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请家人从网上下载了所有关于紫杉醇的材料，希望它能是我这种乳腺癌的克星。同时，又找了许多有关化疗药与股骨头坏死的材料。我躺在病床上仔细阅读，不希望在自己身上发生“歼敌八百，自伤一千”的赔本战争。
记得那天刚吃完中饭，床位医生来了，笑呵呵地问我，考虑得怎么样？
“医生，我想请教一下，紫杉醇使用前，是不是先要用地塞米松？”我向他证实这个对我来说蛮重要的问题。
“对，是为了防止过敏。”
“医生，不好意思，我因为股骨颈骨折，还未痊愈，用地塞米松这类激素药，行吗？”我深知，自己是在向医生请教，即便此问题我已经很有把握了，也不能用判断句说话。
“小剂量，40毫克，没问题的。”医生说话是善于用判断句的。我心想，6个疗程的话，那就是240毫克。再加上紫杉醇这类化疗药，对骨髓都有抑制作用。那我这股骨头坏死的可能性就大大提升了。最重要的是，紫杉醇也并不是百分之百地能治愈我的乳腺癌。但这些话，我不能说出来。
“医生，我还想请教，临床上有没有碰到过使用紫杉醇而发生并发症的病例？”我壮着胆子问。
“有。”
“什么并发症？”
“呼吸窘迫综合征。”
“那怎么处理呢？”我紧追不舍。
“轻的，吸氧；重的，切开气管。”真是很谢谢他，能沟通得如此充分。这时，他可能看到我的脸上有惧怕表情了，忙说：
“不要害怕，这种概率很小。不信，明天主任查房，你可以问问他。”
“好的，谢谢您，您赶快去吃饭吧，已经12点了。”
我们结束了对话。此次对话，真是得益匪浅。
抗癌战争，也要用《孙子兵法》，就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午休时，我在思考，明天如何与主任对话。
主任查房了。
这位主任看上去60岁左右，但人很精神，很有外科医生的气质。据说，他是这里开乳腺癌的“一把刀”。
“你是大学老师。”
“是的，主任。”
“你知道自己的病情吗？”
“知道，浸润性导管癌。激素受体都是阴性，腋下淋巴结阳性，HER-2强阳性。”我说完，所有的医生都笑了，包括那位主任。可能是因为我回答得像小学生背书一样。
“听说你不愿意静脉化疗？”看来这个主任对我已经很了解了。
“主任，我因为骨折，躺在床上3个多月了，又经受了两次大手术，如果再静脉化疗，我真的吃不消了。我经常要犯心脏病，这些天，血压也往上蹿，所以……”还没等我说完，主任就抢着说；
“你这种乳腺癌已经比人家少了一种内分泌治疗的手段，再不静脉化疗，非常危险！”他停顿了一下，又说：
“我告诉你，乳腺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一年后，你远处转移的可能性很大，或到脑，或到肺，或到肝，或到骨头，到那时就麻烦了。”全病房的人都屏住呼吸了，太可怕了！
这些话听上去是很恐怖的，但他可能是实话实说，他在击醒我这个“顽固分子”。我当时一边听一边暗暗地在给自己鼓劲“不要怕，不要怕，咱们有办法！”
记得有张报纸曾经说过，“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另有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因过度治疗而死的，还有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无法治疗而死的。”看来情况是这样。
“那我靠意志！”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然是微笑着说的。
“靠意志？成功的只有十万分之一，但轮不到你。”主任会这么说，我实在没想到。我无言以对。
医生们走了。
我的研究生小张，跑到我床边，蹲着握着我的手，我看见她眼圈有点红，刚才全部的对话她都听见了。她紧了紧我的手。
“没事的，相信老师。”我用另一只手，抚摸着她的头，说得很轻，但语气很重。
她点点头。
我开始按计划放疗了。
放射科医生告诉我，根据我的病情，两处需要放疗：右胸壁和右锁骨。共放疗25次。进行到第4次，就在放射科的那架机器上，我犯心脏病了。医生说，休息几天，等心脏好了，再继续放疗。但我不想再继续了，癌症是一种慢性的消耗性疾病，而心脏的变化是瞬间的致命性的。
口服化疗药希罗达，我也只服了一个多疗程，肝功能就出问题了，GPT指标上升到近100 U，肌酐指标也不正常。医生又说，停一下吧，等肝功能、肾功能都恢复后再服用。我也没有遵医嘱。
有人说，你是不是因为放化疗要脱发，怕影响自己的形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生命至上”，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舍本求末”的。问题是放化疗让我的主要脏器都亮“红灯”了，我必须停止！
为什么我们要“生命不息，放化疗不止”呢？我们不能只注意这个“病”，而不注意生这个“病”的“人”！如果“人”都被弄得“千疮百孔”，那么治这个“病”的本钱在哪里呢？
“癌症”这个顽敌，人类在与之战斗的时候，并没有交“白卷”，但始终也没有得“高分”。这之间，除了人类对它本质的认知程度的因素外，自身作战的思维方式不能不说没有问题。
遗憾的是，我的这些思想很难与医生沟通，我怎么找不到“知音”呢？不过，想想也是，医生的风险，谁来承担呢？
