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环境中还缺乏直接的土壤，文化生态还需要建设
凡有成就的文艺家无一不是植根于本民族丰腴的文化沃土
为经典和大家提供土壤，是一项紧迫而重大的任务
发展文化产业不在于有无高雅爱好，关键在于有无文化意识
“三俗”短期内很有市场，但同时在破坏市场，不可持续
时代之问
为文化巨人的诞生提供沃土
他是个探索者，是文化产业领域“吃螃蟹”的人。
当人们还在讨论文化产业的概念时，2005年12月，中国数字电影基地在怀柔破土动工了。那是中国电影集团的战略决策，当时的地方领导对文化产业尚处于蒙昧阶段，没有前瞻意识和对文化产业的了解，是不可能扶持这样的项目的。记者从2005年北京市的规划修编文本中读到，“怀柔是北京东部发展带上的重要节点，国际交往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发展影视文化产业、环境友好型的都市工业……”，可以呼吸到一股探索者身上特有的气息。两年之后，2008年7月，亚洲最大的电影基地在怀柔建成。接着是文化企业从600个发展为3000多个，增长了5倍。
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则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他的创举。《泰晤士报》说，人们熟悉玩具、服装的“中国制造”，但还不知道音乐剧的“中国制造”，2010年8月，“中国制造”的音乐剧《何处寻爱》风靡爱丁堡。后者“中国制造”的主持人就是这位区委书记。《何处寻爱》巧妙地把电影故事与舞台剧结合起来，讲述了电影制片商怎样让自己的儿女环球旅行、竞赛，最后在中国的长城寻找到答案，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启示。接着是音乐剧“牡丹亭”的国际化制作，昆曲“红楼梦”的创作、演出，以及音乐剧的制作。这其中的曲折、复杂，内在的变化，都是一个个有价值的改革创新的案例。
王海平还是个地地道道的诗人、作家，经常有诗作和小说问世。他在为文化巨大的诞生提供丰腴的沃土，这个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府官员兼诗人、作家，是怎样看待经典与文化关系的？
记者：您作为一个文化产业的成功实践者，怎样看待当前文化发展的大环境、经典作品与艺术大家以及文艺作品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王海平：文化大发展的宏观背景是具备的。中央的思想是开明、开放的，政治局学习时对文化发展形势的判断是实事求是的，不适应是主要矛盾。现在经济发展到人均ＧＤＰ 3000美元后，人们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北京去年已经超过1万美元，人民群众的文化和精神需求迅速增加。“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的生活开始讲究多了，有闲阶层也出现了，北京的电影票房在急速上升、各种演出有了相对固定的观众群，书店的营业额在上升，你去西单图书大厦和中关村图书城去看看，觉得那就是一种繁荣。但准确地说那是一种文化需求的繁荣，作为供求关系中供的一方，已呈现出繁荣的迹象和趋势，但还不是繁荣本身，还缺乏一批划时代的作品。回到我们的题目，文化发展环境中还缺乏直接的土壤，我们的文化生态还需要建设。
记者：文化发展的土壤对产生文学的经典和艺术大家十分重要，没有环境的熏陶，很难想象会产生经典作品，您能具体谈谈文化生态的含义吗？
王海平：我们学康德哲学时有个很有意思的描述，马克思把康德哲学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从理论发生的角度看，康德的理论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当时的德国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理论是活跃的。仔细再分析，德国哲学界是活跃的，存在一批积极思考的哲学家，先后有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说明哲学发展有个哲学土壤问题。推而广之，文化也有个土壤问题。18、19世纪德国先后出过若干世界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海德格尔、胡塞尔、韦伯等，还有歌德、海涅等诗人，席勒等戏剧家。20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巴尔加斯·略萨，又一个拉丁美洲作家，那里的经济不发达，但有丰厚的文学土壤，当年在中国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百年孤独》，就是哥伦比亚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
如果以大师级、照耀文学天空的大家为例，更是如此。纵观古今中外，凡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家，无论是英国的莎士比亚，还是俄罗斯的托尔斯泰；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曹雪芹，还是现当代的鲁迅、巴金等，无一不是植根于本民族丰腴的文化沃土。正是由于灿烂的俄罗斯文化以及对沙皇黑暗统治批判，才造就了俄罗斯群星闪烁的文学天空，而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成为其中最为光芒四射的星座。鲁迅的成就同样如此，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年轻的鲁迅对中国的现状与未来进行深入思考，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给予无情鞭挞，他的《阿Q正传》、《药》、《祥林嫂》等小说，至今闪烁着文学的光辉。
