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存在与本质。
“上帝存在”这句话并非一种自明的真理，也不是人的天赋真理。它必须首先被证明。在托马斯看来，上帝的存在是可以通过理性加以证明的。不过，托马斯对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的那种本体论的上帝之证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安瑟尔谟是想从上帝的概念本身推导出上帝的存在。
托马斯的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以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的学说为依托的。在解释上帝的本质方面，托马斯试图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一条介于人格化的上帝观念和新柏拉图主义的上帝观念之间的道路。《神学大全》里按顺序列举出了证明上帝存在的五种理由，我们摘录如下：
上帝的存在，可从五方面证明：
首先从事物的运动或变化方面论证。在世界上，有些事物是在运动着，这在我们的感觉上是明白的，也是确实的。凡事物运动，总是受其他事物推动；但是，一件事物如果没有被推向一处的潜能性，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物不可能在同一方面、同一方向上说是推动的，又是被推动的。如果一件事物本身在动，而又必受其他事物推动，那么其他事物又必定受另一其他事物推动，但我们在此决不能一个一个地推到无限。因为，这样就会既没有第一推动者，因此也会没有第二、第三推动者。因为第一推动者是其后的推动者产生的原因，正如手杖动只是因为我们的手推动。所以，最后追到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是必然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
第二，从动力因的性质来讨论上帝的存在。在现象世界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动力因的秩序。这里，我们决找不到一件自身就是动力因的事物。如果有，那就应该先于动力因自身而存在，但这是不可能的。动力因，也不可能推溯到无限，因为一切动力因都遵循一定秩序……因此，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乃是必然的。这个最初动力因，大家都称为上帝。
第三，从可能和必然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我们看到自然界的事物，都是在产生和消灭的过程中，所以它们又存在，又不存在。它们要长久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这种不能长久存在的东西，终不免要消失。所以，如果一切事物都会不存在，那么迟早都会失去其存在。但是，如果这是真实的，世界就始终不该有事物存在了。因为事物若不凭借某种存在的东西，就不会产生……不过，每一必然的事物，其必然性有的是由于其他事物所引起，有的则不是。要把由其他事物引起必然性的事物推展到无限，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有某一东西：它自身就具有自己的必然性，而不是有赖于其他事物得到必然性，不但如此，它还使其他事物得到它们的必然性。这某一东西，一切人都说它是上帝。
第四，从事物中发现真实性的等级论证上帝的存在。……世界上一定有一种最真实的东西，一种最美好的东西，一种最高贵的东西，由此可以推论，一定有一种最完全的存在。……因此，世界上必然有一种东西作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得以存在和具有良好以及其他完美性的原因。我们称这种原因为上帝。
第五，从世界的秩序来论证上帝的存在。我们看到：那些无知识的人，甚至那些生物，也为着一个目标而活动；他们活动起来，总是或常常是遵循同一途径，以求获得最好的结果。显然，他们谋求自己的目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计划的。但是，一个无知者如果不受某一个有知识和智慧的存在者的指挥，如像箭受射者指挥一样，那他也不能移动到目的地。所以，必定有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一切自然的事物都靠它指向着他们的目的。这个存在者，我们称为上帝。
我们关于上帝的认识有三个特征：首先，它是一种间接的认识，也就是通过上帝在自然中的影响来认识上帝；其次，它是一种类推的认识，也就是依据造物与被造物之间的相似性关系推论出上帝的存在；第三，它是一种整合的认识，我们只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逐步地认识上帝无限完美的本质。总之，这种认识是不完善的，但它毕竟是一种认识，它会教导我们，把上帝看作一种以自身为原因的完美存在。
神圣启示告诉我们，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 。在创世中，上帝实现了他的神圣理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再现，当然是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
人与灵魂我们略过托马斯的宇宙学理论。
而直接转向他的心理学理论，这也是他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托马斯来说，人的灵魂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的对象。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他都讨论过人的感情、记忆、个体心灵的能力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认识。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
仍然是托马斯的理论基础。灵魂是赋予一切生命现象以形式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应用到人身上也就意味着：“思维活动的原则、理性灵魂是人的肉体的本质形式。”托马斯解释说，人的灵魂是非物质的，也就是说，它是非物质的纯粹形式，是一种纯粹精神的不依赖于物质的实体。由此便产生了它的不可摧毁性和不朽性。由于灵魂是不依赖于肉体的独立实体，因此它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亡，并且作为纯粹的形式它也不可能自我毁灭。人对永生的渴望并非纯粹臆想，对托马斯来说，这正好为灵魂实体的不朽性提供了证据，在这一点上，他与阿威罗伊主义者不同，因为他们只承认超个体的灵魂的不朽性。
