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记者的酸甜苦辣
从１９９３年进入党报当记者，到２０１０年辞职下海，整整做了１８年媒体工作。１８年的岁月不短暂，它已经牢牢刻写在我的人生履历中。为了给我的记者生涯做个纪念，我产生了将自己发表的一些有价值的文章结集成册的念头，也算是为已经过去的前半生做个总结。抚今追昔，忍不住要写下一些文字，一吐心中块垒。
学到了一项重要基本功
最早接触“记者”这个词，还是孩童时代，村里有比我大一辈的人和我开玩笑：“伟娃儿（本人小名）你文章写得好，将来可以当记者！”。从此，记者在我的眼中，是一个神圣的令人向往的职业！然而阴差阳错，虽然当年我以全县文科第一的成绩考上了重点大学，可上的是师范大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缺的是教师，我毕业后便只好做了一家中等师范学校的教师，执教几年后改行，在机关干起了秘书，又是几年过去，直到１９９３年，我才圆了记者梦，调进张家界日报，做了一名专职记者。李大钊有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我觉得这是对记者职业最好的诠释，乃引为座右铭，立志在记者岗位上建功立业。
事有凑巧，我当记者后参加的第一次采访，是桑植县法院（父亲工作的单位）办理的全市首个国有企业破产案，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发了新闻和相关报道，还撰写了评论，圆满地完成了采访任务，一炮打响！看着自己的名字在报纸上频频亮相，心里高兴极了！不过不久，我就尝到了当记者的苦楚：调进报社后的下半年，市里举行第二届国际森林保护节，这是一件大事，意在通过举办活动提高张家界的知名度，吸引游客。报社组成了采访报道组，由我担纲主要新闻——开幕式的报道。胸前挂着采访证，在嘉宾云集的开幕式现场晃荡，心里很有一种自豪感。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场面现在自己也参与了进去，感觉实在是惬意！报道很快见了报，不过迎来的不是赞扬而是批评，当时的一位市领导（副书记）电话打到报社，质问社长：“你们办的是党报还是港报？”原来，开幕式当天市里邀请了许多嘉宾，既有中央、省级领导，还有不少外商和港商，由于人数太多，我在报道时便自作主张，省去了一些市领导的名字，这位副书记看到报纸上出席开幕式的领导中没有自己的名字，十分光火，便发生了上述的一幕。虽然社长没有为这件事追究我，但因为自己的失误给报社捅了娄子，心里感到很内疚。发生这件事后，我才领悟到“官本位”的厉害，学到了当记者必须具备的一项重要基本功：不能把领导的名字和排序遗漏或搞错！
曾经是一名称职的记者
初当记者的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激情燃烧的岁月！回顾往事，历久弥新。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我确确实实地在履行一个记者的天职。我深切体会到，要当好一名记者，就必须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关注民生，并要具有不怕吃苦、勇于奉献、甘冒风险的勇气和敬业精神。
奔走在抗洪抢险第一线。１９９８年夏季，我市爆发特大洪涝灾害，其中，桑植县成为重灾区，县城被淹，洪水水位超过历史最高水位。我父母家、两个姐姐家均被水淹。灾情发生后，报社安排我迅速赶往桑植县采访。在桑植，来不及看望遭灾的家人，我即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谷忠琪、宣传干事彭文的陪同下，下到受灾严重的蹇家坡乡茶园村、陈家河镇剖腹溪村、汩湖乡碾子凸村走访，沿途洪水肆虐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记忆最深的是，因为洪水冲毁了公路，在蹇家坡一个叫广垭的地方，我们踩着几乎只有一指宽的路径战战兢兢的爬过了一段陡峭的山坡，脚下是万丈深渊，稍不留神就会葬身深谷。经过几天艰苦细致的采访，我写出了《泰山压顶不低头》、《沿着洪水肆虐的脚印》等几篇全景式反映桑植县抗洪救灾的文章，真实地记录了桑植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抗大灾的事迹，鼓舞了全县人民向灾难抗争的斗志。
