或“石头”可以说就是一个标签，它代表着事物的诸如大小、硬度、重量、表面特性、用途等等大量的特征。这样，他就可以对他的经验进行“登记注册和排列”，以随时听候他的调遣。语言的这种“减负功能”就由吉伦这样明确地提了出来。
2．语言
1．回顾
我们必须从认识论的批判转向语言的批判。“在我看来，重要的问题不是：什么是理性？而是：什么是语言？”“如果没有语言，那么我们根本就没有理性。没有语词，就没有理性，就没有世界。”
必须回溯到18世纪下半期的第二个理由是当时一种独立的语言科学已经开始发展出来，至少是发展出来了一个语言学的分支。学者们虽然知道“古典语言”的语法，从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希伯来语语法也受到关注，但是，”关于语言的数量和语言的丰富多彩，欧洲人所知道的却非常之少。
语言学迅速发展的真正诱因则是英国人对印度的占领和统治。英国人威廉·琼斯是加尔各答的一个大法官，他致力于研究梵文，这种语言在当时的印度已经不再是一种活的语言，只是在文化或法律领域还被使用，一些重要的法律条文都是用梵文撰写的。1786年，琼斯在一次报告中说，梵文的构造非常不可思议，它比希腊语和拉丁语更加完美和丰富，这三种语言在语法形式和词根上非常相似，这不可能纯属巧合，它们肯定有一个共同的起源。
这一切推动了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弗朗茨·波普、雅各布-格林等人开始对印度日耳曼语系展开广泛的研究，而这项研究工作至今仍未结束。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地球上至少有5000种语言，死的语言和方言还不计算在内。
对于哲学来说，更有趣的倒不是语言的这种多样性，而是所有的语言都有某种共同的本质特征这样一个事实，即所谓的“语言共性”，每个儿童，只要我们把他放进某个语言环境里，那么这几千种语言的哪一种他都能学会，而且会把它当做自己的“母语”。
2．威廉·冯·洪堡
洪堡几乎没有完成和发表一本关于语言的著作，《论思想和语言》是作为片断遗留下来的，他的三卷本著作《论爪哇古语》也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他的语言哲学入门著作是《论人类语言结构的不同性及其对人类思想发展的影响》，其中基本囊括了洪堡的语言学思想。
对洪堡来说，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人类学的问题，因此也就是康德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但是，人只有通过语言才成为人。语言是一种媒介，人的思想、生活和感受都是通过语言实现的。每个人适应周围的世界和在世界上为自己定位都要通过语言来完成。人的世界始终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对洪堡来说，语言不是一种僵死的东西，语言总是在活动之中，基本来说，语言只活在每个人的说话之中，书面文字并不是活的语言，书面文字就形同“僵死的木乃伊”。
洪堡特别强调了语言的富于活力和创造性的特征，他认为，语言不是纯粹“符号的体系”，语言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外在显现”，洪堡的这些思想对后来的许多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
在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个思想流派，它被称为“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它与洪堡的思想基本一致，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每—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世界观。这个假说也被称为“语言学的相对论”，不过我们不能确定，它的两位创始人萨皮尔和沃尔夫是否读过洪堡的著作。爱德华·萨皮尔祖籍德国，是个人种学者，他主要研究印第安语言。本杰明·李·沃尔夫原来是个化学家，后来成为萨皮尔的学生，他研究了郝必部落的语言及其世界观，并将它与标准的欧洲语言和世界观做了对比。其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比如，在时间和数的概念上，郝必人只把基数1、2、3等应用到在空间中可感觉到的对象上去，但是并不把基数应用到时间单位上去。我们可以同时知觉到许多人，但是却不能同时知觉到许多天。我们每次只能拥有一天，第一天过后第二天才到来，这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他必须看完一个再看下一个。在这里，看病的是同一个医生！也许回来的第二天与第一天是同一天呢？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中提出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十分明确，但是不管怎么说，两种语言之间可能存在的鸿沟是可以弥合的，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可以通过好的翻译而达到相互沟通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这种沟通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谁要是想继续探讨这个问题，那么他就必须注意到，我们的语言中所储备的词、惯用语和固定搭配大多是来源于一些偶然和必然的奇妙的混合。这条规律适用于每一种自然语言 。罗马语族语言文学专家马里奥·万德鲁茨卡曾经特别强调地指出了这一点。
3．激进的语言批判：弗利茨·毛特纳
语言科学发展至此已到达20世纪初 。弗利茨·毛特纳在世纪之交写出了他的主要著作：《语言批判论稿》。接着他又写出了《哲学辞典》以及《无神论及其在西方的历史》。
