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嘉利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我18岁那年所经历的一幕：当我怀着希望和不安，拖着扭曲的形体，敲开成都一家报社编辑部的门时，竟把几个胆小的女编辑吓得跑了出去。那一刻，我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和这笑容一起凝固的还有我的梦和办公室里的空气。后来，当我颤抖着从破旧的军用挎包取出一叠稿纸时，编辑们才明白我的来意。他们接过稿纸，展开来，那皱皱的稿纸上是我用左手写下的几行歪歪斜斜的字：将纸船/放进小河里漂走/梦，像断线的风筝那样自由……
我看见女编辑的眼中汪起了泪水。
妈妈哭着搂着我说：“你只能走一条和别人不同的路。”
1970年冬天，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半岁时，一场高烧持续不退，医生已经绝望，告知后果，劝母亲放弃。母亲流着泪回答说：“不管他残成什么样，我都会养他一辈子！”
母爱的力量竟使奄奄一息的我又活了过来。由于脑神经受损，我成了终身残疾，双手不能自由伸展；嘴斜了，失去了准确的发音；脚也跛了，走路一拐一拐。直到五岁多时，我才开始蹒跚学步。我常常趴在窗台上，羡慕地看着楼下那些健康的小孩们奔跑游戏。有一次，我看着看着走了神，幻觉中我也有健康的身体，也在奔跑、在跳跃。突然，脚下一滑，我从站着的凳子上滚到地上，头上顿时撞起了一个大包，我又怕又疼，大哭起来。中午，妈妈下班回来，搂着我，眼里含着泪对我说：“小三，你是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孩子，不可能去跑去跳，你只能走一条和别人不同的路。”母亲的话，我似懂非懂。但不久后，我家就从四楼搬到了一楼。我好高兴。我可以出去玩了。但当我一拐一拐地来到院子里时，那些同龄小孩便过来冲着我起哄，怪模怪样地学我走路，甚至将我推倒在地，冲我吐口水、揪我头发。每当这时，我从来不哭，而是倔犟地从地上爬起来，用一双迷惑的眼睛看着他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是要恶作剧般地欺负我。
家里的墙上有一道补了又补的深槽，磨砺我的雄心。
到了应该上学的年龄，我渴望去读书。我对几本早已翻破的小人书上的那些方块字充满了好奇。可是，当爸爸带着兴高采烈的我到学校报名时，却被拒绝了。12岁那年夏天，爸爸带着我第6次来到子弟学校报名入学。爸爸恳求老师：“收下这个孩子吧，我可以每天按时接送他，照顾他上厕所，不会给学校增加麻烦，这孩子爱读书。”我也哭着对老师说：“收下我吧，我会好好读书的。”
但发榜时，一年级新生名单上仍然没有我的名字。我失去了最后一次入学的机会。
妈妈搂着已经哭哑了嗓子的我，哽咽着说：“孩子，不上学一样可以学知识，爸爸妈妈教你。”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父母和已经上中学的姐姐成了我的老师；姐姐的旧课本和那几本翻过无数遍的小人书成了我的教材；右手残疾得不能拿笔，我就锻炼用稍稍灵活的左手写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啃。由于写字吃力，那张紧靠墙壁的小圆桌竟在墙上磨出了一道深深的槽。
就这样，我用了一年多时间就自学完小学课程，然后又自学了中学课程。
在青春的雨季里，我成为成都最高文学奖“金芙蓉”奖的最年轻的得主。
我自学的事在工厂传开后，感动了年过半百的子弟学校的周荣升老师，他主动收我做了“校外学生”，晚上专程来给我辅导，修改我字迹不清、歪斜难认的作业，指导我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
1986年，16岁的我开始写诗，用诗表达我心灵的情感、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但是，写诗并不像我刚开始时想象的那么容易。我有个小纸箱，里面装满了退回来的稿件，这对于每写一个字都很困难的我，是那么痛苦的事情！有时候，母亲不忍看着我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劝我说：“算了吧，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可我不愿放弃，再难我也要走下去。