冒风险揭露非法传销黑幕。直销自１９９０年从国外传入中国后，作为一种营销模式的经营活动在中国却走了样，以至于骗人敛财的非法传销猖獗一时，作为旅游区的张家界也成了传销的重灾区。为了揭露传销骗人敛财的本质，１９９８年春，我主动深入到传销窝点明察暗访，找到不少受害人了解情况，写出了《狼来了》、《罪恶的金字塔》、《诱人的陷阱》等多篇文章，用确凿的事实揭露传销骗人敛财的本质，对社会经济秩序所造成的危害，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正是在采访时期，国务院发布了禁止传销的“4·21”通知，许多传销公司老板闻风卷款潜逃，造成受骗的人群起哄闹事，从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传销骚乱。张家界亦不例外，骚乱引发的冲突导致多人死伤。我深入到现场进行采访时，遭到了传销人员的围困，相机中的胶卷被毁掉，差点挨了拳头。有付出就有回报，我采写的一组反映传销问题的系列报道，获得了当年度全省地市报好新闻一等奖，成为个人新闻生涯中值得骄傲的作品之一。
关注民生为百姓鼓与呼。作为记者，如果不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显然不是称职的记者。１９９４年，为了解农民种棉问题，我下到慈利甘堰乡，结识了一位叫彭武林的农民，了解农民种棉积极性下降的原因，以彭武林的经历和体会，写出了调查式新闻《农民彭武林为啥不种棉了？》一稿，真实反映农民的疾苦和心声；还有一次，记者得到线索，永定区合作桥某村办林场被非法卖给了区林站，农民意见很大。我当即深入到该村走访调查，吃住在农家，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出内参：《一份骗农坑农的合同》。此内参引起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指示有关部门处理并中止了合同，从而平息了“卖林场风波”，维护了农民群众的利益。
亲历车祸事故抢救活动。作为记者，有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让我终生难忘，那就是参与抢救遭遇车祸的一位外地农民的生命。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初的一天，走在街上的我亲眼目睹了一起车祸：在解放路普光寺路段，一位横穿马路的中年汉子被一辆农用车撞倒在地，肇事司机驾车逃逸。我立马找了公用电话拨打１２０急救车，在救护车没及时赶到的情况下，我又拦住了一辆过路的面包车，在几位好心人的帮助下，将昏迷不醒的受伤者抬上车送往市人民医院抢救。由于伤者昏迷不醒，无法及时找到他的家人，我又联系市、区电视台播出紧急启事，最后找到了家属，伤者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保住了生命。这件事给我的感受是冰火两重天：肇事司机逃逸，街头小偷竟然趁火打劫，偷走了伤者身上的一千多元钱，让人心寒齿冷！感动的是竟然有那么多不知名的热心人帮忙，其中有两名志愿者郑鹤飞、唐启运还留在医院义务照顾伤者，让人觉得人间仍有浓浓温情！
栽花容易栽刺难
当记者，栽花容易栽刺难。如果是给单位或个人做正面报道（栽花），自然很受欢迎，有吃有喝有玩，爽得很！但如果是做批评报道（栽刺），坐冷板凳、遭人白眼甚至威胁是常见的事。我第一次栽刺，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去本市国营猪石头林场采访，晚上睡在林场招待所，不料第二天起床找不到裤子穿了！原来小偷从窗户外用长棍把我放在椅子上的裤子勾了去，裤袋里揣着的几百元钱也丢了。林场职工听说我是记者，纷纷反映：说林场治安秩序差得很，老百姓的东西经常被偷，最滑稽的是林场派出所长的铺盖都被偷过……这与林场场长给我介绍的情况大相径庭，于是，回到报社后我便写了一篇“警察铺盖被卷走，记者钱物被盗窃”的报道，在张家界日报头版刊登，这自然让林场场长和派出所长很没面子，社会治安一票否决，年终奖金也泡汤了。听说他们曾想和我打官司，但后来又放弃了，大概觉得这官司打起来更丢人。我的另一篇批评报道是关于公用电话亭的，一位外地人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觉得被宰，和店主理论时还遭到一顿殴打。报道见报后反响很大，市邮电局召开职工大会检讨此事，对打人的职工进行了处分。为此事我也受到了打人者的电话威胁，不过只是威胁而已。还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区的发展乡镇企业的现场会，因为是在一个镇上开的，散会后安排我坐一位副区长的车回市内，在车上和副区长交谈时他爱理不理，进城后没把我送到点就让我下了车，让我很是纳闷和委屈，“我是来栽花的啊，咋也不受欢迎？”。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是我原来写的一篇《春风何时度玉门》的文章惹恼了他，这篇报道揭示了一个国营农场的窘境，而这恰恰是他分管的部门工作，自然惹他不高兴了！