有植物灵魂，它有代谢和繁殖能力；也有动物灵魂，它有感官知觉、欲望和自由活动能力。而在人那里，除了以上这些能力之外，他还有理智能力，即人的理性。托马斯赋予理性以绝对优先地位，理性高于意志。因此，托马斯主义的灵魂和认识理论是理性主义的。在心理学方面，作为多米尼克教徒的托马斯的观点与同一时期的圣方济各修士们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圣方济各修士的神学理论是以奥古斯丁和柏拉图的学说为依据的，他们强调人的认识的主动性特点。而托马斯则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依据，强调认识的被动和接受的特征。他认识到，认识主体与被认识的客体之间存在相似性。如果心灵中的形象与现实达成一致，那么也就获得了正确认识。
在个别灵魂力量或能力问题上，托马斯仍然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
对于如何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托马斯给出的答案是：并非通过分享神的观念，而只是通过人的感官经验。因此可以说，托马斯是个经验主义者。我们所有的认识材料都来自我们的感官。当然它们还只是材料而已。我们的理智将对这些材料做进一步的处理。感官经验只向我们显示个别事物。但是，理智的真正对象则是寓于个别事物之中的本质。为了认识这种本质，精神必须借助于“想象”。在这里，康德的认识论已经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预先被表达了出来，根据他的理论，认识产生于正在形成中的形象，这些形象是借助于人心灵中的思维和直观形式并通过感官知觉而获得的现象。剩下的问题只是，“想象”在感性直观的继续发展中是如何进行的，我们认识的哪些部分来自感性，哪些部分来自我们自己心灵的一般形式和特性。
紧接着托马斯的灵魂和认识理论，我们再来看他的伦理学思想。
托马斯说：“要获得幸福，人必须知道三件事情：第一，要知道他信仰什么，第二，要知道他渴望得到什么；第三，要知道他应该做什么。”
作为道德行为的前提，托马斯强调了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托马斯的观点与奥古斯丁以及圣方济各修会的神学理论也是截然对立的。在内心深处，托马斯接近于一种决定论。涉及到人的具体德性，托马斯吸收了希腊的四种传统的基本德性，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并附加上三种基督教的德行：信、望、爱。托马斯的伦理学思想结构是极其复杂的，但是他的基本思想却很简单：
理性是人的本性。只要他是人，那么人的至善就在于：理性能够在认识真理中获得完善，人的欲求要以理性为准绳。人之为人，就因为他能够掌握理性。一个人具备好的认识力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好人，要成为一个好人，他必须具备好的意志。沉思的人生要高于庸碌的人生，倘若一个人能够放弃掉一部分他对沉思的爱好，而对他的邻人的幸福做点事情，那么他就能够更好地实现上帝的意志。凡是违背理性的事情，也必然违背人的本性。
爱朋友是好的，因为他是朋友，爱敌人则是不好的，只要他还是敌人。但是，假如他是上帝的孩子，那么爱敌人也是好的……把朋友当作朋友来爱，和把敌人当作敌人来爱：这似乎有些矛盾。但是，爱朋友和爱敌人，假如两者都是上帝的孩子：这样就不矛盾了。就我们自身而言，认识比爱更重要；因此哲学家将人的认识品性置于他的道德品性之上。但是若考虑到超出我们自身以外的事情上，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上帝时，那么爱就比认识更为重要。由此说来，爱高于信仰。
作为政治坚定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都非常关注现象世界。下面的话就表明了他的这一立场：“倘若一个人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好人。”“一种德行涉及公共利益越多，这种德行就越高尚。”
但是他们两人的兴趣却又分为两种不同的方向：阿尔伯特更为关注的是感性世界，托马斯更为关注的则是道德世界，即国家。若在今天，我们会说，阿尔伯特更像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托马斯则更像一个人文科学研究者。阿尔伯特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著作未做任何评论，而托马斯对这一领域则做了非常深入地探讨。和希腊人一样，托马斯也认为，人完全是处于社会和国家秩序之中的。
托马斯直接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学说，而且托马斯也是西方世界里第一位对国家理论给予如此高度重视的人。在这方面，他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奥古斯丁的思想结合到了一起。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托马斯也认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是一种社会动物。因此，国家秩序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一个人与许多人共同生活在一起，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必须有某种起制约作用的东西。这么多人生活在一起，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都自私自利地只关心个人的利益，而这时若没有一个人能够以社会的共同利益为己任，那么人类社会将会是一片混乱，这就像人的肉体或任何一种有生命的动物一样，如果在他的体内没有一种起主导作用的能够顾及到身体各个器官的共同利益的力量，那么他就不可能存活。”因此，在托马斯看来，一种社会权威是必要的。由于人在本性上是社会动物，而这种本性是上帝所赋予的，所以，如《圣经》所言，上帝也是统治阶层的倡议者。
