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忌散文的美感还体现在其语言的诗意上。吴忌早年写诗，其意境也是小巧而秀美的。早年的打印诗集《叮当我的瓢勺》很是“响”过一阵。后来主攻散文，时间不长便成绩斐然。散文是他的强项，但诗歌并未丢掉。优美的散文语言总离不开写诗的磨练和积累。你看他说：“我认定鸟是树木的花朵，千姿万态的花朵，常开常新的花朵，跳着舞蹈的花朵，唱着歌声的花朵”，“叽叽喳叽叽喳，喜鹊在村子里放开了歌喉展开了翅膀，我们的乡村就会飞翔”，“一只鸟独自唱出婉转的歌声，细细的发颤、发亮”，“夜风把树叶吹得哗哗地响，月光会把枝头的白鹭摇上摇下，翻开它的长长的翅膀。一树的白鸟，一树的花，一树的歌舞，一树开朗的笑颜”……很准、很美、很独特，这便是吴忌的语言。
我们在工作的紧张、心绪的沉郁、视野的逼仄、空气的憋闷里时常读些吴忌的散文，便会如听轻音乐般，心情会在轻快流淌的弦律中舒展开来，那是一种很美的享受。这是我喜爱读吴忌散文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5年7月）
一片会歌唱的树叶
——我所认识的张向荣
一个人就是一片树叶，张向荣就是一片会歌唱的树叶。
隆冬时节，我翻阅历年的报纸，心弦猛然被“关注一片树叶”的字眼拨动了一下。这是张向荣先生2003年夏季写的一篇散文的标题。
“每一片树叶的生长都是十分认真十分尽职尽责的。它们并非不知道作为一片树叶在生长的过程中要经历风雨的考验，要面临随时被摇落的危险，但是从萌生的第一天起，它们就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不畏惧风雨，不屈服于碰撞，将自己绿色的旗帜高高地举起，让绿色的汁液挥洒在蓝天与大地之间。”
这是《关注一片树叶》中的一段话，我把它抄录下来，以此作为我对张向荣先生人品及创作的概括。
树叶，是平凡的普通的，但它却有它自身的价值，有它自身的信念和追求，有它自身的个性和思想。它从不张扬，从不炫耀，更不飘浮和空虚。这恰如张向荣的性格。张向荣正是以他的沉静、恬淡、敦厚的色彩生长在我们的视野中，一年四季都展示他的本色，执着而诚实地诠释着生命的内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向荣先生大学毕业踏上了中学讲台，开始了他的“绿叶的歌唱。”正因为他的“歌唱”，不久，被调入宣传部门，干起了新闻工作，从此在宣传文化部门一呆就是二十多年。
在我的记忆中，向荣先生一直是温厚笃诚的师长，一直在宿松文坛引领着我们前行。二十多年来，他以其诚实的笔记录着发生在这片大地上多姿多彩的故事，记录着他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化的思考和独特领悟，渲泄着他的喜怒哀乐。
在当今这个灯红酒绿的喧嚣氛围中，能坚守寂寞与清贫的人不多，向荣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安贫乐道者。多年来，他一家三口一直住在文化局分的那套平房里，靠自己微薄的薪水供养孩子上大学、接济穷亲。他是家中的长子，兄弟姐妹家中的许多繁琐都经常找他，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解决。
他的社会职务颇多，会务应酬自然不少，这对把“写作”作为业余追求的人来说确实是苦恼的事。但向荣先生总是有求必应，从无怨言，没有一点架子。这让我们感到他的淳朴与实在。
这几年，向荣先生作为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与我们文艺界联系得更紧密了。《宿松文艺》创刊至今，没有哪一期没有凝聚他的心血和期待。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和困惑时，都乐于请教这个“师长”式的领导。而他总是默默地一如既往地真诚地指导着我们，关注着我们前进的脚步。他不出风头不抢镜头，真的就像那林中的一片绿叶，只在风中轻轻地歌唱。
对向荣先生的作品，我读的不少，经我的手发表的也不少，但我却一直不敢写一篇小文来评介它。这不仅仅是缘于自己的笔拙，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他在我心目中的“师长”地位。我总担心自己的浅陋，难以吃透他文章的精髓，不敢妄下断语。他的第一本散文诗集《季节河》是蔡旭作序的。散文诗是向荣先生拿手的一种文学体裁。他信奉“散文诗是情感较佳的渲泄方式”，因此乐此不疲，孜孜以求。他的散文诗很注重将抒情、哲理及内在的音乐感有机地结合起来。语言优美自然精炼，很注重节奏感。近几年的散文诗常常以组诗形式出现，象《城市风景》（五章）、《中原行吟》（五章）……更多地从文化深层次上作些思考，哲理性更突出了，思想更厚重了。我想，这同他的阅历是成正比的。
相比起散文诗，他的散文显得更实在质朴一些。这或许缘于他从事过多年的新闻宣传工作。因为新闻要求真实、准确。有人说：多写一篇新闻稿就会少一个文学细胞。从某种角度说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但张向荣的散文中，却也不乏生动空灵的篇目，象在《宿松文艺》上刊发的《从春天出发》、《乡间的鸟雀》、《歌乐山感怀》等都是很优秀的。
其实，质朴无华乃散文创作中的最高境界。这正如近代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古乐府中至语，本只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如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矣。”
要达到自然无饰的艺术境界非一日之功，不仅需要多年的磨炼与苦心经营，亦需淡泊的心志和较高的文艺天份。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追求。（2005年）
有志、有识、有恒
——有感于曾国藩的“读书养望”
近读《曾国藩全书》，颇有感慨。曾国藩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介书生勉力从戎，执湘军而征讨太平军，扼杀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濒临衰亡的清王朝，成为晚清“中兴”的一代名臣。官居极品，游刃有余。曾国藩去世后，朝野褒议如潮：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
纵观曾国藩一生，其高超的为官艺术与治家之道确实值得后人借鉴。我认为，曾之所以高超，得益于他的不倦思考，得益于他的不断学习。
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二十七年，一直在翰林院供职。翰林院是”读书养望“的地方，他在七年的时间里，从经史、文学、经世之学、军事等方面充实自己的学问。在家书中，他多次写到自己的读书生活，称自己“日以读书为业”，早起温经，饭后读史，下半日阅诗文。他说：能得外差，固为幸事；即不得差，亦可读书养望，不染尘埃。
