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理论并没有遭到抛弃，但理论家现在认为，唤醒并不是情绪的来源，而是情绪的伴随物。它也不是一种单维的状态，而是存在着多种类型——行为的、ANs、皮层的——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特色。
高层次皮层对动机和情绪的影响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在事实上一直处于科研的前沿。哲学及宗教传统认为，我们的驱动力和感觉来自于动物或生理的一个方面，但现代认知心理学发现，我们的动机和情绪大多受到思维的影响，甚至有可能起源于思维。下面是一些例证。
§§§第四节认知学说
心理学家们首先强调的是动机的躯体来源，接着强调的是其丘脑和边缘系统来源，惟一忽略的却是一项一般人坚信不移的日常事实：动机的产生经常取决于人类和高等动物的心理需要，而不是生理需要。
养狗的人对此非常熟悉。将狗放在一个新的或不熟悉的宅院里时，它们会立即在屋子里四处嗅嗅，东张西望。这些举动并不出于饥饿或其他躯体需要，而出于需要了解环境的心理需求。
父母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往往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不厌其烦地按动各种按钮，四处拨弄存钱罐或类似玩具，以期找到这些物件的运行原理。
大家都知道，由于暴风雨或生病等原因而在家闭门几天之后，人们往往产生一种出门的需要，想要四处走走，看一下其他地方和面孔；长时间做同一件事的人，也往往希望干点别的什么来换换脑筋。
基于行为主义的赫尔与基于心理分析的弗洛伊德认为，动物的基本动机是弱化驱动力；但在60年代，当认知再次成为心理学所关注的焦点时，一批研究者开始认为，弱化驱动力并不完全正确。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证明出高级动物经常受到认知的需要和过程的驱动。
这样的试验我们已在前面读到两个。打开窗户观看玩具火车或打开门栓却未能得到开门回报的猴子，其动机均不是生理需要或原始大脑的唤醒，而是认知需要，也就是说，是心理刺激。
50年代及稍后进行的其他实验显示，与行为主义学说相反的是，老鼠能学会做一些得不到奖励的事情——至少不是食物、水或其他满足其生理需要的奖励。在几例研究中，老鼠选择的路线往往不是寻找食物，而是进入一个迷宫；它们情愿选择一条通达食物的新的线路，而不是已知的线路；它们会在“Y”型迷宫里选择特定的通路；或在棋盘式迷宫里学会分辨黑色和白色，以便探索迷宫；它们学会在笼子过暗时按动杠杆开灯，或当笼子过亮时按下杠杆熄灯。
动物不仅受到新奇性的激励，也会主动地寻找新奇的情景，以使自己受到激励。人类最有可能尝试新鲜事物，以刺激自己的思想和感觉。我们时常观看恐怖电影以获得惊吓的效果；观看色情材料以激发自己的性欲；挑选势均力敌甚至强于自己的对手进行游戏以挑战自己；开足脑筋解谜，等等。心理学家弗雷德·谢菲尔德（ned Sheffield）极有说服力地说道，强化人类行为的不是驱动力的弱化，而是驱动力的引发。我们看电影、读书或玩游戏，真正的动机并不在于将之看完、读完或玩完，而在于观看、阅读和玩的过程。
这些行为在进化学说中很有意义。一切动机理论家罗伯特·怀特（RobertWhite）于1959年所言，高度发达的动物为求生存而必须学会有效地对付环境问题。对情境的好奇或自我激励的动机是增加学习有效处理环境的机会，以求得更有效的生存和繁殖。
然而，我们不喜欢，也不追求过多的激励；我们只喜欢适度的刺激，不喜欢压力过大，过于可怕或过于混乱的刺激。这一点具有进化价值：我们和其他物种在中等水平的唤醒状态能够最佳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证明这一点的其中一项实验是，志愿者解决20组难度较大的字谜，每个题限时100秒，得到的现金回报却少得可怜。他们的动机水平可从其评判这一游戏的好玩程度中看出，凡动机中等者解决的难题最多。这个原理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凡开车者，玩生理或心理技能游戏者，或给他人打工者大都知道，当自己处于烦躁或昏昏欲睡的状态时，根本无法将事情做到最好——想把事情做好的压力过大时也做不好。
自我激励和探索性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是获取竞争和控制切身环境的欲望。证明这一点的最好证据来自皮亚杰和其他人就儿童通过游戏和学校教育进行认知的研究。我们已读过皮亚杰的相关观察，但还有一个例子在这里合适不过。一天，皮亚杰给10个月大的罗伦特（其儿子）一块面包，罗伦特将面包扔在地上，捡起来，撕碎，再扔到地上；这个动作他重复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极有兴趣。第二天，皮亚杰写道：
