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靠军事行动，”他回答说，“我们动员我们所有的部队，打击不论远近的敌人的每一个可能的薄弱点，迫使敌人重新把力量分散开。与此同时，我们把土生土长的游击队的小股武装小组派回遭到清洗的地区，隐蔽在树林、灌木丛和比较勇敢的农民的庄稼地里。这些人晚上出来，袭击最可恶、最活跃的伪军，因为这些人了解当地的情况，没有他们，敌人无法下手。武装小组同老百姓接触，告诉他们我们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干。这样的活动收到双重效果，使汉奸害怕而采取磨洋工政策，也使老百姓感到，尽管敌人大量集中，但我们仍然在那里打击压迫他们的人。”
“因此，清乡的做法开始失灵，”陈毅继续说，“敌人在头半个月或一个月，一切似乎还能随心所欲。然后，敌人的一部分军队就不得不撤离去应付其他地方的告急警报。于是，伪军就越来越害怕。然后，我们的老百姓便比较大胆，团结到游击队周围袭击小股日军。最后，向伪军士兵开展广泛的政治攻势，届时，如果情况顺利，他们已接替了大部分日本驻军。我们的农民大胆地告诉他们，正如他们亲眼看到的，新四军是不可征服的。农民问他们，作为中国人，为那些连他们也保护不了的民族敌人效劳，能有什么好处？”
“到第三个月时，我们已能够开进较多的游击队。伪军开始成建制地倒向我们。我们的正规军也回来了，敌人又得一切从头做起，而且处于不利状态，因为老百姓已经看到他们垮过一次了。”
解放区反攻
要是有什么人认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对政府军的溃败感到高兴，那就想错了。在日本人大进攻期间，我一部分时间在国民党中国，其余时间在延安和晋绥地区，那里的反应既愤怒又忧伤。
一方面是正规战线后面的人民渴望得到支援，另一方面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强烈向重庆提出新要求，希望准许他们去支援。八路军主动提出派他们自己的部队去河南战场，新四军则提出去湖南。虽然他们难以从自己的地区抽调大量部队，但他们觉得即使是派去几个旅也会使情况大大改变。他们的人身体好，训练有素，懂得怎样动员民众抗战。经验证明，他们能够边战斗边扩大实力。
尤其是对湖南，许多老红军都有难以割舍的乡情。前面已经提到，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是湖南人。不少指战员的家属还在湖南农村和城镇里。1944年中，延安的人谈论起无线电广播的关于那里的战斗的消息，比讨论延安主管地区的局势发展更活跃。当我同八路军一二O师传奇式的师长贺龙谈起湖南吃的败仗时，他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老虎那样咆哮起来。“内战期间我在湖南各地打过仗，”他说，“在长沙一带打过，在大小湖泊里打过，我一个团把国民党整整一个军牵制了好几年。现在，国民党在那里人数上占优势，武器比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好，还有盟国的飞机。但他们却让日本人打进来了……”
延安对这次极其紧急的非常情况的另一种比较有组织的反应，表现在1944年7月7日纪念抗战七周年发表的口号中。解放区的每个村里都宣读了这些口号，并且书写在墙上。具体内容已在前面作了介绍。
这些口号并非仅仅是空话。除了向重庆提出具体的合作建议之外，甚至还同封锁他们的部队联系，如果反共堡垒西安遭到进攻，如何采取联合行动保卫它。军事当局和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都非常详尽地讨论了如果要求他们提供援助时，他们究竟怎样援助。
我当时亲自听到的民选代表高森山在边区参议会上的发言，充分说明延安本地的人民的情绪。高在讲话时转身对着墙上的蒋介石画像雄辩而直率地说：“我要对你说几句，委员长。你曾经宣称，只要还有任何中国人被奴役，你就觉得好像自己被关在监狱里一样。我们在边区有同感。我们不多说，但为此而努力。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为你争面子。如果全中国都产生同样的结果，你的荣誉就会更大。这里和其他地方有亿万人民想帮助你成为真正的四大国之一，一个强大的民主的中国的伟大领袖，而不是仅仅出于礼节。”
“这难道也犯罪吗，蒋先生？要是不给予人民权利并鼓励他们工作使我们能赶上其他国家，中国怎么能进步？难道你喜欢你的追随者是一些拥有许多奴仆的一事无成的二流子和寄生虫吗？这是亡国之路。我们要帮助你，也帮助我们自己。你应该感谢我们，为什么你反而要打我们呢？”
虽然关于实现两条战线之间合作的建议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结果，但是各解放区已转入进攻。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新攻势是所有根据地的协同进攻。如果两条战线合在一起看，这是自从1938年台儿庄战役以后中国最大的一次攻势。但是在形式上仍然是由各自为战的游击行动所组成的。由于解放区部队武器装备处于劣势，使之仍然被迫避免进攻大城市和日本的重要中心。