文学经典的产生离不开社会文化，离不开作家艺术家所处的时代，当然，不能否认作家艺术家的天赋，正是由于他们杰出的才华与丰腴的文化交融，才会使他们创造出经典作品，才能产生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大家。
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们的文化需求不断高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从而为文学经典和艺术大家的诞生提供土壤，这是一项紧迫而意义重大的任务。
记者：我理解您的意思是说，经济发展了不等于文化就发展了。文化发展还需要有更多的人来推动这项事业，这些直接影响文化产业的因素构成的综合环境就是文化生态。那么，您觉得我们的环境还缺什么？
王海平：同意你的概括。我们遇到的问题是艺术和文化发展遇到了市场经济的挑战。在我们已经开放的文化发展环境里，市场导向的干预是强势的。目前在文化领域普遍存在的“三俗”问题是影响文化生态正常发展的突出矛盾，这种倾向把健康的文化引入歧途，值得高度警惕，中央加大力度治理“三俗”是非常英明之举。“三俗”问题的根源是大政策导向和大体制机制问题，是宏观体制机制问题，不是微观体制机制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我们把文化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下放了，文化企业多了，文化市场秩序就建立起来了，文化就大繁荣了。这里可能存在一个对艺术生产和传播规律的认识问题。艺术生产和传播是长周期的，不能简单和票房盈利挂钩。企业生产经营是短周期，他要看直接短期的经济效益。这一长一短就是基本矛盾。国家政策应当根据整个艺术生产和市场周期之间的关系，制定政策扶持那些需要长周期完成的作品、产品，对艺术生产经营进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把管理性和行政手段为主的艺术市场宏观调控变为包括经济手段调控甚至为主的综合宏观调控。这样更有效。
记者：这样做会不会违背市场规律？趋利是市场的动力，企业活力的源泉。
王海平：趋利是企业的动力，不是市场经济的动力。市场经济靠的是竞争和差异，宏观经济要调控的是供求关系，战略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宏观层面上，我们不能简单说什么赚钱就让企业干什么，要考虑需求方的全面情况，对产品和服务的后果和影响负责。历史上鸦片贸易最赚钱，但晚清禁烟派把它坚决地禁了，因为它也不可持续。今天我们对一些类鸦片的精神和艺术产品进行调控，也是一样的道理。低俗、媚俗、庸俗的产品短期内很有市场，但同时在破坏市场，也不可持续。反之，对于健康的精神产品，可能是长周期才能见效的，就应当扶持。特别是我们的文化生态在新时期还是新土壤时，要浇灌、培育，成熟后它自然会有自己的生命力。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文化建设的地位非常重要，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支撑这个民族站立起来的精神支柱。试想仅仅经济发展了，物质丰富了，民族的文化素质降低了，还何谈立世界民族之林实现民族复兴？遑论培育文学经典和文艺大家？
记者：近些年来，您在怀柔率先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许多开创性的“大手笔”，在建设文化生态方面走在了北京市甚至全国的前面，请介绍一下怀柔在实施文化产业中遇到的问题和你们在这方面的实践。
王海平：这是宏观层面的问题。在许多地方，官员们不懂文化，但又有话语权。对文化的了解、素质与话语权之间不协调，这也是个文化生态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不能奢望有话语权的人有需要的文化素养。这也是需要宏观调控的，但调控使用的不是经济手段，而是政治手段、组织手段和管理培训手段等。列宁说过“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同理，在一个没文化的国家里也不能设想实现现代化，这是个国策层面的问题了。
怀柔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在于，龙头项目的进入和艺术生产要素的聚集提升了整个地区在北京乃至全国文化产业中的地位。所以北京市十二五规划把怀柔列入4个产业新区——文化科技高端产业新区。怀柔的文化正在影响怀柔的区域经济形态，一是在产业体系中成为特征和标志。２０１０年底我们的文化类企业达到３４００多家，超过企业总数的１０％以上，收入占到ＧＤＰ的５％以上，就业人数每年以两位数在增加，当地居民和农民从中得到大量实际收入，２０１０年农民收入增长的６８％以上是靠第三产业收入贡献的。二是文化产业深刻地影响着相关产业。产业链向前延伸影响着旅游、会议会展业，怀柔旅游升级换代的走向已经很清晰。电影《非诚勿扰2》的上映使慕田峪长城的旅游人数上升３０％，成为求婚的地方。《让子弹飞》使白河边上的青石岭拍摄地成为旅游目的地。雁栖湖国际会议项目的落地与区域文化氛围密切相关。文化产业的后向关联也在影响二产发展，为影视产业服务的相关数字传媒制造业也在聚集。三是影响着城市品牌和形象。怀柔的城市越来越有魅力，各种艺术要素在这里聚集起来，文化经济正在萌生。在这里可以看到百老汇的音乐剧、西班牙的弗拉明戈舞等世界各国的演出。北京人艺的创作制作基地要在这里建设，中国油画的创作基地要在这里落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在建设，15个研究所，26个项目在建设，等等。我觉得我们对后工业社会的体会还很肤浅，正视它，认识它，积极、痛苦地应对它的挑战是我们前些年所做的。我们走过来了，破题了，但今后的任务依然很艰巨，根本原因在于一代人的觉悟、发展观！
