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近代史， 冯玉祥将军绝对算得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出身贫寒， 从士兵做起， 一直干到统率几十万兵马的集团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成为蒋介石先生的结拜大哥， “青史” 的确留下了他令人仰慕的名字。
从平民到将军、元帅（冯玉祥为一级上将， 按说相当于元帅）， 说起来， 有他这种经历的历史人物， 古今中外， 并不少见。然而， 像他那样始终保持平民本色， 以“丘八” 为荣， 布衣布鞋， 朴素终生的人， 最近几百年来， 不说是独一无二， 也算得上“凤毛麟角”。
更有意思的是， 冯玉祥将军只读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 算起来小学都没有毕业。但他身边的秘书却个个是学贯中西， 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 其中不乏大学教授、学者名流， 论学识水准， 堪称国内一流。
学历不高的冯将军， 是如何与一群大知识分子相处的呢？ 20世纪80年代，我有幸接触过冯玉祥将军的几位秘书， 听他们讲述了一些挺有意思的故事。
大约是在1978年的深秋季节， 在北京菜市口附近西砖胡同一所不起眼的民宅里， 我认识了冯玉祥将军的机要秘书王倬如先生。老先生身形不高， 体态丰满， 方正的脸型， 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 戴一副黑框眼镜， 眉眼间闪动着和蔼、慈祥的神采， 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极有知识和教养的前辈。那时的王先生刚过七十， 退休在家。好像和王老有特殊的默契似的， 没聊几句， 我就觉得已经和他老人家成了忘年交了。很快地， 我对他的称呼就起了变化， 从王先生、王老变成了“王伯伯”。
和王倬如先生聊天， 简直是一种享受。王伯伯说话声音不高， 但很有底气，浑厚而有力量。他的语速不算快， 一句一句说出来， 似乎是漫不经心， 但却没有哼哼哈哈的废话， 记录下来， 应该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王伯伯的记忆力又是出奇的好， 几十年前的事情， 时间、地点、人物关系， 无一遗漏， 且准确无误。王伯伯有喝酒的嗜好， 而且最喜欢喝茅台。有时候， 在他家吃饭， 即使吃一碗面条， 老人家也要让我陪他喝杯茅台过过瘾。酒后的王老， 脸色红扑扑的， 精神抖擞， 谈兴更浓。
我是经冯二姑（冯弗伐， 冯玉祥将军的二女儿， 我们这些晚辈都喊她二姑）的介绍认识王老的。当时， 冯二姑只是说让我见见王倬如先生， 可以从他那里多了解了解冯将军的事情， 并没有向我介绍王老的详细情况。所以， 后来当我从其他途径打听到王倬如先生的底细时， 真个是大吃了一惊！
王倬如和卓别林
做过冯玉祥机要秘书的人， 可真不是一般人。王伯伯早年毕业于中法大学。
解放前， 他在国民党部队里佩带过少将军衔。建国以后， 他担任了北京饭店第一任总经理， 参与筹备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他还是外交部的第一任交际处处长、礼宾司长。外交史上著名的万隆会议， 他是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 处理过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又陪着周总理乘坐“空中霸王” 号专机飞到万隆； 日内瓦会议时， 他是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顾问， 请卓别林看电影《梁祝哀史》（后来易名为《梁山伯与祝英台》） 是他一手安排的， 总理送给卓别林的象牙美人、徐悲鸿画集、白石老人画册和四筒茶叶以及两瓶葡萄酒、两瓶香槟酒， 都是由他转交的。更有意思的是， 王倬如是中共秘密党员， 长期从事地下工作， 所以， 建国后， 当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如张治中、程潜等人， 看见昔日冯玉祥的秘书站在周总理身边忙里忙外时， 无不感到惊诧和意外。
尽管有着那么多非同一般的经历， 王伯伯最喜欢聊的还是在冯玉祥将军身边王倬如先生手迹
工作时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说起冯先生
