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设“蓝天工程”，刘绍健推出了“两改一治”措施：即以城区、景区为重点，规定凡新建宾馆、招待所一律改用油锅炉，禁止使用燃煤，原有煤锅炉分期分批进行改造，安装脱硫除尘设备；在对锅炉实行“两改”的同时，加快以水泥行业为主的工业粉尘治理。至１９９８年统计，城区已有１７家燃煤锅炉进行了脱硫除尘改造，景区已有２２家宾馆招待所的生活煤锅炉改用燃油锅炉。１９９９年底前将取缔燃煤，实现景区无煤化。
１９９３年全国公布了３０００家重点污染单位，其中张家界占了８家，而其中４家是水泥厂污染，特别是张家界水泥厂和慈利县特种水泥厂位于市区和慈利县城之内，浓烟滚滚，市民深受其害。对此，刘绍健没少操心，１９９５年上任不久，就组织区县环保局长在桑植召开现场会，专门研究治理水泥粉尘烟尘污染问题。几年来，经过多方做工作，４个水泥厂的污染治理成效显着，共计投入资金７００多万元治污，使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尾声）
是金子放到哪里都闪光。在小城古丈，刘绍健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脚印。在旅游新城张家界，刘绍健又为自己的人生谱写了新的篇章。１９９６年以来，他所领导的市环保局连续３年获得全市双文明考核的一档单位，并于１９９７、１９９８两年荣获屈指可数的全市“双文明先进单位”称号，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先进单位”、“全市建整扶贫先进单位”，全省环保系统“环保执法先进单位”、“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连续两年获得全省地州市政府环保目标考核一等奖。他个人也于１９９７、１９９８两年被市委、市政府记三等功。
刘绍健告诉记者，只要踏踏实实做事，堂堂正正为人，有一分耕耘便有一分收获，一份慰藉。这么多年来，刘绍健因为工作的出色获得许多荣誉，但最使他感动和难忘的是群众发自内心的称赞。在古丈，一位７０岁的老太太带着一瓶酒和一斤红糖给他“拜年”，为的是感谢他为老百姓办了太多的实事、好事；在张家界，许许多多的群众打来电话称赞环保局“三禁”得力，为市民营造了一个安静无忧的环境。
天生我材必有用，饱蘸笔墨写春秋。临近不惑之年的刘绍健，用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理想的执着，为旅游新城张家界的环保事业，为他自己的人生，谱写更加灿烂的篇章。
历经苦难终不悔
得知田雁加入中国曲艺家协会，其名字将被收进《中国当代文艺家名人录》辞书出版的消息，我们文学后辈莫不为他高兴。这项荣誉对于田雁，是受之无愧的，这是对他在文艺领域里的创作成绩的充分肯定。
算起来，和田雁在一个单位共事，已三年了，“近山识鸟音”，他的作品和人品，他的曲折坎坷的经历，他的对于文学后辈的热情帮助，都给了我很深的影响，使我受到了许多的教诲，许多的启迪，许多的滋润。
“我读小学时的作文成绩就很好。”田雁谈起他在吉首民师附小就读的时候，颇为自豪。有一次全年级作文比赛，他得了第一名。升入茶峒简师后，他是学校业余文学组的活跃分子，一次学校文艺汇演，他“闭门造车”，写了个小歌剧《两个美国兵》，竟然大获成功，演出时赢得阵阵掌声。无疑，这鼓励了他从事文学的积极性。在茶师的四年时间里，他一头扎进了文学的海洋，《红楼梦》、《三国演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等等，这些中国古典文学名着和前苏联文学作品，都成了他的精神食粮，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营养。
但他真正动笔投稿，是参加工作之后的事。说起来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和现在全国有名的作家孙健忠，是茶师同年级同学。一九五五年，当时只有十六岁的田雁，和孙健忠一起被分到湖南省的溆浦县的两个乡小学教书。一九五六年六月，孙健忠的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在《湖南文学》上发表了，这给田雁的鞭策很大。“他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不能做到！”于是，他也刻苦地写了起来。白天上课，晚上闭门谢客，搞起创作来。没有电，有时在大月亮底下写稿。他所在的水田庄小学，偏僻的环境使他求师无门，便写信给着名作家张天翼求教，张天翼看了他的作品，给他热情洋溢的回了信，鼓励他在文学道路上走下去。
一九五七年，他的一首诗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初次创作成功的喜悦，使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其后的经历却是相当坎坷而曲折的。