托马斯遵循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将国家形式区分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共和”政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退化形式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在这些国家形式中，托马斯更喜欢君主制。对此他有一种理想的观念。国王在国家里的地位必须像灵魂在身体内和上帝在世界内的地位一样。一个好的和正义的国王的统治必须以上帝对世界的统治为榜样。“如果一个统治者能够很好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国家谋福利，这就是一种至善，如果他滥用自己的权力，那么这就是一种极大的罪恶。”一切统治形式中最坏的形式就是僭主政治。如果僭主政治成为国家的政体，那么也应该建议它的人民要忍耐，因为暴力革命往往会带来更为严重的恶果。
因为托马斯将国家看作是一个大的道德实体，所以他认为国家的任务就是要使它的人民过一种正直的和合乎道德的生活。这样一种生活的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维护和平。第二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是，在和平和富裕中合乎道德的生活并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极乐至福。引导人们获得这种极乐至福，这不是世俗统治者的职责，而是教会的职责，也就是神父的职责和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罗马教皇的职责。因为教会的职责高于国家的职责，所以世俗世界里的国王要服从于教会的统治。也就是说，托马斯非常明确地认为，只要尘世的事物对于人的超尘世的目标起作用，那么世俗权力就必须服从宗教权力。
托马斯的意义。
整理、区别、划分一将不同的东西按照他们各自的内在价值加以归类整理，这就是他的著作的伟大和意义所在。“智者的责任就是：整理。”托马斯·阿奎那的毕生事业也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
托马斯过去的老师大阿尔伯特比托马斯活得时间长，他称托马斯是“教会的一线光明”。托马斯过早地去世了，紧接着，在修会内部和整个天主教界，人们围绕托马斯主义的地位问题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他的声音主要是来自信奉奥古斯丁哲学的方济各修会神学家们，托马斯在世的时候就与他们展开过激烈的辩论。托马斯去世三年以后，巴黎的大主教对托马斯的几种理论做了公开判决。但是托马斯的学生满怀对老师的崇敬和爱戴还是坚持不懈地继续贯彻着他的思想。
托马斯主义成为多米尼克修会的正统哲学。1322年，教皇承认托马斯是圣徒。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教皇都对托马斯的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致力于他的思想的传播。1879年，托马斯主义最终也被天主教教会宣布为正统哲学。1931年，教皇颁布了新的规定，教会大学里的哲学和思辨神学课程必须按照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和原则进行讲授。
与此相联系，托马斯主义在19和20世纪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复兴。在所谓的新经院哲学——这是一个波及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思想运动，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出自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框架内，产生了一种新托马斯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试图将现代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成果与托马斯所创立的天主教宇宙观糅合到一起。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还要对托马斯主义的现代发展做简要阐述。
并非光荣的一页针对几乎所有的中世纪思想家，我们都可以提出指责。由于托马斯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我们在这里也就从他人手了，看一看他的影响有多深。
问题涉及的是，相信有魔鬼和女巫。《神学大全》里有下面一段话：“奥古斯丁写道：许多人声称，他们曾经亲历过或听其他亲历过的人说过，森林之神常常会调戏妇女，渴望与她们同房并且也这样做了。因此，若否认这一点就是厚颜无耻。”在另一个地方，托马斯又说：“逍遥学派认为根本就没有魔鬼，这显然是错误的观点。”
任何时代都有人会相信，的确有魔鬼和女巫。在《旧约》中对此也有过描述，萨罗让隐多珥的女巫召回死去的撒母耳的亡魂，并请他为抵御菲利士人的进攻出谋划策。
中世纪时，相信有魔鬼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在直到12世纪的几百年里，教会一直把这种现象看做是异教迷信的残余，对它基本上表示容忍或较为温和的抵制。渐渐地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女巫们之所以拥有特异功能是因为她们与魔鬼撒旦缔结了契约。在当时，相信有魔鬼的人之所以那么多，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受教会抵制的许多教派被视为黑暗的魔鬼世界的代表，它们是与上帝的光明世界相对立的。
谁要是与魔鬼结成同盟，那么他就是反对上帝的，因而他也是反对教会的，因为教会就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于是，谴责装神弄鬼的巫术渐渐地就与谴责异端邪说融合到了一起。宗教法庭原来是审判那些偏离宗教信仰的异端分子的，如今它也用来审判巫师了。许多教皇都授权宗教法庭对巫师的审判，1252年，教皇英诺森九世授权宗教法庭可以使用刑罚。
大约在15至18世纪，对巫师的迫害才真正达到高潮，教皇英诺森八世于1484年颁布的教谕对迫害巫师的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比那两位多米尼克教徒和异端裁判官海因里希·依斯提托利和雅各布·施普朗格发表著名的《打击巫师之锤》还早一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本书是除《圣经》之外最畅销的书，成为迫害巫师的专业性手册。