他持续不断地抓取假天鹅、小盆子和其他几种东西，每次抓到后就伸开胳膊让它们掉下去。他有时竖直地伸开胳膊，有时斜着伸在眼前或脑后。当物件落在新位置时（比如枕头上），他会重复这一地方两或三次，好像要研究其中的空间关系。然后，他就修正了这种情形。
这些活动所取得的明显满足是发现这个世界的运行机制，并获得在某种程度对其控制的能力。按照罗伯特·怀特的话说：
孩子看上去似乎迷醉于发现他可以对之施加影响的环境及环境对他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种非常惬意的活动……在这些结果可通过学习得到保留时他们会慢慢地增强处理环境的能力。孩子的玩耍因此可被视作严肃的事情，尽管对他而言，它们纯粹只是有趣和好玩而已。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儿童时期。在成人阶段，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我们仍在强制自己增强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程度及处理环境的能力。
但这些并不能解释某些人就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问题寻求答案的强烈冲动，比如，宇宙的年龄和大小，蜜蜂通知彼此从何处采蜜的方法，或人类性格在多大程度上由基因决定等等。已故天才，动机理论学家丹尼尔·伯林（DaIIiel BerlyIIe）于1954年就好奇的动机力量发表文章认为：
没有哪种现象能像人类知识那样成为长期讨论的主题。但这种讨论通常对知识背后的动机力量忽略不计……奇怪的是，许多激发出最持久的探索，并在找寻不到答案时苦恼无比的研究，实际上并没有使用价值或紧迫性，想想那些对某些本体论进行探索的形而上学者或那些喜欢文字游戏者，你完全可以毫不置疑地相信这一点。
伯林认为，学习和理解的欲望在部分程度上可由心理分析学说、格式塔学说和强化理论进行解释，但更全面的解释存在于好奇的动机。按照伯林的观点，在好奇的后面，是比实际知识的欲望更为微妙的需要。奇怪和令人困惑的情景会在我们身上引起冲突，而弱化冲突的欲望迫使我们去寻找答案。使爱因斯坦产生广义相对论的动机，并不是其巨大的实际成果，而是被他称做“对于理解的狂热”的东西，特别是他希望了解狭义相对论何以与牛顿的某些物理学原则不相容。
50年代和60年代，心理学家就认知对动机产生的影响方面所得出的新的发现提供出大量证据，证明出情绪经验及其生理症状的主要源泉是思维，而不是内脏、丘脑或边缘系统。其中的证据有：
——在半个多世纪里，一般认为，嫌疑犯在听到人们读出某些单词或提出某些问题时，其中一些是中性，男一些与犯罪相关，在听到后者时。他的血压则会升高，朕电增强。50年代和60年代，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出了，另一些证据性症状，人们还据此改进了测谎仪技术。有意识的思维可影响情绪——至少可影响有罪的焦虑及其相关的生理症状——这一假定得到确认。
——1953年，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Howard s．Becker）在研究过五十多个大席吸食者之后发现，除开其他种种之外，天麻的初期吸食者首先要学会注意并分辨自己的感觉，确定何为“兴奋”状态，并视其为快乐。兴奋的生理感觉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认知及社会因素。
——在1958年进行的一项著名研究中，约瑟夫·布雷迪oroseph Brady）通过电击法使成对的猴子处于有规律的压力之中。每对猴子中的一只可通过按下一根杠杆而延迟电击20秒；另一只猴子的体验与第一只猴子的体验联系在一起（它要么不被电击，要么根据第一只猴子的所作所为而受到电击）。令人惊奇的是，可避开电击的猴子会得胃溃疡，被迫的猴子却没有。显然，第一只猴子的预期和由其控制电击的能力所施加的负担使其产生焦虑及躯体症状。处于电击控制组的猴子很快被称为“经理猴子”，团其情形与人类中处于高庹压力和持续危机预期下的经理们非常相似。然而，并不仅仅是预期引起胃溃疡的，对他们应何时采取行动的不确定性也会引发胃溃疡。一位名叫杰伊·威斯的研究人员在重复布拉迪实验时（用老鼠而不是猴子），增加了警告声，提示经理老鼠（不是被动组）采取行动。结果，两个组均得了，胃溃疡。忙于警告声的安全保障，经理组的老鼠要比被动组的老鼠所得的胃溃疡略轻一些。
