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郑子瑜曾应邀发布论文于英国牛津大学所举办的世界汉学家会议。1973年，又应邀到美国若干大学及研究所作短期讲学。1978年，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郑子瑜的名字一天天为全球汉学家所了解和熟悉。
1978年，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为了增设外国语学研究院，聘请郑子瑜去当讲座教授，讲授《中国修辞学研究》。日本学界因看重他的学术业绩，此次聘约两年。如果期满后只要他愿意，可以续约。但是，由于郑子瑜长期居于南洋热带地区，不能适应日本的寒冬，所以，两年后他便回到了新加坡。郑氏第三次日本讲学，利用这个难得的人生中从事专业学术工作的机会，着手编著《中国修辞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由于《史稿》分量颇大，回新加坡后又夜以继日、伏案笔耕，写得背都弯曲了，他终于在1981年9月完成了这部四十六万字的皇皇巨作，于1984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郑子瑜为什么在《变迁》之后又花费巨大精力来著述《史稿》呢？简言之，是他学术个性和特点使然。早在《变迁》开篇中他即谈到： “谈中国文学的变迁，有《中国文学史》；谈到中国哲学的变迁，有《中国哲学史》；谈到中国史学的变迁，有《中国史学史》；谈到中国文学批评的变迁，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只有中国修辞学却直到现在还不曾有‘史’。”于是，出于一种创新的意识和勇攀高峰的信念，他欲为此填补一项空白。而《变迁》正是一种初步的尝试。但是，这项空白的填补困难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它没有可供借鉴的系统资料，非得阅读大量散见于古代典籍中的“只言片语”来充实，而这种阅读又非得带有修辞学的角度和眼光，从中发现其隐含的修辞学意义不可。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曾有部分章节简略地叙述了中国修辞学史的历史，但陈著不是讨论“史”的，所以便没有形成“史”的意念和“史”的体系。为此，郑子瑜也加强了治“史”的信心。1979年，德国学者李浩然曾求教于郑氏，并告诉他该年《复旦大学学报》在《陈望道的治学精神》一文中引述了《变迁》对《修辞学发凡》的评语。
郑子瑜在撰写初期，首先遇到资料上的困难。中国古代修辞学专著，充其量只有三部： 谢榛的《四溟诗话》、陈骙的《文则》和王构的《修辞鉴衡》。而治史述史凭三部书是无能为力的，一部史书而缺大量史料作基础支柱，便会是空中楼阁。郑子瑜在搜集史料时，便走了一条独到的学术路子。在《变迁》中他说： “我们如果把衡量修辞学的尺度放得宽一些，了解任何学术，必先有它的萌芽时期，然后逐渐发育，逐渐生长，才有茁壮和发扬光大的一日；那么对于上古以来，那些文论、随笔、杂记、诗话、经解之类的著述中有关修辞学的话，即使是片言只语，也可看作是中国修辞学史的宝贵资料。”这是一种独到的学术眼光，他将文学家当作诗文欣赏，文论家当作流派佐证，史学家当作历史人物心态和社会学家当作风俗记载等等庞杂的史料，以修辞学家的观点作沙里淘金的筛选、分析、归纳。这项工作实在是费时费力又须具备深厚学养，往往通读文集数万言，仅仅得到三言两语关于修辞理论的阐述。而郑子瑜身处海外，寻找中国古代典籍更非易事。
郑子瑜还为编著《史稿》处理史料自定了两条原则： 其一是既然是写“修辞学史”，一定得区别于“修辞史”。具体操作时注意“古人的修辞学理论，特别是针对前代诗人表现在修辞现象上高下得失的评衡文字，自不能不引述诗文的片段作为例证。《史稿》谈论到这些评衡文字的时候，当然也要了解他们所论的得失，而我对他们所论而作的评述，又是否确当；如果只是论述他们所作的评衡文字，而不一并举出他们所论到的诗文，读者是很难明白的。但并引诗文，以不过长为原则，否则便会喧宾而夺主，使人以为是在写修辞史了”。其二是资料力争齐全，尽量少遗漏；而以“修辞”为名，近似释意的著作则一律剔除，“不管书名是什么，如果内容是有关修辞的理论”，“尽量加以论列”；反之，“解释词义、近于类书”的虽冠以“修辞”作为书名，也不加引述。这两条原则在操作起来，如果没有深厚的学养和对中国修辞学史有鸟瞰式的把握，则是很难的动作。郑子瑜曾举例说明这种操作时的剔除过程： 《史稿》第三章“改字”第一例： 《论语》十三《子路》篇云：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与，吾其与闻之。”这里“有政”指冉子自己所经办的事而言，即回答夫子说，因为他所经办之事有所更改匡正，所以稍迟退朝。与“改字”无关。而杨树达《中国修辞学》竟列为“改字”第一例，可见错舛之例，必然带来归纳之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