在水田庄小学只教了一年书，他调回吉首，安排在丹青乡小学，他一边执教，一边收集当地民歌和生活素材，酝酿着创作。二十来岁的他是不安分的，充满着许多憧憬和幻想。一九六二年，他通过熟人介绍，只身一人跑到新疆，在石河子建设兵团第八师从事宣传工作。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是他创作初出成果的时代，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戏剧、散文、报告文学作品，成为一个创作的多面手。一九六四年十月，他编剧的独幕歌剧《农场一家人》获得新疆专业剧团创作节目一等奖，其后，《一个心愿》等戏剧亦相继获奖，这是他事业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田雁同许多文艺工作者一样，创作处于停业状态，这时候的他格外思恋家乡。一九七二年，他结束了漂泊生涯，调回了湘西，和妻儿团聚在一起，工作是在永顺县剧团任编剧。这位归乡的赤子没有想到，他逃脱了五八年的“反右”，逃脱了“文革”初期的“砸烂一切”，但在这一段悲惨的历史快要结束的时候，厄运降临到他的头上。
一九七六年六月，“四·五”运动过后不久，他突然被戴上了手铐，莫名其妙地关进了看守所。问题拖了一年多，才于七七年底结案，罪名是“反革命教唆犯”，判刑五年。
在那种是非不分的年代里，一个人被打倒是很容易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仅仅是因为他对“天安门事件”发出了一些疑问，他给剧团的一些演员“灌输了”一些“非正经”的思想，他顶撞得罪了一些领导，于是，便被一伙人别有用心地当作黑典型给揪了出来。
好在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社会已在解冻。他的问题反映到了中央，引起了重视，在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长赵仓壁的亲自过问下，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作出了“尽快查清”的指示。
一九七八年底，田雁走出了监狱。永顺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大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
但是，他由此所受到的损害是无法弥补的。服刑期间，一次劳动时，他不幸遭到了电击，摔昏在地，治愈后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他的爱人，一九七八年自学参加高考，上了大学录取分数线，但由于受牵连未被录取。
看到他瘦弱凄惨的样子，许多人都说：“田雁毁了，再也搞不好创作了。”
可是，他对文艺事业的热爱没有改，他的坚忍不拔的意志没有垮，他重新拿起了笔。
一九八一年，他创作的曲艺作品《看山员坐飞机》获得湖南省首届文学艺术创作优秀奖。
一九八三年，他创作的《一枝花》报告文学获全国煤矿文学优秀作品奖。
一九八四年，他加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
一九八五年，他调入湘西州公路总段后，举办“公路文学”征文，编辑了二十多万字的《彩绸明珠》一书，刊印三千余册，受到社会好评。
检阅田雁的创作，虽然他没有取得像他的同学孙健忠那样突出的成就，但他对艺术的爱和忠心，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他的真诚坦荡、爱憎分明、助人为乐的品格，却每每使人钦佩和感动。他经常收到一些文学青年的求教信，总是每封必回，耐心地给予解答，并积极推荐他们的作品给各级报刊。经田雁辅导成才的不乏其人：现在海南省文联工作的田曙光，永顺县委宣传部的姚茂松，永顺县建行的瞿永明等等，都已在各级报刊上发表作品，他们都先后得到过田雁的精心指导和帮助。更难得的是：平日里谁求他办什么事，只要他能帮忙的，他都牺牲时间，尽心尽力地奔走活动，丝毫不拿架子，不看人来，于微细处见一片赤诚。
一九三九年出生的田雁，现在快近半百的年纪了，两鬓已经斑白。问起他将来的打算，田雁指着桌上的一叠稿子，说：“活到老，写到老。目前正在创作一部反映土家族历史人物的长篇章回小说。另外，我还想在晚年为湘西多培养几个文学青年，上了年纪，更应当多做人梯啰！”
仍然是那么执着，那么热情。他是在湘西吉首土生土长的，峒河的乳汁哺育了他，赋予它文学的灵气和泉源。他热爱湘西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他决心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故乡。
（本文作于１９８８年）
情洒西域热土
虽然已届７５岁的高龄，但唐老给人的印象是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十分健谈，说话很富于感染力。随着唐老绘声绘色地叙述，我们的情感也一起融进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人的一生讲机遇的。１９５１年，已参加工作的唐先明从麻阳回慈利江垭老家探亲，巧遇老红军干部钟点三（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二军供给部长）回乡公干，要招几个有知识的青年入伍，唐先明作为初中肄业文化程度，在当时算得上有“知识”了，被一眼看中，于是脱下便装穿上军装，随老红军到北京。一年后，兵团设在北京的办事处撤销，唐先明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回家，要么进新疆戍边。唐先明选择了后者。年轻的他向往冰山大漠，向往异域风情！从此，他的一生便与新疆结下了不解之缘。