焚烧异教徒和巫师的火焰熊熊燃烧了两个半世纪之久，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被烧死的人加起来共计有10万之多，另有人则认为，牺牲者远远不止这个数目。被烧死的人中，大部分是女人。只要有人告发，就足以开庭审判。在酷刑面前，几乎所有人都会招认最为荒唐的罪行。这种迫害行为基本上都发生在中欧和西欧(西班牙、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德国和波兰)，而在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东正教地区，并没有发生这种迫害行为。随着殖民地的开发，这种疯狂的行径也被带到了海外，1692年，大火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萨勒木燃烧了起来。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这种迫害行为逐渐停止下来，这主要是弗里德里希·冯·施佩和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的功绩。德国最后一次焚烧女巫发生于1775年。
(3)但丁
但丁·阿里基里于1265年出生在佛罗伦萨，年轻时，但丁对贝亚特丽丝满怀着理想的爱情，但是他的情人不幸过早地夭折了，这激发了他的艺术创作热情，古罗马诗人的诗作和法国普罗旺斯的诗歌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典范。他在波罗纳学习了经院哲学，在巴黎掌握了哲学和神学的基础知识。由于政治原因，他遭到故乡城市的驱逐，从此以后，他过着动荡不安和不幸的流亡生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终于在拉文纳找到了自己的避难所，1321年，他在那里去世。
由经院哲学——特别是通过阿尔伯特和托马斯——发展起来的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图景在但丁的著作里以一种最为优美的诗的形式被表达了出来。
《神曲》描述了但丁所崇敬的罗马诗人维吉尔引领但丁游历了从地狱经过炼狱最后到天堂的历程。他的历程是从走向地下世界开始的，他在一个山谷中拾级而下，从那里便可以进入大地的中心，到达地狱。在九层地狱里，但丁由上至下遇见的罪人一个比一个罪孽深重，他们分别犯有淫欲罪、吝啬罪、暴戾罪、邪教罪、杀人罪、自杀罪、欺诈罪、负心罪、卖淫罪等；在最阴暗的底层有人类的两个大叛徒犹大和布鲁图斯——其中一个对基督的不幸负有责任，另一个对帝国的缔造者凯撒的不幸负有责任。
从地球的另一端一直往上，维吉尔和但丁就来到了炼狱。它的形状犹如一座陡峭的山峰，共有七层高高地叠加在一起，它们与七重罪相对应。炼狱的顶部就是天堂。维吉尔不允许进入神界的天堂，因为他是一个未接受过洗礼的异教徒。从这里开始，继续引领诗人但丁的就是他所钟情的女子贝亚特丽丝，她看上去已经被神化了，象征着她已经接受了上帝的恩赐。她拉着但丁的手一起飞升，共同游历了众天使居住的神界天国。最后，但丁见到了辉煌壮丽的景象，那里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天府。
在经过地狱、炼狱和天堂的这整个历程中，诗人但丁遇见了一些著名人物，有些人才刚刚过世。他与诗人、王侯、教皇交谈，他也与奥德赛和皇帝巴巴罗萨交谈。在与这些人以及他的向导的谈话过程中，他有机会与他们讨论一些令他苦思冥想的神学、哲学和政治问题。但丁对经院哲学思想了如指掌，他对自己掌握的材料也能够驾轻就熟，因此，“即使那些对别人来说是古怪的和枯燥乏味的经院哲学神秘理论，甚至它的三段论演绎推理学说，他都能够用惟妙惟肖的形式重新表达出来”。但丁学识渊博，那个时代所有领域的知识，包括天文学知识，他都是耳熟能详的。当然，他所表达出的思想基本上都不是他自己独创的思想，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主要是表达了阿尔伯特的思想，在神学和政治领域，他主要是表达了托马斯的思想。至于但丁赋予这两位大师的大师即亚里士多德以多么高的地位，我们在论述亚里士多德一章里所引用的但丁的诗句就是最好的明证。
但丁的《神曲》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不朽之作。在已经过去了的古希腊时代，有伟大诗人荷马，在紧随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时代，有伟大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而但丁则是基督教中世纪里涌现出来的天才诗人。但丁的作品就像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正在开始走向衰落的中世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和感情被集中浓缩于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但丁发展了托马斯的政治观点。在托马斯那里，维护和平是统治者最重要的职责。但丁认识到，仅有国家内部的和平是不够的，国家之间的持久和平也是必要的，因此需要一种凌驾于各个国家君王之上的最高权威，一种至高无上的皇权，它不依附于教皇，而是直接受命于上帝。在但丁看来，教会和教皇的职权是有一定限度的，教会的世俗化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要真正理解但丁的政治观点，我们必须了解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在整个中世纪，尤其是在但丁所处的时代，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之间充满着权力之争，除此之外，在意大利内部，盖尔夫党与奇伯林党之间也存在着党派之争。但丁试图超越这些具有时代局限性的纷争，他不想站在某一个党派的立场上，而是构想出一幅理想的蓝图，即不管是宗教势力还是世俗势力，它们的权利都应该局限于各自归属的范围之内。
4．后期经院哲学
1．罗吉尔·培根
