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到武汉的转移是地理上的撤退。但是，许多人认为，这标志着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进步。根据我的经验，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继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之后，南京也陷落了。中国遭遇到它漫长历史上最深刻的危机。但是，“危机”一词在中文里是由“危险”的“危”和“机会”的“机”两个字组成的。
武汉面临着“机会”：国家和人民有着团结起来、求得生存、最后夺取胜利的潜在能力。这种信心铸造了自尊心，它不仅表现在国家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个人的言行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方面。
虽然昂扬向上的“武汉情绪”在国民党区域里只存在了几个月的时间，但它却被人们长期怀念着，不仅中国人怀念它，而且亲身经历过那段时间的外国人也怀念它，包括用英文写作的大部分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从左派的史沫特莱到中间派和右派的外国大媒体记者，都是如此。
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不仅怀念武汉，而且希望在别的地方找到民族希望的中心。他们更加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这些根据地主要是通过游击战在敌占区的后方从日本人手中夺取的。武汉的气氛比南京要自由得多。在南京，由于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人们不大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他们所取得的胜利。而在武汉，情况大不一样。1938年是国共两大政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第一年，也是形势最好的一年。武汉的书店公开出售中国人和外国人写的关于长征和红区的著作，如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著作，特别是关于抗日战略的著作，可以公开购买和讨论，而过去有这样的书是可能掉脑袋的。年轻人尤其喜欢这类书。
云集武汉的不仅有来自南京的官员，而且还有来自北平和上海的教授、学生、进步作家和编辑。他们在武汉市建立了许多开明的和左翼的出版机构。他们出版的图书，质量优良，充满朝气，备受读者青睐，而国民党或保守派、唯美派的官方和半官方出版物由于毫不涉及面临的紧迫问题而不受欢迎。
共产党在10年内战期间被宣布为非法，受到围剿。国共合作后，它在南京亮相，但它在武汉的地位比在南京要显著得多。它在武汉的官方代表团由于党的副主席周恩来经常坐镇而得到加强。在名义上，它是八路军的办事处；实际上，它是在战时同国民党打交道的全权机构。有一次，我独家采访了脾气急躁的叶挺，他是通过两党谈判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的。新四军是中共领导的第二支军队，是在华中、华南坚持斗争的中国红军部队的基础上成立的。红军的主力经过长征到达西北后，成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第八路军。
1938年初在武汉，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了自1927年以来它的第一份合法的报纸《新华日报》。这不是一份地方性报纸，而是面向全国的大报。它创办的时候，举行了一个首发式，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参加了，我也到场，并且保存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右翼分子采取了种种手段来阻挠这份报纸的发行工作，包括恫吓销售《新华日报》的报童，甚至还故意制造了一起骚乱事件，但是，它的零售量和订阅量都蒸蒸日上。
在武汉的统一战线阵容中，虽然国民党把所有的部长席位都把持在自己的手里，但还是让周恩来担任了新改组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表明了国民党承认中共部队作战方法，特别是在部队中进行政治动员工作的有效性。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左翼作家郭沫若担任了负责宣传政工工作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在日本流亡10年，那时刚刚回国。
在第三厅工作的，有许多知识分子，既有共产党人，也有进步的爱国人士。我作为记者，通过这个渠道，并通过他们从周恩来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
总之，武汉感受到了新的机会，因为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人不再打中国人，而是再度团结起来，为祖国的独立和前途而奋斗。早在20世纪初，1911年的辛亥革命就是在武汉爆发的，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这个城市有许多地方，记录着为全国的统一和进步而奋斗的史迹。这是使武汉产生乐观气氛的因素之一。郭沫若本人是一个大诗人，他的诗集《武汉的希望》表达了这种气氛。
此外，同南京（它后来转化为军政官僚的巢穴）相比，武汉始终是一个工业重镇，工人阶级在这里经历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许多胜利和挫折。1926～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的工会的影响和实力达到了顶峰。在群众接管武汉前英国租界的斗争中，工会是主力军。自从19世纪中叶外国在中国开辟租界以来，这是收复租界的第一个城市。这里的工人运动经受住了1923年的军阀镇压，但是，在1927年国民党右翼的大屠杀以后，多年受压抑。现在，它又重新蓬勃兴起。
作为气氛发生变化的一个迹象，1938年5月1日，武汉11年来第一次庆祝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全市最大的公园里，广大工人群众10年来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人王明的讲话。王明当时仍然居于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他一度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如今在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方面仍然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因为他不是把国民党看作伙伴，而是奉为领导者。