唐先明带头报名进疆支边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护送三千女工进疆。担任护送任务的有十几名部队干部，唐先明的工作是负责财务，保管三万元路费。有意思的是，唐先明由于“擦皮鞋”耽误了时间，竟然掉了队，赶到车站时只看见“轰隆隆”开走的火车屁股。好在他向车站说明情况后，车站让他搭快车及时赶上了队伍，用包袱裹着的３万元一分不少。三千女工队伍中成分复杂，有农民、有工人、还有刚解救出来的妓女。她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发生了不少思想问题。唐先明将功补过，利用自己的良好文化知识和口才协助各中队做进疆女工的思想工作，很有效果，以至于被各队争着请去给女工做报告，很是“风光”了一回。护送途中，许多干部由于定力不够，犯了“作风”错误，到新疆后被处分了，唐先明因在护送途中政治觉悟高，工作表现出色，被安排到新疆军区政治部工作，从此，他扎根新疆，奉献新疆，把自己的一腔心血都洒在西域这片广袤的热土。
在部队的三十年，唐先明主要是从事文秘工作，先是干事，再到副科长、科长、秘书处副处长、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过来。他像一匹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因为工作勤勤恳恳，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模范标兵。１９７３年，正当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时，部队抽调人去带队，唐先明满怀激情又去主动报名，带领一帮知识青年下到新疆阜康县农村，和他们一起摸爬滚打，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此，受到部队通令嘉奖。
１９８２年，唐先明离开服役几十年的部队，转业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检察院工作，在经济检察处负责，由此，他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拼搏。虽然已逾天命之年，但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重新学习办案业务，挑起了经济检察处的大梁。他在检察院办的第一个案件是一件“抗拆”案，案犯是某农场过磅兼开票员，在收购中草药时，采取虚报冒领贪污２万多元，有人帮他走门子拉关系，减少贪污数额只被判处缓刑。在复查此案时，唐先明乘着吉普车穿过沙漠戈壁，长途颠簸到案发地阿克苏实地取证，调查走访了八、九个证人，终于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使原来被轻判的犯罪分子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从而抗拆成功，纠正了重罪轻判。在退休之前，唐先明顶住压力，坚持原则，纠正了一起严重的错案，为受害者平反昭雪。此案的缘由是某单位处理一辆旧汽车，经办此事的领导被人诬告收受了“好处费”２千元，被开除党籍公职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唐先明接到此案件后，秉公办案，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认定这是一起派性斗争引发的冤案，某单位一把手出于文革派斗的历史恩怨公报私仇，指使他人歪曲事实，从而造成不白之冤。回忆起当初排除干扰巧妙机智地复查此案，挽救了一名老资格的县级领导干部，唐先明至今引以为自豪。
１９９２年，从检察院纪检会副书记的位置上退休后，唐先明又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从事律师工作，常常为了一宗案子四处奔波，跑上跑下，但他乐此不疲。他觉得能在晚年用自己的知识，发挥余热，为社会作点贡献，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唐先明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老伴是家乡人，育有两子一女，大女儿在医院工作，大儿子在新疆喀什地区担任安全局长，算是继承了他的衣钵；小儿子下海经商，做旅游生意。回顾自己的经历，唐先明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可以说是伴随新中国的成长而成长，一起见证了坎坎坷坷，经历了风风雨雨。回首往昔，那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