记者：在网上读了您不少作品，根据您自己创作的体会，您觉得文学爱好对官员从政有什么益处，对您所倡导实施的文化产业有哪些帮助？
王海平：这个问题有点尴尬，自卖自夸。我觉得不是个人的问题，是一代人的精神风貌。封建时代的官员许多都是文学大家，社会评价取向是鼓励赞许的。曾几何时，世风不古，把干部的文学爱好讥为“舞文弄墨”，似乎是不务实的代名词。实际上，存在着许多既不舞文弄墨，也不实干的干部。现在中央要求学习型政党、学习型领导干部，必须“舞文弄墨”，这是时代的要求。一般来说，“舞文弄墨”比无所追求要好，绝对点说，比低级趣味要好。但我觉得发展文化产业不在于有无高雅爱好，关键在于有无文化意识。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会产生文化效应时，文化自觉就建立起来了，这也是文化生态问题。
正因为多年养成的文学爱好，使我对领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总体布局中的意义更为深刻，行动更为自觉，采取的措施更为果断。如果说怀柔近些年来在文化产业方面取得了一些为人称道的成就，这与我们对中央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政策的理解和自觉执行不无关系。
记者：谈谈您的创作体会吧。我读了您的小说《那里》，似乎也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现在已改编为话剧。您为什么写这个小说，想要表达什么？
王海平：当代社会是转型中的社会，面对着市场经济的冲击，人们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变化，特别是物欲横流，精神却很空虚，有一种普遍的困惑、压抑和迷失，寻找精神家园就是一种时代情绪。所以我写了《那里》，表达这种情绪和追寻的体验。“那里”寓意彼岸，分别是爱、名、权以及人生终极问题，即生活的意义、生与死的体验、反思和询问。
记者：您的小说在追寻社会转型中的精神家园，电影剧作《母语》在探讨现代科技对伦理情感的冲击，《咆哮无声》在反思战争，文艺评论《冷观〈色戒〉》、《壁上之观》、《呼愁弥漫》，闪动着丝丝理性的光芒。用精神空虚和寻找精神家园来概括当代情绪准确吗？改革创新不也是一种积极的时代精神或情绪吗？
王海平：这两者不矛盾，相反相成，积极和消极的情绪都是情绪的一种、一面。辩证地说，精神困惑和积极进取是并生的，好像波浪起伏，涨则为峰，落则为谷。但思索、困惑、选择的痛苦和无奈是客观存在的，没有单纯绝对的积极进取。任何文学作品，不可能是个总结甚或表扬稿，那是一种浅薄。反之，深入到痛苦中去，才能挖掘到更深厚的激情和动力，是另一种形态的进取和积极。
记者：在汶川地震中，您的诗作《放心吧，同胞》成为表达人们哀思的共同心声。从诗集《行者歌吟》里，可以读到新的风格，渗透着古典诗词的血液，述说着现代的故事，明白如话，韵味深长。
王海平：五四以来，诗歌一直在探索着前进，我觉得当代诗歌有诸多的课题要研究、创新、实践。我个人体会，诗歌的现代性首先要在思想和情感的建构上体现，诗作的意境和时代精神、情绪应当有呼应。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以人为本，当代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惧是有特征的，不去表现这些就谈不上现代性。当然现代诗歌应当有新的形式，不必简单学古人，有诗歌的要素，譬如节奏、韵，诗的语言等就可以，不拘一体。实际上，现在歌曲对诗词的需求是个固定需求，它有内在的要求，差不多会形成一些写法。这里就牵扯到对传统诗歌的继承问题，我觉得这是能搞清楚的，诗歌美学没要求我们都去写律诗，但我们连音乐感都丢了，恐怕就没保留什么了。最重要的还是用心灵去写，要不然何必呢？！
王海平小传
王海平，生于1957年4月，研究生学历。哲学教授、诗人、作家。现任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书记，北京市委委员，十七大代表。1975年1月毕业于山西省康杰中学后回乡务农。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方交通大学学建筑，毕业后留校，先后任团委书记、思想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学生工作部长、校长助理、社科系书记。其间读在职研究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之后担任本科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任务。1992年5月至1996年10月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先后分管宣传部、研究室、青运史研究室、大学部、城区部、权益部和《北京青年》报，兼任《北京青年报》社总支书记，首都青年编辑记者协会副会长。1996年10月至2001年8月任北京市农工委副书记，2001年8月至2003年9月任北京延庆县委书记，2003年9月至今任北京怀柔区委书记。近年主要文学作品有电影《母语》、《飞天传奇》、《法医日记》等编剧；散文小说选《那里》；诗集《行者歌吟》；长诗《爱的旋律》、《青春之歌》、《长城组诗》等；歌曲《心的旅程》、《无玫瑰的夜晚》，电视剧《好山好水》主题曲、《劫梦》主题曲、《草根王》主题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