——1960年，埃克哈德·赫斯（前不久我们看到他使一些小鸭对一个机械母鸭产生7印记）对一些观看不同图片的志愿者的眼睛进行拍照，结果发现，男人的瞳孔在看到女人的照片时会扩大，特别是在看到女人的近照时；女人的瞳孔在看到婴儿，特别是看到与母亲在一起的婴儿时，也会扩大。这是因为，思维辨认并评估着图片内容，并向边缘系统发送信号，由后者生成周边及中枢神经反应，即瞳孔放大和性兴趣感觉。
到目前为止，认知对情绪影响的最难忘实验，是1962年由斯坦利·沙切特（Stanley Schachter）和杰罗姆·辛格（Jerome Singer）进行的。该项实验所得出的理论整整主宰了20年的情绪研究。
沙切特性格直率，五官清晰，十分滑稽，60年代还喜欢进行冒险且容易导致误解的实验。我们已经知道，他曾扮演一个虔诚相信世界将淹没在洪水之中的信徒。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想到并进行我们在这里所要谈到的历史性试验。
在对支持和反对詹姆斯一朗格理论、坎农一巴德学说的证据进行回顾之后，沙切特得出结论说，“情结、心境和感觉状态的种类完全不能用同等数量的内脏模式来匹配”。与其他大多数心理学家一样，他认为，认知因素可能是情绪状态的决定性因素。他和辛格提出假说，认为人类不能从所体验到的生理症状里找到情绪，要想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依靠外部的线索。思维通过这些线索将身体所体验到的东西分类为愤怒、喜悦、害怕，等等。
为检验这一假说，沙切特和辛格给志愿者们注射苏普诺欣，并称是为了检测这种维他命制剂对视力的影响。事实上，所注射的药物为肾上腺素，可引起心跳加快，面孔发红，双手颤抖等较为强烈的情绪状态下的一些症状。他在事先告诉一些受试者，说苏普拉欣有上述副作用，但对另一些人保密。
在受试者开始感觉到药效之前，他们被带入一个房间，和另外一个假装也注射过这种药物的学生（合谋者）呆在一起，各自填写一张长达5页的问卷。此时，合谋者将其早已预演好的两段戏之一表演了出来。当着某些受试者的面，他显得非常轻浮，愚蠢，开心，总是胡写乱画，将揉皱的纸团扔进远处的废纸篓里“投篮”，折纸飞机满屋乱飞，玩呼啦圈等等，同时信口胡言，比如：“今天我真高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孩子。”当着其他受试者的面，他会一边填问卷一边牢骚满腹，说里面的问题让他烦心（这些问题问得越来越接近个人隐私，越来越具有污辱性，最后的问题是：“你母亲与多少男人有过婚外恋关系？”——对这个问题，多重选择答案中最低水平的次数是“4次及以下”）。最后，他会将问卷撕掉，把碎屑扔在地上，大骂着冲出房间。
研究者通过单面透镜观察受试者的行为，并给这些行为评定分数，之后请志愿者填写一份表格，表明他们愤怒、气愤、讨厌或相反感觉的程度。结果非常有趣。在预先未告诉该药有副作用的受试者中，那些看到合谋者兴奋的人也会产生类似行为，说他们感到了兴奋；那些看见他人气愤的人也会有类似的行为表现，声称自己的确感觉到了同样的情绪。而事先知道该药有生理副作用的受试者却没有类似的反应。沙切特和辛格的历史性结论是：
假如没有给人即时解释某种生理唤醒状态，他会给这种状态标上标签，并以他所知道的认知术语来描述他的感觉。在情绪状态取决于认知因素的程度下，我们应能预测的是，正好相同的生理唤醒状态可以是“喜悦”、“愤怒“、“嫉妒”，或任何能叫得出名字的情绪，具体什么情绪则取决于当时的形势。
情绪唤醒的认知学说立即走红。它不仅显示出认知——心理学家所喜欢的新课题——的重要性，而且使先前得出的一系列令人迷惑的发现具有了意义。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心理学家们进行了数量繁多的相关试验，其中一些证实或反驳了沙切特一辛格学说，但大部分对之进行了确认并丰富。下面是上述发现的精华部分：
——沙切特及其同事拉里·格罗斯（Larry Gross）招募一批志愿者，一些是胖子，一些身材正常，宣称让他们参与一项对躯体反应与心理特征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研究。实验者哄骗志愿者将手表交出来，因为要在他们的手腕上绑一个电极，但实际上，绑在他们身上的电极只是个幌子，目的是引诱他们脱下手表。研究者还在房间里留下一些饼干，告诉志患者——实验期间他只能一个人呆着——随便享用。房间里有一只经过修改的座钟，要么走得慢一倍，要么走得快一倍。一阵子后，志愿者认为到了，午餐时间，但实际上时间还早，其他人认为还未到午餐时间，实际上午餐时间早已过了。认为已到正常午餐时间的肥胖者，比认为还未到正常午餐时间的肥胖者吃的饼干要多。正常的志愿者吃的饼干则同样多，不管他们认为是否午餐时闻。结论：决定这些肥胖者饥饿感觉的不是胃，而是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