舆论监督是记者的天职，也是媒体人赢得社会尊重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党报工作，要想开展舆论监督很难，这不仅需要记者敢讲真话，敢当风险，也需要报社担当责任，提供后盾。然而，很多的时候，记者们一腔热血写成了稿件，却被报社领导“枪毙了”，那种痛苦、失落和无奈外人难以体会。２００４年６月，一位来自东北的在张家界从事房地产开发的老板，被施工队无理围攻打骂，当地派出所竟然不出警，我写出了文章“一位外地投资商在张家界的遭遇”准备发表，却被胆小怕事的社长卡住了，让人徒呼奈何？就如同孙悟空想打妖精，却被唐僧时时念紧箍咒，时间一长，便失去了搞舆论监督的热情，失去了记者的血性，变得慵懒和世故起来。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入木三分：“一等记者拉广告，二等记者会议泡，三等记者跑机关，四等记者写本报”。
说起拉广告，这也是我当记者后遇到的又一件痛苦事。进报社之前，我把记者职业看得很神圣，记者只管把文章写好，哪能和钱扯在一起？而现实很无奈，报社是差额拨款单位，财政只发部分人的工资，不足部分要靠广告弥补。单位为了创收，还给记者定了任务，拉不来广告年底扣奖金。于是乎，拉广告成了记者一项重要任务，一笔广告到手，其提成往往是工资的一倍甚至几倍，何乐不为？当然，采访还是要搞的，只是谁有钱或有权就采访谁，跑基层写本报讯的记者自然是不能创收的四等记者了！也正因为如此，使我的人生观发生了转变，从拉广告到承包报社广告到最终“下海”，开始了从文人向商人的角色转变。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记者生涯的几件花絮
当记者的日子，有苦也有甜。特记录几件花絮，以资纪念。
花絮一：１９９５年４月，我应邀去桑植县林业局采访，驱车几十公里，到该县四门岩林场参观。四门岩林场坐落在海拔１０００多米的大山上，上山的公路十分险峻，加上前些天下了雨，路上很滑。我们的汽车在一处坡度较大的路段受阻，车轮打滑，上不去，于是，我自告奋勇下车帮助推车，我站的位置正处于车轮的后方，司机一发动汽车，溅起的泥浆像子弹一样打在我的身上、脸上，同伴们都笑我变成了“麻花”。
无独有偶，回来的路上，我又遭遇了一次“历险”。我们的车在返回县城的途中顺便在洪家关停留，一行人想参观一下贺龙故居。在贺龙桥头，我们合影留念。正当我忙活着为大家照相的时候，忽觉有什么东西在裤裆里活动，凭感觉好像是“蜂子”，情急之下寻找厕所，由于怕惹恼它蜇人，不敢奔跑，只能慢慢移动，到达厕所脱下裤子一看，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原来是一只硕大的黄蜂，若让它蜇中，还不了得？
花絮二：１９９７年的时候，张家界大力发展烟叶产业，市政府还设立了专管烟叶的副市长。为了给全市烟叶生产鼓劲，市烟草公司拿出５、６万元经费在《张家界日报》开辟专栏，在布置宣传任务时，专管烟叶的陈副市长要求每县区都要有重头稿件，当时武陵源区有一位报社的骨干通讯员叫“邓道理”，文章写得很好，我便向陈副市长推荐邓道理来写武陵源的专稿，谁知市长听成“等到你”，连说“我没有时间写呢”，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花絮三：记者因为号称“无冕之王”，在社会上确实比较有地位，坐火车想补卧铺票、旅游想免门票，记者证往往很管用。我的一位搞旅游的朋友曾借我的记者证很“抖色”了一回。那次他带团在宜昌上游船，人多排了半天队也没轮到他，原来不断有人走“门子”先上船，他气愤极了，上前理论，还拿出“记者证”晃悠，扬言曝光，这一招挺管用，对方马上安排上船，还连说“对不起”。
花絮四：２００５年６月，我和报社几位同事去新疆异地采访，两男两女，乐趣不断。最搞笑的是在嘉峪关喝酒，喝到高兴处，四人便分别扮演西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角色，我是“杨排长”，为了让“阿音古丽、古兰丹姆”多喝酒，我不惜“牺牲”了好几回让她们“怀念战友”……
过去的事情已渐行渐远，今天的我已淡出了记者生涯，但对于自己前半生的选择并不后悔。我自豪，我曾经是一名记者，曾经为民请愿，鼓与呼……我怀念过去的“爬格子”岁月，虽然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快乐、满足，还有辛劳和丝丝苦涩。
２０１２年８月于南滨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