经过对语言进行的尖锐批判之后，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只有怀疑，怀疑语言，怀疑一切，此外还有深深的绝望。因此，毛特纳与智者派的激进的怀疑论者高尔吉亚是并列齐名的。高尔吉亚曾经说过：无物存在。即使有某物存在，我们也无法认识它。即使我们能够认识它，它也是无法被表达的。毛特纳说：有某物存在，但是它却不能被确切地认识，或许它根本就不能被认识。即使它能够被认识，那么它也只能在我们的语言中至多以隐喻的方式被表达出来。因此，在相互理解之间就被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
对这样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来说，还有没有一种慰藉呢？在上帝那里他是找不到慰藉的，因为“上帝只是一个词而已”，它所表达的意思与“神祗”或“偶像”并无多大区别。作为一个有名的无神论者，毛特纳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肯定得不到什么好名声。有一次，他称自己是“无神论的神秘主义者”，借以寻找某种心灵的慰藉。
虽然毛特纳的著作是引人入胜的教材，但是直到此前不久，只有在图书馆里它们才能被见到，这与同样是犹太思想家的维特根斯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今天，在研究语言问题的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是声名最显赫而且影响最巨大的人物。
4．语言学的骤变：索绪尔
“20世纪的物理学是由普朗克和爱因斯坦主导的”，这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因为这两位科学家是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的，他们的同行们也都为量子论和相对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果我们只列举几个名字用以代表整个漫长的思想史的发展，这肯定是不合理的。若说当然上面这句话也并不完全错。与此类似，如果我们把20世纪初语言学的转变归咎于一个人或归咎于他的一部著作，这也同样不合理，我们所指的这个人就是菲迪南·德·索绪尔，他的著作就是《普通语言教程》。
索绪尔的基本思想对于人们如何看待语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语言是什么？索绪尔说：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语言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而言语是个别的、境遇的，但是，语言不是言语的总和。语言潜存于一群人的头脑里，或更确切地说，是潜存于一群人的头脑里的语法体系，因为在任何人的头脑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结构中才能完全地存在。
每一个语言符号都具有双重特征。在其中，音调形式、能指和所指被融合到了一起。两种因素的结合不是基于随便某个自然的对应物，而是基于习惯，它是任意的或偶然的。它只是基于习惯和习俗，德语里的“Baum”和法语里的“arbre”指的是同一个东西。所以，在内容和功能上，符号只是被消极决定的：通过它们的相互关系，通过它们在系统中的地位，它们才获得其价值。
科学可以从两种完全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个系统：一种是同时性，它从事物一个时间内的横断面来进行研究，也就是研究语言的静态结构，另一种是历时性，它从事物发展的过程来研究事物，也就是研究语言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的现象。在第二种情况下，变化是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发生的 。历史比较语言科学研究第二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则是由语言学来研究的。语言学将语言看做是具有相对价值的系统，它要遵循某种特定的规则，这就好比棋盘上的棋子，棋子的移动会改变原先的平衡状态，但它最终必须维持一种平衡状态。
索绪尔的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甚至超越了语言学的范围，受其影响最深的是结构主义，其次是社会学和人类学。
5．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或许没有哪一位能够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哲学作出的贡献更多。由于他的思想，当代哲学发生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变。维特根斯坦活着的时候，他在德语国家里基本上是默默无闻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公众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在哲学辞典里也找不到他的名字，而在盎格卢撒克逊国家里，特别是在法国，他早就出了名，了解他的思想的人认为，他是我们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而且他也是最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的人。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主要是在英国产生了影响；另一个原因是，维特根斯坦自己不仅不去寻找公众，而且还有意识地躲避公众的注意；此外，他的第二个创作时期的著作大部分是在他死后才发表的。