我终于决定：坚决不放化疗了！我的生命我做主！走免疫疗法的路，走中药治疗的路，走我自己制定的“快乐疗法”的路。
我准备出院。
出院前，我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左侧乳房有钙化点。我赶紧电话咨询了3位高年资的医生，都不约而同地说：“开刀！”
天哪，为什么不给我点时间？！
我又被推进手术室。左侧乳房全切除。这样，我的“两房”都扫平了。
病理检查报告：良性乳头状瘤。
谢天谢地。
医患关系中病人是处于弱势的一方，但聪明的病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弱者地位。
讴歌在《医事》中给聪明的病人画了一张像：
他能意识到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是积极、主动提问题的病人，想知道每项检查和手续背后的原因。他是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并时时刻刻要求求证下一步是否正确的人。他拒绝被操纵，不因为别的病人都对医生唯唯诺诺就会全盘接受，但他同时又在沟通中表现了对医生足够的尊敬、坦率和真诚。
而医患关系中处于强势一方的医生，他们也有话要说：
如果说医学是门并不完美的科学，那么从事医学的医生，就是选择了一份背着人道主义的重担，过程却冷暖自知的职业。医生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上帝的期待，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医生作为职业的意义，已经超越职业之外。
说实在的，我们的医院确实无力全面根治目前不尽如人意的医疗环境，但培育和唤起医生对患者的亲和力，可能是现在医院院长改善医患关系的最好抓手。
据说，在法国，医学院毕业的一定是最优秀的人才。因为医学生第一年学习后的淘汰率是50%，以后每年都有较高的淘汰率。而淘汰的标准是两条：一是“亲和力”，二是“协作力”。他们培养一名耳鼻喉科的医生需要15年，而中国是5年。他们说，中国的医生是速成的。看来中间缺的就是“人文医学”教育。中国的医学生是从理科学生中选拔出来的，其“人文性”的缺失度就更大。
人们总觉得，我们的医生是“手术刀”气质太甚。其实，一个医生如果能具备冷静、深刻的“手术刀”气质，这也是职业的一种要求，但千万不能同时还渗透出种种的“漠然”，缺乏同情心的医生永远无法与病人真诚对话。
今天的医患危机与人文医学的缺失就始于真诚对话。
中国有一位医生到美国一家医院进修，回来后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在美国医院的见闻：
在医院的实习生活中，有一件最触动我的事。一位丙型肝炎患者对自己的预后很担心，情绪非常低落。医生是这样开导她的：“虽然药物治疗的成功率只有50%，但请你相信自己，你是属于那50%的人群，这需要你的坚持与配合。1年用药，有的人主观退缩了，有的人因为副作用而停药了，而那些坚持的人，他们成功了。请相信我们，你有任何困难我们都会给你帮助，也请你相信自己，1年以后的今天，你的治疗将会起作用的，好吗？来，我们拥抱一下吧！”
在他们拥抱的一刹那，患者先前充满疑惑的眼中满是泪水，我们则情不自禁鼓起掌来。这样的真诚，这样的理解，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它们不断震撼着我、感染着我。
看了这段报道，我很羡慕美国的病人，也琢磨着我们的医生怎么跟美国医生是反着说话呢？我们医生为什么习惯将自己眼前的病人搁在治愈率的失败比例中？有人说，答案只有一个：不想承担任何一点风险。但我却不忍心这样说。
我认为中国医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医生的医学理念有问题，往往“征服疾病”有余，“敬畏生命”不足；二是中国医生对如何调动病人的精神意志来加速对细胞的修复、自愈这一点，理论上认可，临床上却疏忽。
从上述报道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出美国医生与病人沟通时那关爱的眼神、亲切的语气、随和的表情，还有那个“拥抱”，这些对中国病人来说都是很难享受到的。我们的医生如果能主动与病人“握握手”，那对病人来说，实在是治病中不可多得的一味良药。病人真的很希望医生能多给一点点“呵护”，生了病的人，常常会感到焦虑和无助。正如著名医师特鲁多（Trudeau）所说，医生应该：“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现在这个时代，“医生无所不知”状态已经过时。各种渠道，使原先存在于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信息，由“绝对不对称”向“相对不对称”转换。于是，病人在与医生的沟通中，也从“全失语”向“半失语”，甚至“不失语”转换。
病人在思考：病了，把身体交给谁？
最好的医生其实是和病人一起作战的。
四、“美梦”与“现实”
—我的三把治疗利器
世界是平的，因为互联网；
有些医学知识，
患者是可以快速学习的，
也因为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