培根于1214年出生在英格兰，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接受教育，他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几乎涉猎了当时的所有门类：数学、医学、法学、神学以及哲学。在中期经院哲学和后期经院哲学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时间分界线。中期经院哲学大师还活着的时候，罗吉尔·培根在许多方面就已经超越了他的时代，他不仅对托马斯主义进行了攻击，而且还使整个经院哲学的基本原则受到了震动，从而为中世纪末期欧洲思想向近代的转折准备了条件。和后面将要讨论的几位后期经院哲学家一样，培根也是英国人，他也加入了方济各会，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托马斯的哲学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抵制。1247年，培根又重返牛津，他阅读了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的著作。格罗塞特斯特是现代自然科学的早期奠基者之一，他在牛津大学从事教学活动，后来他将自己的藏书遗赠给了方济各会。或许是受到格罗塞特斯特著作的影响，培根开始潜心学习语言和钻研自然科学，而且还动手做了一些试验，如光学试验，由于缺乏资金，也由于他的上司和教友对他的实验缺乏理解，最后他只好放弃了。他的思想中也混合了一些巫术、占星术和炼金术的观念，因而与教会当权者发生了冲突，据称，他的最后岁月是在教会监狱里度过的。培根计划写一部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当然他的目的是为宗教和教会服务。教皇克莱门斯六世对培根心怀善意，他于1266年请求培根给他一份副本。因为这部著作基本上还只是装在培根的脑袋里，于是他就先写了一个提纲，名之日《大著作》，接着又写了《小著作》和《次小著作》，并陆续把它们寄给了教皇，并附带寄去了一个放大镜片和一幅世界地图，这两样东西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可是，教皇在收到所有这些东西之前就离开了人世。
培根的著作 很大一部分都是针对中期经院哲学家及其哲学的指责，对他来说，过去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就是亚里士多德、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经院哲学家们首先缺乏的就是上述大哲学家所使用的语言知识，即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知识。培根直言不讳地嘲笑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托马斯，说他关于亚里士多德写了许多厚厚的书，但是却根本不懂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培根坚信，此前的所有译本，包括《圣经》译本都非常地不完善，其中包含许多理解上的错误。当务之急并非迄今为止一直重视的语法和逻辑训练，因为这些能力都是每个有理性的人与生俱来的禀赋，当务之急是学习外语，特别是学习希伯来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所以，此前的那些危害颇深的译本最好都统统付之一炬。
培根针对经院哲学家的第二个指责是，他们缺乏足够的数学知识，而对培根来说，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
培根曾经致力于日历改革，他的这个理想在几百年后才得以实现。他试图为农耕提供一种科学的基础。他曾预言：“用于航行的船可以没有桨，在河上和海上航行的最大的船只也可以由一个人驾驶，并且可以用很快的速度航行，就像是有满船的船员在用力划着桨。不用牲口拉的车也可以制造出来，它照样可以跑得飞快……也可以制造出能够在海里和河里行走的机器来，它甚至能够潜入海底……”在光学方面，培根的几项发现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培根提出的第三个指责是针对经院哲学运用到科学中的方法。经院哲学的方法在于，一切问题都以权威《圣经》、亚里士多德、教父为依据，并试图通过逻辑推理来解决。而培根则主张，所有问题都应该以直接经验为依据，这就是说，要通过观察和借助于试验去询问大自然，在他看来，大自然是一切真理的源泉。“没有经验，一切知识都是没有充分依据的。”需要指出的是，培根所理解的经验既包括经验认识也包括神圣灵感。
这一切与哲学有何关系呢？这标志着西方思想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中世纪即将终结，现代自然科学的时代即将来临。像培根这样的人给了经院哲学以致命的一击。
2．邓斯·司格脱
邓斯·司格脱大约出生于1270年，1308年他就去世了，才活了不到40岁。他在牛津讲授神学，后来又去了巴黎，最后他来到科隆，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不久他就去世了。由于他是一位广受欢迎的教师，而且他的著述颇丰，这就足以使他在短暂的一生中获得显赫的声名，使他成为最伟大的中世纪哲学家之一，同时代人称他是“精细博士”。
英国的方济各修会僧侣邓斯·司格脱从另一个方面给了经院哲学以致命的打击，以至于在托马斯主义那里似乎已经达成的神学和哲学之间的和解又一次破裂了。谁要是费点精力去阅读这位“苏格兰的约翰内斯·邓斯”的著作，那么就会发现以上对他的称呼可谓恰如其分，而且也会同意20世纪的一位思想家对他的评价，他称邓斯·司格脱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思辨哲学家，是所有时代思想最深邃的形而上学家之一”。
这使得邓斯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神学和哲学不可能达成完美的统一。对于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邓斯·司格脱也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并对他们进行了攻击，尽管在许多方面他还要感谢他们，特别是，若没有他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邓斯就不可能对亚里士多德有那么深入的了解，更不可能在这方面超越经院哲学的大师们。但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精神世界了解得越多，他就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注重世界和自然的异教哲学家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立场之间有一条难以弥合的鸿沟。尽管托马斯曾经致力于神学与哲学的结合，并且也相信已经达到了目的。邓斯对那些将神学和哲学紧密融合在一起的人提出了指责。他说，一句话在哲学上是对的，在神学上则可能是错的，反之亦然。从整体上看，在这两个领域内并没有完全的对应物，这主要是因为，神学具有更多实践的特征。他甚至怀疑，从严格意义上看，神学能否被称作一种科学。虽然邓斯并不想用一种非基督教的哲学取代基督教信仰，因为他是教会的忠实的儿子，但是，他在精神上却为此后不久发生的神学和哲学的分离做了准备。