维特根斯坦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其中包括音乐、技术、建筑、雕塑、数学、逻辑学以及哲学。他的性格很不稳定，变化无常，对于批评意见很敏感；在莫利茨·石里克谨慎地引荐下，他与维也纳学派里杰出的人物建立了联系，他非常注意使自己的哲学观点不至于受到这个学派的批评；作为朋友，他是个非常慷慨大方的人；他喜欢过孤独的生活。
如果我们不把维特根斯坦的学生根据他的讲课笔记整理出版的取名《蓝皮书》的著作算在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哲学活动第二个时期的思想主要就是包含在他的《哲学研究》之中的，这本书于1953年以德英两种文字出版
维特根斯坦本来决定在他死后再发表这部著作，而他的其他生前发表的著作有些或许也是违背他的意愿与公众见面的。
《逻辑哲学论》是一本薄薄的但内容却较为艰深的著作，由一些格言式的句子组成，都用小数的形式编了号，比如5．1就是对5的解释或扩充，5．11就是对5．1的解释或扩充，以此类推。尽管这能够让读者一目了然，尽管维特根斯坦大多使用日常语言，但是这本书对门外汉来说理解起来还是相当困难，其原因是：第一，它是用特别精练的语言写成的；第二，要理解它，读者必须事先了解弗雷格和罗素的学说；第三，虽然维特根斯坦使用的是日常语言，但是他却给它们赋予了偏离日常用法的新的含义。
为了能够让读者对这本书有个初步的认识，我们在这里摘引它的几个基本论点，用以展现维特根斯坦的整个思想大厦的基本结构：
1．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东西。
2．那发生的东西即事实就是原子事实的存在。
3．事实的逻辑形象就是思想。
4．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
5．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基本命题则是其本身的真值函项。
6．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是：[p，ξ，N(ξ)]。这是命题的一般形式。
7．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该沉默“6．54我的命题可以这样来说明：理解我的人当他通过这些命题——根据这些命题——越过这些命题时，终于会知道是没有意思的。他必须排除这些命题，那时他才能正确地看世界。”
当维特根斯坦重新开口说话时，他表示，在此期间，他对自己的《逻辑哲学论》的体系做了细致地审查，或者说他又打破了自己的体系，一个陌生的批评家几乎不可能比他做得更加细致。维特根斯坦相信，他的逻辑哲学论“已经基本上把问题最终解决了”，而且他在其中所阐述的真理“是确定的，并且是不可反驳的”。之后，维特根斯坦完全从哲学界退隐了，他保持沉默达十年之久，而他的著作却在哲学界引起了大量的评论和论争，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文章的那种确凿无疑的说话方式，那种极端性和难以理解性。
正如维特根斯坦为他的《哲学研究》写的序言里所说，他是自己决定要出版这本书的，尽管他对此还有些踌躇，并且觉得他现在所能拿出来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哲学论述，是“在漫长而曲折的旅途中所作的风景速写”而已。“自从我于16年前重新开始研究哲学以来，我不得不认识到在我写的第一本著作——指的是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有严重错误。”这些话证明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非常诚实和有责任心的。
《哲学研究》的正文约有350页，维特根斯坦在其中的许多地方并没有给出最终的形式，它的大部分都带有对话的特征，要么是思想家自己和自己对话，要么是他与一个虚构的人物对话。
维特根斯坦抛弃了他在逻辑哲学论中的许多命题，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他抛弃了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所搭建的本体论的架构，即认为世界是“事实”和“原子事实”的总和，而且它们像原子那样是彼此独立的；他抛弃了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表述的世界与其形象在思想和句子中的明确的联系的思想；他抛弃了逻辑哲学论中那种绝对确定性的理想。在逻辑哲学论中，他认为，凡是能够说出来的，就能够清楚地说出来。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认为，语言的词和句通常都是多义的、模糊的、不精确的，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事实。逻辑哲学论中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谁要是想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思想，他就必须给自己的词和句赋予清晰的意义，意思是说：某个词的准确意义必须经过详细的分析才能得出来。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认为：谁要是想知道某个词的含义，他就必须看看这个词是如何被使用的，这是了解这个词含义的唯一途径。
在这里，我们还要讲一讲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的概念，他在《哲学研究》中说：“我也将把由语言和行动。