1988年秋天，我的一首小诗终于在省内一家青年报上发表了！捧读着变成了铅字的处女作，我内心的激动无法言表。那一刻，我想到了许多许多：童年的苦涩、心灵的创伤、读书的希望、父母的艰辛……而在心中，我更大声呼喊：我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从此以后，我一发不可收，诗歌散文像泉水一般喷涌而出，至今我已在国内数十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300多首诗歌和几十万字的文章。1993年，在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筹钱为我自费出版了诗集《青春雨季》，并在1994年获得了成都市最高文学奖“金芙蓉”奖，我成为这个奖设立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1996年3月，我被四川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写作于我，需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甚至伴着伤痛，伴着屈辱。一篇千把百字的文章，别人也许可以一挥而就，但我却要吃力地磨上大半天。近几年来，我又开始写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新闻报道，并被一些报社聘为特约记者。有时去查找资料或采访，为克服自理不便的困难，我常常不敢多喝水，揣一个冷馒头就是一天。但最使我感到委屈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不理解。有几次，我去公共汽车上采访无人售票新举措，竟被人不屑地推下车来，人们很难相信我这样一个行动不便嘴歪眼斜的人会是记者。每当这时，即使我拿出特约记者证，换来的也常常是一阵奚落和嘲笑。我采写的一些引起过较强社会反响的报道，就是在这种屈辱的笑声中艰难完成的。
我不是报社的正式记者，没有固定收入，每月仅靠微薄的稿酬维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父母生活。
当爱情的燕子飞临的时候，我一次次地问这是不是做梦。
尽管我身有残疾，但也是一个有情感的年轻人，同样渴望纯真的爱情。在我23岁那年的夏天，一个姑娘闯入我的心扉。
7月的一天，几个文学青年在成都杜甫草堂聚会，一个新来的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叫燕，正在读成人自考。端庄秀丽的燕没有加入我们热烈的讨论，而是安静地坐在一旁，阅读着我新出版的诗集，并不时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我。无意中，我的目光接触到她的目光，心中不由一阵紧张，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是啊，在我23岁的生命中，还从来没有过姑娘用这样一种眼光看过我！可是，当我低头看见自己残疾的双脚时，我又很快恢复了理智，不得不痛苦地收敛起自己的非分之想。后来，燕告诉我，初次相见，她就从我的诗中读到一颗热爱生活不残的心，也读到了我的苦难、伤痛、挣扎和呼唤……几天后，我意外地收到了她的来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我的关切，并约我再次见面。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从此后，在公园、在河边我从没有说过一个“爱”字，但从彼此的眼神中，却能明白无误地读懂那份沉甸甸的真情。
可以说，自从认识她那天起，我的心情就一直处在矛盾的痛苦中。一方面，我为燕大胆、真诚的爱所感动，我曾不止一次幸福得流泪，也曾不止一次问过自己：这是不是做梦？我能给她一生的幸福吗？特别是当我们在大街上并行时，我总能够从人们异样的眼光中看到我们之间的差异，读到“悲剧”这两个字。多少次，我曾想写信对她说：收回那份不切实际的爱吧，让我们只做真心的朋友……但每次，写好的信，我却没有勇气交给她。我不愿失去这份珍贵的爱。
在初恋的炽热和矛盾的折磨中，1993年的冬天来了。
有一天，燕对我说，春节她要和哥哥一起回北方老家过年，叮嘱我要好好保重身体。尽管燕说过完年她很快就会回来，但我却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燕的父母都在北方，只有一个做生意的哥哥在成都照顾她的生活。父母知道女儿在和我这样一个残疾人谈恋爱，当然竭力反对，但燕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据理力争。这一次，回到北方，她的父母还会让她再返成都吗？
在一个寒气逼人的阴冷的早上，我到火车站为她送行，我们彼此都难舍难分。就在火车即将开动的一刹那，燕突然从窗口上伸出头来，俯在我的身边急切而热烈地说：“我好想再吻你一次……”那一刻，一颗苦涩的泪滴落到我脸上……
从此，她果真没有再回来。
我不怨她，甚至也不怨她的父母。只是，我仍然在年复一年地苦盼着，尽管理智告诉我，这是无望的等待。我珍视在自己所走过的27年人生旅途中，这唯一的一次爱，不管是拥有，是失去，还是梦幻……
今后，还会有许多苦难和伤痛在等着我，但我仍会在人生这条风雨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耕耘希望，播种梦想，在这个世界上，坚强地活着，勇敢地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