（王伯伯讲， 冯玉祥将军最愿意手下人称他
“先生”）， 他那双睿智的眼睛总是闪动着兴奋的亮光。
“冯先生治军的严格是出了名的， 跟随他
多年的部下， 有的成了师长、军长、司令， 一旦犯下大错， 弄不好还会被他喝令拖出去打军棍。但是， 冯先生对身边的工作人员， 尤其是对文化人， 却总是客客气气。”
王伯伯兴致勃勃地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情。
一天， 冯先生吩咐小儿子洪达， 到前院叫
一位参谋过来。洪达没走几步， 被父亲喊住
了： “你说说， 到前院怎么叫人过来？” “某参谋， 叫你过去有事。” “混账东西！” 冯先生马上瞪起了眼睛， “我可以叫他过来， 你有什么资格叫？” 洪达被冯先生反反复复骂了几次， 从“我爸爸叫你过去”、“我爸爸请你过去”， 一直“悟” 到说出“我爸爸请您过去”， 才算过了冯先生设下的这道“关口”。
文人墨客， 常有恃才傲物的习气。到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的文化人， 也摆脱不了这个毛病。但和冯先生接触时间长了， 文人的傲气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打掉。30年代很有名气的画家赵望云（长安画派的创始人， 黄胄、石鲁、方济众等名家的老师， 著名音乐家赵季平的父亲）， 因为创作系列流民图被冯先生邀请到泰山。冯先生为他的画作配诗， 两人共同在泰山制作碑刻。开始的时候， 赵望云对冯先生很不以为然， 总和冯先生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时隔不久， 他对冯先生的称呼就变了， 从“副委员长”、“冯将军” 慢慢改为“冯先生”、“焕章先生”、“焕公”。两人的情谊逐日深厚， 他们共同创作的泰山石刻也成了艺术珍品， 为后人所称颂。
“是冯先生的为人， 深深地降服了我们。”
满怀深情的王倬如老人， 不止一次地这样对我说。
大约是在1980年， 我认识了冯玉祥将军的另外一位秘书： 吴组缃。
吴先生的大名， 我可是早就有所耳闻。他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 六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时期， 吴先生就已凭借高水平的散文和小说声播海内外， 提起“吴组缃” 三个字， 文化界、文学界、教育界， 应该是尽人皆知。如果有哪位说不知道吴先生， 那他本人肯定没有入流！
初见吴组缃， 很容易予人以英气逼人的感觉。清瘦的面孔， 眼镜后面那双精气神十足的眸子， 和他那古稀之年的身躯并不十分相配。年龄的增长虽然使他变得有些苍老， 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他的精明与才气。
“现在五十多岁的人， 实在没有学问。”
稍事寒暄， 吴组缃先生嘴里突然蹦出了这么一句话。我听着有些刺耳。那时候， 我刚过三十岁。五十多岁的人没学问， 我就更没学问了。吴先生莫不是发出了“逐客令”？ 不想和我交谈了？
“抗战八年， 他们在读小学， 动乱之中， 哪里学得到东西？ 后来又是三年解放战争， 也是不得消闲。建国后， 好容易读点儿书， 一个反右派， 又读不下去了。弄得现在青黄不接， 有外国人来做文化交流， 还得要我这八十来岁的人出面应付。唉！”
老人家一声长叹， 解除了我的顾虑。原来， 他那句没头没脑的话， 并不是冲着我来的。然而， 我根本不想顺着吴先生的话题谈下去。我的兴趣在他和冯玉祥将军的关系上！
吴组缃虽然也是安徽人， 与冯玉祥将军有点乡谊之情， 但他毕竟是一位读书人， 而且不是一般的读书人。面对一位大老粗将军， 该如何打交道呢？
“冯先生可不是大老粗， 他的心细着呢！ 而且， 他还特别的勤奋， 他的讲话稿， 他的著作， 都要自己亲笔写出来， 轻易不让他人代笔。”
“那， 您和其他几位秘书， 做什么呢？” 我有些不解地问。
“我负责替他修改文章呀！” 吴组缃先生不无得意地说， “冯先生写出来的东西， 往往过于口语化， 有的地方还显得生硬， 这些都需要处理。我的任务就是后期的编辑工作。”
听到这里， 我算是有些明白了。我曾经仔细阅读过冯先生的两部著作：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和《我的生活》。两部书的文风不大相同， 前者通俗易懂， 但文字很是粗放， 像是未加修饰的璞玉。后者却是精雕细琢之作， 严谨、流畅、生动、精炼。不难看出，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文稿， 肯定没有经过吴组缃先生的编辑加工。
