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张良因图谋刺杀秦始皇未成，被悬榜通缉，不得不改名换姓逃到下邳躲藏。一日，他外出散步，在圯上（即桥上）与一个穿着褐衣的老者相遇，正巧老头儿的鞋子掉到桥下，见到张良，就毫不客气地对张良说：“小伙子，到桥下给我拾鞋！”张良出身高贵，遭此无礼，心中不免生气，但见对方是个年迈的人，便忍了下来，走到桥下拾回鞋子交给老汉。不想老人不仅不接鞋，还昂着头把脚一伸，要张良帮助穿上。张良毕竟有涵养，便好事做到底，跪膝于地，非常小心地给老人穿好鞋。老人不说一声感谢，而是大笑而去。张良十分吃惊。过了一会儿，老者又返了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天明，与我期此。”张良五日后按照约定时间来到桥上，老人已先在，责备张良来晚了，要他五日后再来。又过了五天，张良提前在鸡鸣时赶去，可是老人又已立在桥上，大发脾气，埋怨张良不该迟到，要他五天后再来。这次，张良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提前在半夜就来到桥上等待。不一会儿，老人愉快地走来，高兴地说：“当如是。”于是老人赠给张良一部书，说：“读好此书能为王者师。十年后天下将会大乱。十三年后你我在济北相会，谷城（今山东平阴西南）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老人告辞走后，张良打开书一看，原来是《太公兵法》（太公即姜尚）。张良如获至宝，日夜攻读，深得书中奥妙，日后成为一个精通韬略、足智多谋、文武兼备的谋士，为刘邦所用，成就了大业。十三年后，张良去山东谷城，山下果然有一尊黄石。
这显然是一个神化了的传说故事，“黄石”老人未必是真，但张良得到并熟读了《太公兵法》应该是真实的。故事反映了张良自幼好学，有毅力，有恒心，有志向，而且有教养，懂礼貌，守信用。这些都是一个伟大人物所不可缺少的气量和风度。
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卒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以天下为己任，读了大量的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等书籍，经常与徐庶等名流才俊切磋见识、纵谈国事。据《山鉴》一书记载，他在隆中耕读期间，司马徽曾荐引他前往汝南灵山拜公玖为师，他在那里学了一年多，类似今天导师带研究生的方式，学习《三才秘录》、《兵法阵图》和《孤虚相旺》等名著。在长期的知识、智谋准备之后，经徐庶和司马徽力荐，刘备屈尊敬贤，“三顾茅庐”得到了诸葛亮的辅佐。诸葛亮未出茅庐，就向刘备畅谈“隆中对”，提出了图霸兴汉的战略、策略。他说：“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亦仰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阍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在这里就为刘备扩张势力，夺取并巩固政权，指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先兼吞刘表、刘璋，占据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与曹操、孙权三足鼎立；搞好统一战线，联吴抗曹；整顿、治理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改善与毗邻少数民族的关系，稳定内部，养精蓄锐，时机一旦成熟，则分兵两路北伐曹操，实现统一。后来的实践，果然使兵微将寡、势单力薄、又无立锥之地的刘备，开创一番事业，建立了巴蜀政权。
智谋是否成功，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对智谋对象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从全局、整体上考虑问题。诸葛亮治理巴蜀，较好地体现了综合治理，尤其是把政治、经济、军事连为一体，既治国又治军，兵农合一。这种智谋及其实践，为巴蜀政治、经济、军事的繁荣、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巴蜀民少国弱，无力养军，诸葛亮提出“粮谷军之要最”，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在贯彻这种智谋方针的同时，精简军队，把军队数量控制在较低的限度。另外，把治国与治军紧密结合起来，让军队利用空隙时间“休士劝农”，分兵屯田，实行兵农合一，以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即使在紧张的战争期间，也对军队实行定期轮换制度，使大部分兵力留在第一线，抽换一部分回后方来。他亲自主持修筑了成都西北郊拍条河里的九里堤。他把都江堰当作“国之所资”，在兵源紧张的情况下，仍分派一千二百名壮丁常驻堰区，负责保护和淘浚河道。