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语言和下棋这样的游戏有些类似，说话者使用词句操作语言就像下象棋的人使用棋子下棋一样，他们都是按照预先确定好了的规则，而且双方的参与者都必须对这些规则非常熟悉，虽然他们并非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语言游戏中，参与游戏者也不一定能够理解完整的和精确的规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人们能够把说话者所处的情景以及某个事件发生的背景都考虑进去，也就是把语言之外的情景作为背景考虑进去，那么语言游戏就可以玩，它也可以被理解。
通过以上简述，或许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与以前的哲学家提出的任务相比)乍看起来好像并不那么艰巨，但是实际上它却是一种西绪弗斯式的劳作，若想把我们的思想从语言的诱惑和迷惑中解放出来，这实在是一种无穷尽的劳动，因为我们都被捆缚在语言的媒介中，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摆脱语言的纠缠。
下面我们在从《哲学研究》的丰富内容中选取几个思想碎片：
语言。
不是世界的映像；语言有自己的秩序，它使这种秩序接近现实，或者说把这种秩序强加于现实。我们幼稚地以为，每一个词都有一个与它所称谓的对象相对应的对应物，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对象，那么我们就会想象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称之为“意指的神话”。许多概念的意义是模糊不清的，维特根斯坦用“游戏”这个词来说明这一点。语言绝不只是以命名或描述现实为目的的，我们也使用语言去“请求、致谢、诅咒、问候、祈祷……”现代语言行为理论继承了他的这一思想。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具有“治疗性的”目的，传统哲学陷入了语言使用的困境之中，他试图为其拨开迷雾。总之，“哲学的一整块云凝结成了语法的一滴水”。
6．“语言学的转向”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乔治·爱德华-摩尔。虽然摩尔在他漫长的教学生涯中很少发表作品，但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里，他仍然被看做是20世纪影响较大的思想家之一。摩尔是一个不太考虑个人利益的人，不爱慕虚荣，他的行为在哲学这一行当里是少见的：他仔细地研究了他的同事们的思想，然后帮助他们澄清观点。为了让一个同事改变自己的观点，他曾经给这位同事写了一封20页的长信，几乎就是一篇完整的论文，而他却没有想到，如果把它发表就有可能会给他带来名誉和威望。在他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分析和澄清观点，以健康的人类理智为根据，去发现日常语言使用中的错误和歧义。因此，他属于语言分析哲学(在英国它被称作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与维特根斯坦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莫利茨·石里克是维也纳学派的中心人物，他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凡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事情，都应该由个别科学去研究。哲学的任务就是去检验和澄清它们所说的。人们甚至可以不无尖刻地说：当心理学和其他人文学科都成为独立的学科之后，哲学家们就开始面临着失业的危险，于是他们就想出一个主意，把所有科学所发表的见解都当作自己新的研究领域。
鲁道夫·卡尔纳普也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关于这个学派，我们在“认识与知识”一节里还要详加论述。卡尔纳普曾经在布拉格的德国大学里教书，由于他的犹太血统，他被迫离开欧洲，之后，他去了美国，在芝加哥和洛杉矶找到了工作。因为经过“语言学的转变”之后，认识论的所有问题或大部分问题也就成了语言问题，而卡尔纳普关于语言的思想则涉及到这两个领域，所以，我想在这一节里介绍他。
和其他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家一样，卡尔纳普对传统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感到极为不满：与人类在数学和经验科学领域，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所取得的进步相比，人类在哲学领域内难道有真正的进步吗？当两个数学家争论时，其中的一个数学家可以通过严格的逻辑推理反驳另一个数学家。当两个物理学家对一种理论产生争论时，那么其中的一个物理学家可以利用他通过观察和试验得出的结论去说服另一个物理学家，指出他的理论的矛盾之处。这样，他就能够迫使自己的对手放弃或修改自己的论点。如果哲学在自己的中心领域不能取得真正的认识进步，如果它只能提出问题，却给不出问题的答案，那么迄今为止的哲学就完全把自己的任务搞错了。哲学的任务不应该是对现实世界表达自己的认识，而应该是去考察科学对现实世界表达的观点是否正确。哲学的任务(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寻找观点和问题的意义”。哲学是一种工作，它的目的就在于，弄清楚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将有意义的句子和无意义的句子区分开。