在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上，邓斯·司格脱与他的教友威廉·奥卡姆的观点基本一致。和托马斯一样，邓斯在共相问题上也是个实在论者。他认为，在每一个事物中，除了存在一般属性之外，还存在其独一无二的特殊属性，与托马斯相比，他更强调事物的特殊属性。他明确指出，个别是更为完美的，个别是自然的真正目的。在这里，邓斯不仅为唯名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还为文艺复兴时期人实现其个性自由和解放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针对托马斯的另一个思想，方济各修会的反对派曾经展开过批判，而邓斯·司格脱则帮助他们实现了思想上的突破。关于理智和意志的关系，托马斯的观点是，理智高于意志，意志从属于理智。邓斯·司格脱却把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在他看来，意志高于理智。意志是自由的，人不完全是某种消极的和惰性的东西，人的幸福在于按照他的自由意志去行动，而不是沉思上帝。这样一种观点对于认识论是非常重要的，邓斯强调了人的主动性，思想的独立性，因而它不同于托马斯那种被动的和接受的理智。这种观点对人的上帝观念也产生了影响。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型创造出来的，即使在上帝那里，上帝的意志也是第一性的和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被创造成这个样子，因为这是符合上帝的意志的。没有自在的或必然的善。
善之为善，都是由上帝的意志决定的。如果上帝意欲创造另一种东西，那么，那另一种东西也仍然是“好的”。这也同样适用于人类行为的伦理价值判断。一个行为是善的，因为它是上帝的意志所规定的。如果人完全服从上帝的意志，那么人的意志也是善的。对邓斯来说，上帝的意志与基督教教会的信条是完全一致的。以上是邓斯与托马斯主义者在思想内容上的几点区别。
与托马斯相比，邓斯思想的兴趣也发生了转移，这一点对于经院哲学的发展来说比上述的区别更为重要。基督教关于上帝、世界和人的基本学说是托马斯思想的出发点，他认为，哲学就是”用来支持和证明基督教信仰的工具。因此，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需要证明的学说而不是证明本身。在很多情况下，邓斯·司格脱针对托马斯以及他自己的教友所提出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他们的学说本身——因为他与他们的信仰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是针对他们求证的方式方法。
邓斯开始思考其他人关于世界的思想。在哲学史上，那些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思想的客体转移到思想的形式、方法和可能性上去的思想家往往会对思想的发展带来一次革命性的飞跃。在这方面，康德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邓斯·司格脱也是如此，他的批判以及他的注意力不是放在经院哲学的思想内容上精力是放在了哲学求证的方法上，因此，他为哲学内部发生的一次革命性的转折铺平了道路。“科学的求证本身至关重要，它甚至成为哲学的主要事务，因此它从“经院哲学的”附属地位中解放了出来。尽管邓斯是罗马教会最忠实的儿子，但是他却使得罗马教会不得不放弃它对哲学的统治地位。”
3．奥卡姆的威廉
威廉于1290年出生在奥卡姆。和他的前驱者一样，他也就学于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奥卡姆的威廉所实施的唯名论革新对于经院哲学的基础产生了更大的冲击，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由于他在辩论中表现得非常机敏和睿智，因而获得了一个雅号，被称为是不可战胜的博士。
因为经院哲学的方法就是不去直接观察自然，它所有有价值的知识都是来源于古代权威，它的基本信念就是，古代权威的思想中已经包含了所有的信仰和教义，我们只需要去把它们发掘出来。如经院哲学的实在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当一般是原初的和“实在的”，并且一切个别事物已经完全包含于其中，每一种方法才有意义早期的唯名论之所以遭到教会的谴责，其直接的原因在于洛色林的唯名论思想是针对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教义的。教会之所以竭力压制他的思想，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虽然一种立场坚定的唯名论并不能对基督教信仰构成多大的威胁，但是它如果与古典哲学结合到一起，那么经院哲学的基础将会被动摇。。
“若无解释必要，切勿增加实质”这种原则被称为“奥卡姆的剃刀”，它已经成为一种科学和哲学的方法论。对威廉来说，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正好与之相反。他说，那些“实在论的”经院哲学家们试图从一般出发推导出个别，这就像把笼头套到马尾巴上，是本末倒置。因为个别事物本身就是实在的，而一般则是存在于头脑中的观念和思想，人类的一切知识也都是从个别事物开始的。在他那些不那么容易被理解的内容广博的著作中，威廉对共相问题做了详细考察，我们只强调指出他的基本思想。他将逻辑学定义为符号的科学。那些被实在论者给予高度评价的一般概念或共相也都是纯粹的符号，并没有现实的东西与它们相对应。即使是在上帝的心灵中，也不会是“共相先于殊相”。这样的认识是以威廉的神学论证为依据的，他认为，上帝从虚无中创世的教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共相已经先于事物而存在了。并不存在什么“何处性”或“何时性”，而只有何处与何时；只存在如何与多少，而没有作为独立存在物的质量与数量。在现实中并没有作为独立存在物的“关系”，而只有与之相关的事物。这种关系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并不存在“多样性”，而只有许多事物。在这些事物之外再附加一些关系，在许多事物之外再附加上多样性，这都是毫无用处的画蛇添足，与逻辑学和科学的原则是相矛盾的，也就是说，如果一种解释就足够了，那么就不用再做多余的解释了。