为了从总体上治国、治军，诸葛亮智谋思想中还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开发与整个经济事业的管理。他专门设置“司盐校尉”，负责管理“火井”，以天然气煮盐。设立“司金中郎将”，负责管理冶铁生产和兵器、农器的制造。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木牛流马对军队和国家的运输事业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治国与治军是相辅相成，诚如诸葛亮所说：“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在诸葛亮这种整体化智谋思想的指导下，巴蜀的经济、政治获得了长足进步。晋人袁准赞扬诸葛亮治国安邦的斐然政绩说：“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这种富饶丰盛的景况，的确为蜀汉政权站稳脚跟，与曹魏、孙吴政权鼎立并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是就智谋理论的创造和贡献来讲，这个阶段的智谋大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智谋的应用、拓展，创新不是很多，都难以超过孙子、吴子、孙膑、鬼谷子这些人物的高度。以《孙子兵法》为例，没有哪本书能够超出《孙子兵法》。这是从兵学方面来讲的，政略方面也没有一本书能够达到《论语》的水平。再比如虽然戚继光讲练兵，肯定要比孙子等古人讲练兵全面新颖而且更实用，但他们在创造智谋方面的风格却不像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那样绚丽夺目，那种达到智慧高峰的水平。所以，这一阶段称为发展期。
当然，虽然就智谋理论的创造和贡献来说，这一时期没有超过春秋战国的总体水平。但这一时期的智谋也不是没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一时期更多的是全方位地、系统地进行实践、发展、总结。比如诸葛亮身处茅庐而知三分天下，无论是政治军事上的谋划能力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刘备三顾茅庐，求计于诸葛亮，诸葛亮提出了历史上有名的“隆中对策”，就是谋划能力相当高的实例。与此同时，在智谋理论上发展春秋时期一些模糊的甚至抽象的智谋原则，也是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任务。最显著的地方是对过去的智谋进行了综合、归类、分析、整理加工，因为人们的印刷技术发达了，可以出大部头的智谋书，这是前无古人的。到了晋代当印刷术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就出现了《兵法汇编》、《智谋集成》这些著作。到了明清时期，存室的兵书就已经达到1685部。
智谋发展的高潮期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国家的兴旺，民族的振兴，特别是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解放而奋斗，而求生存、谋发展。于是，智谋发展的新高峰到来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今，智谋发展高潮迭起。这一阶段的高潮期表现在两个新的高峰，一个高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反对压迫，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此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治军作战的一整套智谋，前无古人，非常系统、非常灵活、非常生动，也非常具有创造性，在过去的兵书战策上难以找到。毛泽东军事智谋有以下特点：
系统性。毛泽东的军事智谋是非常讲究全局、整体、系统的。在毛泽东的智谋实践中很少有急中生智的例子，因为都在他的妙算之中，都在他的战略格局之中，整体性、系统性、深谋远虑，体现得非常明显。拿“三大战役”来说，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全国各战场的形势及相互联系，首先选择对我方最为有利的东北战场与敌进行战略决战。为了就地全歼东北蒋军，毛泽东命令华东我军暂不要打大歼灭战，以免引起东北敌军退缩增援，同时以华北军区部队钳制傅作义集团，使其不能增兵东北；在战役部署上则以主力南下北宁线，从陆上关死了东北大门。辽沈战役尚在进行之中，毛泽东又酝酿了淮海战役，决心首先完成中间突破，同时以一半以上兵力从东北两面威逼徐州，使其“不敢以全力东援”。辽沈大地凯歌高奏，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之际，华北敌人受到震动，成为惊弓之鸟，去留举棋不定。毛泽东果断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心再打一个平津战役，实现将国民党的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的战略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