最重要的是，1938年的武汉燃起了乐观主义的火焰。这种乐观情绪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而形成的。这些胜利虽然规模不大，但日积月累，便取得了很大进展。这证明，革命的激情不仅可以帮助克服长征途中的各种艰难险阻，而且也有助于在广大农村地区有效地反击敌人，削弱他们的力量，尽管许多城市沦陷于日本铁蹄之下。
在广袤的乡村地区，节节前进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虽然前进的速度比较慢，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大有希望的。
国民党军队除了领导无能之外，还习惯于防守和打阵地战。这样的打法，有利于日本人，因为他们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还有强大的工业作后盾，因而占了上风。
共产党军队则不然，他们看准了日军战线拉得太长有鞭长莫及这个弱点，在防守力量薄弱的敌人据点之间有广大的空隙地区可以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敌后辽阔的农村地区就这样逐步成为解放区。正规军对正规军，当然日本侵略者占优势。侵略者的正规军对付保卫自己家乡的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就不同了，后者专门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往往以优势兵力和高度机智打败敌人，缴获敌人的部分武器和装备，武装自己。
一支武器装备很差却得到人民支持的军队可以打败武器精良却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军队。这一点在10年内战期间已经被中国红军所证明，他们打败了蒋介石的几次围剿，夺取了大量武器装备。正如毛泽东所挖苦的那样：蒋介石成了红军的“运输大队长”，他把欧美供给他的武器装备运送给红军。后来的长征则证明，被迫的退却也可以转变成胜利。
当年在武汉目睹1927年革命岁月的外国人中，许多人持反对态度，但也有一些人持同情态度。在这些持同情态度的外国人中，1938年仍然在武汉的只有美国新教的洛根·鲁茨主教。周恩来十几年以前就认识这位同情革命的公正老人，现在又找到他了。这位主教的宽敞住所很快就成了统一战线的一个“哨所”。左翼外宾中有斯特朗和史沫特莱。斯特朗1926～1927年也在武汉，后来离开了这里。史沫特莱长期以来一直站在中国革命一边。当地的外国人给鲁茨的住所起了个外号：“莫斯科—天堂轴心”。
虽然斯特朗当时定居莫斯科，但这个地点跟莫斯科毫无关系。不过，这里的确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同武汉的外国军政官员进行接触的社交桥梁。人们可以在他的院内的草坪上喝茶，同周恩来和他的随员，以及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美国武官史迪威上校、武官助理弗兰克·多恩和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森等在一起。后面这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成了将军。
在非官方的外国侨民中，大家对共产党的战绩和政策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同情。当时旅行还比较自由，鲁茨主教的女儿弗朗西丝·鲁茨率领一个代表团（成员主要是美国传教士和青年），去晋东南朱德将军八路军总部参观访问，此行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的一些人后来参加了美国国内的进步运动。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成员，名叫拉尔夫·休斯，他是波兰人，以前曾经在“国际联盟”工作过。他写了一本书，题为《鱼翅和小米》，在美国出版后，颇为畅销。书名中的鱼翅是中国宴席上最昂贵的一道佳肴，小米则是老百姓的粗粮、八路军的主食。他以此来象征性地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那些岁月里，还有一个“国际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团经过武汉去延安访问，同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晤谈。其中的美国代表是莫利·亚德，她出生于中国一个传教士家庭。几十年以后，她领导了美国的“全国妇女组织”，成为美国女权运动领袖之一。
1938年，在武汉的中国人中间，人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紧密地融合到了一起。
使人感受特别强烈的是他们对西班牙共和国保卫战的坚定支持，这是当时另一场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武装斗争。佛朗哥发动的军事叛乱得到了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军队和武器的支持。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爱国歌曲在被禁止多年以后，1938年重新回荡在南京的上空。这酷似《马赛曲》的命运。据历史学家记载，《马赛曲》被卷土重来的君主和拿破仑第三帝国长期禁唱以后，于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重新出现在巴黎。1938年在武汉，除了这首爱国歌曲外，还增添了一种国际气氛，到处可以听到一首新的中国歌曲《保卫马德里！》。这首歌曲的诞生基于这样一种感情：中国和西班牙是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在援助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中，大约有100多名居住在西方的中国人自愿参加。在武汉，我碰见了来自西班牙前线的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他准备去敌后八路军根据地，建立一个战地医疗队，为伤病员服务。这位技术精湛、忠诚的国际主义战士牺牲在他的岗位上，他的英名在中国永垂不朽。毛泽东所作的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在全国家喻户晓。从同一条道路上，还来了一位出色的荷兰纪录片先驱者佐里士·伊文思。陪同他一道从西班牙来华的，是著名的匈牙利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凯伯（他后来加入美国籍）。当西班牙共和国惨遭挫败后，被关押在法国拘留营的二三十位国际纵队医生，又来到中国为反法西斯战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