曾国藩总是教导诸位弟弟，兄长风范不同一般。道光22年12月的家书中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知足，如河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历史上，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两手沾满劳动人民的鲜血，尽忠于满清皇帝。按中国多年来评价人的习惯，这样与人民为敌、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保皇派，该是打入另册，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可曾却独享殊荣，在生享尽荣华富贵，死后褒义如潮，改朝换代后，依然崇拜者众。何也？
恪守中国传统美德也！
忠、孝，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重点，曾国藩不仅铭记在心，付之于行，而且无论是在朝在家，都是温、良、谦、恭、让的忠实实践者。所以，即使曾国藩在灭了太平天国，皇帝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后，曾仍能稳坐钓鱼台，未蹈韩信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剧覆辙。由此可见曾的大智大慧。这是博览群书满腹经纶所带来的最大益处。诚然，韩信的悲剧主要是因为皇帝的狭隘与自私，但从韩信个人来说，与他的肤浅与狂妄也不无关系。所以，一个人的学识和教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性格决定了其一生的荣辱穷达。
就现今而言，我们要想融入社会跟上时代，唯一的法宝就是不断地学习，增加自己的学识，加强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能力。
当今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发展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但与此同时，物欲横流，人心浮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被许多人全盘接受并加以发扬光大。“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传统美德早被嗤之以鼻。我们身边不少人都是得过且过即时行乐，现实得很，什么“流芳百世”、“信仰”、“主义”早抛到了脑后。人到中年，对孩子的学习倒是抓得很紧，舍得投入：加强营养，就近租房，购买资料，聘请家教，一切围绕孩子转，但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学习却漫不经心，心无斗志，不思进取，说“上有老下有小，保住糙米袋要紧”，说“革命工作干不尽，悠着点慢慢来”，说“旱涝保收，饿不死撑不死，过得去就行”……
这里我无意于评价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只是觉得倘使我们大人们如此这般下去度过后大半生，确实属于“无志无识”。且不说要为孩子做榜样，单就自身的生存空间来说，如果不加强学习，又怎么能掌握新的技术新的知识？又如何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等到被淘汰时则悔之晚矣！
曾国藩所言“有志、有识、有恒”不仅仅是针对学习而言，其实他概栝了一切成功所具有的基本因素，对我们而言，未尝没有借鉴作用。（2004年）
愿将碧血润松兹
——写在徐文藻烈士诞辰100周年之时
松梅岭，这块充满傲气的土地，注定是孕育铁骨铮铮的儿女的地方！
一百年前的今天，就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一个令宿松人民引以为豪的优秀儿子，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宿松的创始人——徐文藻。
年轻的徐文藻以教师职业作掩护，传授新知识，宣传革命道理，并积极组织和领导革命活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阴云笼罩，白色恐怖，周边地区党组织均遭到破坏。但徐文藻却针锋相对，组织讨蒋大会，举行游行示威，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1927年5月28日凌晨，国民党反动派派军突袭宿松县党部，徐文藻从容地化装成普通老百姓，越墙而过，藏在老百姓的家里。不料，敌人挨家挨户搜查，并高喊：“藏共产党者同罪”。为了百姓的生死，徐文藻毅然挺身而出，走向了敌人的枪口……以青春的热血滋润着我们脚下的松兹大地。
从此，一个闪光的名字便永远流传在宿松人民的传颂中，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便永远矗立在松兹大地上。为了百姓免遭连累，徐文藻甘愿舍弃自己22岁的年轻的生命。这需要多么无畏的勇气！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
七十八年过去了。倘佯在松兹大地，徘徊在徐文藻烈士当年英勇就义的地方，我无法不思绪联翩……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又经历了土改、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与痛苦的洗礼和反思，这块土地终于缓缓地吹进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开始敞开自己贫瘠的胸怀了。于是，在徐文藻的故乡，竖起了烈士的纪念碑。百姓在呼唤英雄，呼唤真正的革命者。
人们不再浮躁，不再盲从。因为烈士的鲜血仍然醒目地昭示着：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便是要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谋福利。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则是这种理想信念最好的注解。
但在今天，写这样的纪念文字，我仍然感到笔端极其的滞涩和沉重。78年过去了，这块土地依然不十分富饶，百姓的生活水平虽然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似乎与烈士的理想还有很大差距。
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七十多年前出身于富裕的乡绅家庭的徐文藻，常常劝说父亲叔父减租减息，拿出粮食、衣服、大洋救济贫苦百姓。生死关头，更是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宁可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面对烈士的纪念碑，踏着烈士的鲜血浸染的这块土地，俯仰天地之间，我们扪心自问：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在触筹交措的时候，在一掷千金的时候，是否想到了仍然生活在遥远山村里的一脸沧桑的老父、白发苍苍的母亲和千千万万个象父亲母亲一样的农民？以及仍然因缴不起学费而流落异乡打工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