吴先生告诉我， 冯玉祥将军也和一般文人一样， 珍爱自己的文稿， 不愿意被人随意改动。但对吴组缃的编辑加工， 冯先生却是赞赏有加。
“我对冯先生说， 文字加工好比理发和刮脸， 把多余的毛发去掉就行了。如果动作过大， 伤了客人的皮肉， 再弄出点血来， 人家肯定发脾气。我呢， 可能是您碰到的比较好的理发师。”
好一位“理发师”！ 看似简单的道理， 被他轻轻一点， 焕发出的光彩， 足以令人拍案叫绝。
可惜的是， 吴组缃先生身体不大好， 吴师母在“文革” 中受到很大刺激， 不愿意见客， 我就没敢过多地打扰他老人家。
赖亚力和马里共和国总统
和冯玉祥将军的另一位秘书赖亚力先生相
识， 是在1979年。
赖大使（赖亚力先生出使过好几个国家，
还担任过中国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 所以， 熟悉他的人都喊他“赖大使”） 是四川内江人，个子不高， 面容极其和善， 说话慢吞吞的， 但出言极有分寸。和他稍事接触， 你就会强烈地感觉到， 这是一位受过严格训练、非同一般
的人。
从40年代起， 赖亚力就进入了中央的外
交“智囊团”。50年代初， 他作为陪同人员， 跟毛泽东到苏联访问， 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身为外交官， 赖大使通晓好几国外语， 这或许并不算太大的长处， 然而， 他在七十多岁之后还自修了西班牙语， 却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
听说这件事情， 我也感到难于理解。七十多岁的人了， 已经做到中国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 身边有那么多助手和工作人员， 还学什么西班牙语呀？
“你不知道， 安理会开会的时候吵吵闹闹， 有时候还骂人， 好多话听不清楚，要耽误事情的。” 赖大使平静地告诉我。
“不是有同声翻译吗？” 我问。
“翻译的水平不一， 有时候， 碰上个水平一般的， 太让人着急了。”
就为这个理由， 赖大使开始自学西班牙语。三个月过后， 他能看懂西班牙报纸。过了半年， 在安理会上， 他连西班牙语的骂人话都学会了。
如此聪明绝顶的人， 不到二十岁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译作， 却在冯玉祥将军手下做个普通秘书， 服气吗？ 安心吗？ 会不会感到屈才？ 想没想过“跳槽”？
“这个嘛， 当初真没有想过。” 听过我提出的问题， 赖大使面容一怔， 沉思半天， 才慢吞吞地说， “你提的这些问题， 好像并不存在。当年冯先生的秘书， 还有陈豹隐， 有名的经济学家； 杨伯峻， 解放后在中华书局工作， 出版过《论语译注》、《孟子译注》， 名气很大。他们的能力和社会地位， 我是比不上的。他们，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好像都没有产生过你说的那些想法。
“为什么呢？ 在和冯先生长时间接触之后， 我们确实认为， 他的的确确比我们强。论学识， 我们可能占一点优势， 况且， 我们还懂外文， 看的书比他要多一些。但是， 论能力和智慧， 我们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远去啦！
“具体一点说吧，” 赖大使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遇到一个案子， 我可以拿出十个解决方案， 而且， 每个方案的利弊得失， 都能分析得清清楚楚。但是， 到底用哪个方案合适， 我说不清楚。报告送到冯先生手里， 他马上拍板， 就用第三方案。最后结果， 总是证明他的决策不差分毫。冯先生的决断能力和智慧， 让我们这些读书人望尘莫及！”
“一个人， 总要掂量好自己的分量， 找好自己可以立足的位置， 对吧？”
赖大使这句带有结论性的话， 真能抵得十本书的力度。
转瞬之间， 二十多年过去了， 三位长辈已先后作古。但在我的心目中， 三位老先生并没有真正离去。时至今日， 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老人家的音容笑貌， 时时在眼前闪现。我依然可以从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得到教益。或许， 这就是圣贤所说的“死而不亡者寿”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