什么是有意义的句子呢？在石里克看来，只有当一个论点能够被证明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这个论点才有意义。也就是说，一个句子除了在语法和句法上符合语言规范之外，它还必须能够被证实，即通过经验的检验证明它的正确与否。比如下面这个句子：“在现象世界背后还有一个物自体的世界。”这个句子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不能通过实验来证明这个句子的正确性。与此相反，“恒星X有三颗行星”这个句子原则上来说就是可证实的，所以它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可以略带夸张地说，一个句子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可证实性。
如果我们把这一“可证实性原则”或“经验的感官标准”应用到哲学家的学说中去，那么他们的学说可以被分为三组：第一，他们的论点表达的是一种纯粹的逻辑关系，比如，“当一个结论的前提是错误的时候，这个结论就是错误的。”这样的论点是有意义的，是没有矛盾的，但是它对于实在世界却没有表达出什么东西来；第二，他们的论点涉及到经验的可证实的句子，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句子就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而非哲学的范围；第三，这是一些关于实在世界的论点，但是这些句子是无法证实的，因而它们是无意义的。
第二种无意义的陈述是这样产生的，虽然句子是由一些有意义的词语组成的，但是这些词语的组合却是违背句法规则的，比如，“虚无虚无化”这句话，“虚无”这个词在我们语言中表达的是一种纯粹否定的东西，是某物的不存在，把它当做一个行为的主体或认识的主体则是没有意义的。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甚至在今日，为什么形而上学的命题一再地被提出来呢？而且为什么总有人会深受形而上学的影响呢？
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不能明确地区别认识和经历。虽然形而上学几乎不包含可被证明的认识，但是它却可以表达经历，它可以像文学和艺术那样表达。
“世界感觉”。它的创作者如果能够尝试利用诗的表达工具，而不是“用概念作诗”，并把本来是诗中表达的东西看做是现实的认识，那么他们也许会更诚实一些。
卡尔纳普是个知识渊博的人，而且对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对他来说，在科学逻辑和创造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交往语言之间——至少在心理上——存在着紧密地联系。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卡尔纳普希望能够创造一种尽可能符合逻辑的理想的人工语言。而另一些思想家——如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希望以日常语言为基础。英国的吉尔伯特·赖尔也是一个带有这一思想倾向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著作是《心的概念》他认为，哲学问题和争论源出于范畴的混淆，因此，他试图以身心关系的哲学问题为例，来探讨如何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消除这一问题。他用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证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就是一种范畴错误或范畴混淆，也就是说，他用适合于描述一种范畴的语言去表达属于另一种范畴的事实，把一个概念放进本来不包括它的范畴中去，身心二元论的实质不是区分，而是混淆，它把本来不属于机械论范畴的心灵的概念放进这一范畴中，用因果关系的语言描述心灵活动，致使心灵与身体纠缠不清。
7．语言行为理论
语言行为理论必须始终考虑到社会环境的因素。一对将要结婚的新人在结婚登记人员面前所说的一个简单的词“是”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个简单的词，它同时也是一个行为，是一种行为的执行，我们只有在某种地点和处境中才能理解它的真正含义。所以，语言行为理论涉及到两个知识和研究领域，要明确地给它们划分界限也是相当困难的：一是社会语言学，它研究语言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二是语用学，它研究语言与语言使用处境的关系。从语言行为理论中又发展出一个分支，即所谓的对话分析理论，它假定，说话者的意图、他想要听众理解的意图以及听众实际上理解的意图是一致的。提出这一理论的是美国哲学家格里斯。
8．展望
语言获得以及儿童期母语的学习为语言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机会。我们可以设想，把恩斯特·海克尔提出的生物发生基本规律应用到语言问题中去。观察儿童的语言获得可以让我们有机会研究人是如何开始使用语言的，因为我们几乎不可能去研究在原始人那里语言是如何发展的。斯金纳认为，语言获得是儿童与他的周围环境交流的结果：儿童听到语音后，会去模仿，然后他逐渐地学会理解语言，并利用语言与他人进行交流。
而乔姆斯基则坚决地反对上述观点，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永远不可能理解儿童是如何学会母语的。这个理论中包含着明显的错误，它没有搞清楚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即在提供给儿童的经验材料与这些材料所产生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周围环境能够提供给儿童的语言材料并不多，而且往往还会提供给他一些被歪曲了的错误的语言形式。但是，儿童并不仅仅是模仿他听到的句子，他很快就能够造出他从未听到过的句子一甚至会造出人们从未听过的句子。一旦儿童学会了语言，他就能够造出无数的句子来，或者能够理解无数他从未听过的句子。在这种能力方面，儿童的智力程度只起很小的作用。这就是语言的创造性和生成性，这种创造和生成语言的能力是人的内在机能。