为了避免将他的唯名论应用于基督教教义而对它构成威胁，威廉从一开始就把信仰的神秘性排除在人的理性可把握的范围之外，不仅如此，他还将整个神学排除在理性可把握的范围之外。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并不是对事物的划分和把握，而只是对我们附加在事物身上的符号的划分和把握。威廉完全从他的唯名论的意义上解释亚里士多德，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所做的批判来看，这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对威廉来说，上帝的三位一体和人格化的教义等等不仅是超越理性的，而且是反理性的。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上帝的存在或上帝的某种属性，我们并没有合乎理性的证据。因为个体的经验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可能拥有关于上帝存在的经验，因此，我们也不可能获得关于上帝的确切的和自然的知识。这也就意味着，一种能够提供精确证据的科学的神学是不可能的。如邓斯·司格脱所说：一句话在神学家那里是正确的，但是在哲学家那里可能就是错误的。威廉对此深信不疑。那句老话“因为荒谬我才信”在这里又应验了。
“教皇并没有被授权可以任意剥夺一个人的自然权利……”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特别包括“基督诞生前人所享有的那些权利，因为基督徒的这些权利都被教会夺走了或被教会扣留了，也就是说，与那些异教徒和不信教的人相比，基督徒的自由因而就被降低了……”威廉不仅在神学和世俗科学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而且还将他的这一原则应用到实践中去，也就是应用到宗教政治中去，应用到教会与世俗世界的关系中去。威廉无所顾忌地抨击了宗教的世俗化以及教皇贝尼法兹八世的世俗权力政治。他援引耶稣和使徒作为例证，要求教会放弃它的世俗权力，并将它的职责限定在宗教范围之内，而且这也符合方济各修会的基本原则。在他的《论皇权与教权》一文中，奥卡姆对教会插手世俗事务进行了批判，他提出了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富于革命性的，它对启蒙运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请你用剑保护我，我将用笔保护你。”这句话后来成了一句名言。奥卡姆的这些言词的后果就是，他被当时住在阿威农的教皇监禁了起来。他设法逃出关押他的地方，并逃往慕尼黑。他在教皇的政敌巴伐利亚的皇帝路德维西那里寻找到了庇护。奥卡姆曾经对皇帝说过一句话。
1349年，奥卡姆在慕尼黑去世。1339年，巴黎大学禁止讲授威廉·奥卡姆的学说，尽管如此，唯名论还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流派。这表现在如下的事实上：1473年教皇发布了教谕，命令巴黎大学的所有教师只能讲授实在论，这本来也就是针对威廉的，但是几年之后，这个禁令又不得不解除了。
在威廉唯名论的影响下，经院哲学在数百年里建立起来的神学和哲学、信仰和知识之间的纽带终于断裂了。从此以后，这两个领域开始各自为政。存在着“双重真理” 。威廉的这一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那时直至当代，一方面是知识、哲学和科学，另一方面是信仰、宗教和神学，这两个方面并行不悖。它们各自都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并不关心对方的事情。在很长的时间里，信仰和知识之间的对话几乎已经终止。这种分裂状态也贯穿于我们整个的现代文化之中。对于哲学和逐渐独立门户的科学来说，这就意味着，它们开始摆脱自己的神学婢女地位，开始越来越强烈地表达自己愿望，以罗吉尔·培根这位思想开拓者为榜样，将直接的外在经验作为知识的源泉，从而使人类思想史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形成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对于宗教领域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信仰的超越理性的思想可以不用顾忌哲学和理性神学而直接表达出来——正如我们将要在德国伟大的神秘主义者那里所看到的。
五、德国的神秘主义：埃克哈特大师。
事实上，几乎在所有的时代都产生过神秘主义：在印度人那里——他们的全部哲学几乎都是神秘主义的；在早期的希腊人那里，在古典思想结束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那里；近代初期以及此后。神秘主义思想并不局限于某个时代。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在人生中的每一个时刻，人都可以“闭上自己的双眼”，置身于世界之外，反观自己的内心，并点燃照亮心灵的神圣火焰。尽管如此，神秘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潮流之一则是产生于中期经院哲学末期，这在思想史上也并非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通过阿尔伯特、托马斯等人的努力而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由于经院哲学从属于神学目的，所以哲学本身被套上了一种精神枷锁。不仅如此，由于人的信仰是与亚里士多德及其阿拉伯诠释者的完全世俗的智慧结合到一起的，因而信仰本身也被套上了一种精神枷锁。
我们看到，在培根、邓斯和威廉那里，哲学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挣脱了这种束缚而获得解放的。与这种发展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个人物就是德国的埃克哈特大师，他是中世纪神秘主义的核心人物，他基本上仍然是中期经院哲学家的同时代人，而且也是一个多米尼克教团的成员。他出生于1260年，而且可能是大阿尔伯特在科隆时的一个学生。
约翰内斯·埃克哈特出生在图林根的豪赫海姆的一个骑士家庭里，他在科隆和巴黎读大学，在神学和哲学方面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尤其精熟于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我们不能说他对于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发展视若无睹，毋宁说，在科学方面，他仍然处于时代前列。他能够熟练地运用经院哲学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只不过他所表达出的思想内容与经院哲学的思想内容大相径庭。他的思想是真正具有原创性的，这里所说的原创性并不是指他的思想来源于直接观察自然，和其他神秘主义者一样，他的思想来自心灵和直觉。另一方面说，埃克哈特的德语著作。