因此，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虽然周围环境所能够给儿童提供的语言材料很重要，但是一种天赋的素质在这个过程中显然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这让我们想起，过去的许多哲学家也经常相信有“天赋观念”，乔姆斯基的这种天赋观念说引起了许多人的讨论。不过我们也不能过高地估计它的价值，乔姆斯基的命题并没有肯定儿童的某些“观念”是与生俱来的，因为这个过程更多的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毋宁说，这个命题想要表达的是，人与生俱来地具有一种学习人类语言的素质或天赋。因此，乔姆斯基得出了下面的结论：这种天赋导致了语言的“共性”，也就是说，人类的所有语言都有共同性。
人一旦掌握了他的母语，那么他就能够利用有限的词语和规则构造出无限数量的句子来，这样一个事实使得乔姆斯基得出了他的“生成转换语法”的理论。什么是语言的共性呢？美国的格林贝格特别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认识到，要想检验语言的共同性是难乎其难的，因为我们必须为此而去考察人类的约5000种活的语言。不过能够确定的是：所有的人类语言所表达出的人类思想感情的结构都是相同的，我们的经验、观念和思维结构都是相同的。比如，我们所经验的空间观念上、下、左，右、前、后，时间观念过去、现在、未来、白天、黑夜、清晨、傍晚、昨天、今天、明天等都是相同的，只不过在不同的语言中，人们对于相同的观念会有千百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如果语言共性是“天赋的”，那么，只要我们把一个普通的儿童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中，他就可以把人类的几千种语言中的某一种作为自己的母语去学习和掌握。
我们下面要讨论的语言问题范围内的观点或许会使其他所有观点都黯然失色，说的是现代科学对大脑的研究使得我们有可能了解到语言在人脑中的活动机理，使我们知道了大脑的哪一部分以何种方式掌管人的语言能力。
以前，人们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大多是通过偶然的机会获得的，当一个人的脑部受伤以后，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能够观察到他的语言能力受到干扰，或完全丧失语言能力。当这个人死后，人们可以通过对他的大脑做病理解剖而了解到，他的大脑的哪一部位受到了伤害或损坏，然后人们就能判断出，受伤的这一大脑分区必定是掌管人的语言能力的。而在健康和正常的人身上，我们却几乎得不到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大脑里的活动我们是观察不到的。
这一切听起来好像很令人振奋，而实际上我们的研究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因为人的大脑是个极其复杂的组织，正如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澳大利亚的脑科学专家约翰·埃克勒斯爵士所说，大脑是“整个宇宙的广阔而奇妙的结构中的最为复杂的研究对象”。大脑中拥有数十亿计的神经细胞，通常，一个细胞会与几十个或上百个神经纤维连接在一起，大脑的每一个活动都会引发上百万的细胞参与进来。而且，语言也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即使我们不去考虑世界上有几千种不同的语言，而且我们关于人类语言的形成几乎是一无所知，撇开这些因素不谈，单单是如下事实就足以令我们大伤脑筋：每一种语言至少会有几千个词，而这几千个词中的许多个词又都有许多种甚至上百种不同的意义。
如果我们计算一下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所能掌握的单词数量，那么这个数目可能会达到10 000或100000；如果我们再将全部知识领域内的专业术语再加进去，那么这个数目可能会达到上百万，况且有的人还能够掌握几十种语言。显然，人的大脑能够储存这么多的词语，包括词语的发音和书写方式和意义，当需要的时候，这些词语会被从人的意识里调出来。此外，人们利用这些词语组合成语言的方式几乎是无穷尽的，只要掌握了这种语言，每个人随时都能够按照语言规则造出有意义的句子来。人能够利用如此多的词语和相对来说却非常少的句法规则组合出无限多的句子来，人的这种能力是令人惊叹的，这也是语言学最应该做出解释的一点。另外，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这就是掌握母语的说话者造句的速度快得惊人，而且，他在说话时还会有几百种肌肉和神经参与进来。如果有人想了解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那么我们可以给他打一个比方，这就好比我们去问一个千足虫，它在行走的时候是如何协调它的那些个腿的呢？一旦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它可能就真的不会走路了。虽然在接受语言的过程中肌肉和说话的神经并不用参与进来，但是，在听的时候，人会使用他的听觉器官，在读东西的时候，人会使用他的视觉器官。这些也都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说了这么多，目的是想说明，尽管人们把最先进和昂贵的灵敏仪器应用于研究中去，而且也有健康的或者带有语言障碍的受试者可供观察，但是，在研究“语言和大脑”这个问题上，我们才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人们还打算利用对人脑的研究方法去搞清楚意识的本性和产生原因，这也同样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