也表明，他是中古德语大众语言富有创造天赋的大师。埃克哈特在多米尼克教团里升任高位。他相继担任了埃尔福特的修道院院长、萨克森的修会大主持、波希米亚修道院大牧师、巴黎大学的教师、斯特拉斯堡的传教士、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修道院院长，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在科隆度过的。在这里，固执己见的思想家埃克哈特与教会的矛盾变得公开化了，科隆的大主教把他送上了宗教法庭，1327年，在科隆的多米尼克教堂里，大师不得不宣誓放弃自己的观点，此后不久，也就在这一年里，他与世长辞了。他所做的承诺也很普通，只是说：如果他写了、说了或传布了什么包含错误内容的信仰，那么他就收回自己的言论，就当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后来，埃克哈特向教皇提出了上诉，在教皇做出决定之前，他就去世了。他死后，教皇发布教谕，将埃克哈特的许多言论判为异端。从形式上看，埃克哈特的哲学与经院哲学的庞大体系不可相提并论。他的哲学没有一个严密的体系，只是一种强烈的宗教体验的表达，它漠视周围的世界和大自然，而只是醉心于沉思神秘主义的永恒主题：上帝和灵魂。上帝是至善，是太一，是绝对物，是完全彼岸的东西，关于上帝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所附加给上帝的属性都是牵强附会的。在埃克哈特大师的上帝观念中，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和他一脉相承的迪奥尼修·阿里奥帕基塔的思想又一次重现了。
因此，神学首先是由否定的思想组成的。埃克哈特称这个纯粹彼岸的上帝是“神性”或“尚未自然化的自然”。“神性”与“上帝”或“自然化的自然”是有区别的。由于原始的神性不能被附加上“存在”的谓词，因此它就像一个虚无的深渊。“神性不作为，在神性之中无行动。”为了显示自身，神性必须首先“自我表白”，“要开口说话”。于是，自神性中便流出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上帝。神性显现为主体和客体。圣父是主体，圣子是客体，他代替神性“说话”。“圣父的言辞是永恒的言辞，也就是他的儿子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言辞。他说，一切造物既无始也无终。”连接圣父与圣子爱的纽带就是圣灵。在埃克哈特看来，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最初的“流射物”，是原始“神性”的流溢。
“如此纯净，如此高迈，如此高贵，在其中不可能有任何造物，只有上帝和他的纯粹的神性自然栖居于其中。”“灵魂的火花是神性之光，它永远复归于上帝。”在三位一体的上帝之上还有一个原始的神性，同样，在灵魂中，在三种灵魂力量之上也有“神圣的火花”——灵魂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型创造的。这就是说，与前面提到的埃克哈特的上帝观念一样，灵魂也是三位一体的。灵魂是由灵魂的三种力量组成的，即认识、“愤怒”和欲望，基督教的三种德性，信仰、爱和希望是与之相对应的。埃克哈特的第二个伟大思想就是上帝与人的灵魂能够达成统一的神秘主义思想。
要想通过这种方式使灵魂与上帝合一，使“上帝在我们心中诞生”，其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涤除灵魂中的罪孽，因为它使我们与上帝分开了；必须做到泰然自若，保持内心的无拘无束，“与世隔绝”；必须抛弃一切世俗之物，抛弃自我，放弃自己的意志，从而与上帝的意志合二为一埃克哈特神秘主义的第三个基本思想就是抛弃自我并与上帝合一。你要彻底地忘记你自己，使你完全融化在上帝之中，使你自己在上帝之中犹如上帝在自己之中。
“于是，他的属性、他的本体以及他的本性就成为我的了。如果他的属性、他的本体以及他的本性成为我的了，那么我就会成为上帝之子。”倘若灵魂能够达到这种状态，那么它就与上帝等同了。灵魂认识到，上帝之外的一切不仅毫无价值，而且纯属虚无，一切事物只有在上帝之中才能存在。“上帝看到，并认识到，一切造物都是无。”在这种状态下，灵魂超越了时空。它认识到，万物的属性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而是永恒的当前存在。它也认识到作为一切之基础的永恒必然性，因为“上帝在必要时也必然会有所作为”。永恒必然性也以拯救的过程为基础，灵魂通过这一过程安息在上帝之中——必然性也并非仅仅是对人来说的，而且也是对上帝来说的，因为“上帝需要我们或许并不像我们需要上帝那样”。
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一样，埃克哈特也认为，人的幸福就在于认识，在于认识上帝。只不过对埃克哈特来说，这种认识是神秘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是人在此生中能够实现的。
在埃克哈特的学生中，较为突出的有海因里希·苏梭和约翰·淘勒尔。有一本名为《德意志神学》的书写成于14世纪，它也是由埃克哈特圈子里的人写的，但是作者的名字不祥，后来路德发现了它，并将它出版了。约翰内斯·路易斯布吕克是尼德兰神秘主义的主要代表。来自科隆附近的垦木盆的托马斯·哈默肯为神秘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作出了贡献，人们也称他是垦木盆的托马斯。他的书《论基督的后继者》并非一部科学或哲学著作，而只是一本修身读物，但是它却成为世界上印行最多的书之一。
埃克哈特具备卓越的语言驾驭能力，他的著作本身具有深刻的宗教思想内涵。在基督教和德国思想史上，他的著作也是最为出色的著作之一，尽管如此，在两个教派的神学界，他的著作并没有怎么引起重视。不过他的著作如今就像一种永不枯竭的源泉，虽然他的许多手稿已经佚失了，而且这也使得人们理解他的著作更加困难，但是他的著作全集的校勘本终于还是问世了。不过，埃克哈特是个例外，他不仅使用拉丁语写作和布道，而且还能够驾轻就熟地使用德语。但是，他也不仅仅是一个唯一的例外，人们逐渐了解到，其他许多重要思想家。
也开始尝试与“门外汉”说话了，也就是说，在教会和大学的教学活动之外，另外也有一些思想家和思想流派，对他们的认识能够扩展我们关于中世纪传统观念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