这次攻势的一个目的，是在尽可能多的地方牵制住敌人，从而支援了正规战线。第二个目的是摧毁敌人在华北和华中的碉堡网，把尽可能多的日本人从碉堡里赶出来，瓦解他们的助手—伪军的战斗意志。第三个目的是扩大沿海解放区，以收复被国民党军队放弃的土地为盟军登陆提供方便。在前面已经说明过这种登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被认为是可取的原因。
在各地都展开进攻的同时，所有根据地都进入总动员状态，为肯定要随同盟国全面反攻来临的更大规模战斗做准备。在盟国全面反攻来临之前，可能还要对付另一挑战。如果日本人把国民党彻底打败，那么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地区将是全中国剩下的惟一抗战中心。
整个1944年，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不断扩大，从“优秀的”民兵中吸收新兵，这些民兵由于以前有良好的基础，这时成了极其重要的训练有素的后备力量。那年的三月，各解放区正规部队总人数已达47万，夏末达60万，秋末达80万。
但是，最最不可思议的，也许是日本方面对这些事实的了解程度。东京的大报《朝日新闻》的军事评论曾在河南、湖南战役前夕写道：“我们的主要敌人目前是共产党部队。我们在交战中有70%的仗是同他们打的。重庆的军队已丧失斗志。我们的华北驻屯军的主要任务，是对付煽动民族觉悟和寻机决战的共产党人。”与此同时，在重庆的中国政府继续否认解放区的存在。重庆的新闻检查不让自己的人民和盟国的公众知道敌后斗争的消息。
与此同时，日本人继续向前推进。他们攻入贵州省，威胁到重庆和作为美军主要基地的昆明。为了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终于把封锁共产党的军队中约占十分之一的兵力派到战场上，一小部分由美国飞机空运，其余都走陆路。
事实上，日本人既没有攻占重庆，也没有攻占昆明。
然而，时间已不多了。失败的阴云正从其他方向朝日本上空聚拢。
最后的胜利
1945年夏天，罗斯福总统已经去世，他那个班子里的成员不论在国内外都可以自行其事了。在中国，赫尔利和魏德迈在行使着总督的权力，因为他们既是国民党的最后希望，又是这个党的狂热支持者。这个国家尽管处境危险，却丝毫没有走向统一。美国同解放区的联系一直没有超出派观察小组的范围。
中国成了全球进攻战略中的一个附属战区。在正规战线采取陆上行动的计划再度被搁置起来了。美国第14航空队及与之合编的第10航空队没有可以直接打击日本的前沿基地。第20航空队的B-29战略轰炸机已从中国本部的成都调至太平洋上的塞班，因为那里更靠近东京，而且能依靠经海路运来的补给品。可是，美国方面加紧了对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工作。由于增加了食品、派驻了美国战地小组以及补充了大批武器，大约30个师的部队情况有了改善。这些师被称为“新军”。人们都说，战后，蒋介石将把这些军队变成他的军事力量的基础。换句话说，新军是国民党在政治上卷土重来的先锋队。
“战后”，这是个关键的字眼。当日本人如几个月来人们所预计的那样开始撤出华南和华中，准备在长江以北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候，中国军队跟在他们后面开了进来。报纸上对他们的进军大吹大擂，称之为“伟大的胜利”。然而，事实是，他们往往在敌人撤走了好几天之后才开进某一城市，所谓作战，只是一些与殿后部队的小冲突。然而，魏德迈将军的宣传机构却帮助国民党吹嘘这些“攻势”的重要意义。不久，这位将军就称抗战工作的宿敌何应钦为“中国的艾森豪威尔”了。这种奇怪而卑鄙的无视事实的做法，对于那些正当何应钦逃避职责、策划阴谋之时牺牲在真正的战斗之中的中美将士，真是一种侮辱。
这种“胜利”还有另一个有趣的特点。为了报答对国民党最糟糕的将领们的溢美之词，中国政府意图使人感到这表明了美国训练的成功。在史迪威努力同日本作战时，有人对他大张挞伐；而今颂扬美国训练的成功，这本来会是令人高兴的事，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记者们全都证实，“新军”还没有上过战场，填补真空的还是以前参加作战、常常被可耻地抛弃不管的那些衣冠不整、食不果腹的士兵。
“新军”留着干什么？日本投降前不久，报纸上有消息说，魏德迈将军视察了华北前线。据说那里随时可能发生战斗。这位将军此次视察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去看了反共封锁线上主要的出击点。这条包围着延安边区的封锁线是巨大的新月形，从南面的西安经西面的平凉到北面的榆林和绥远。他没有去看八路军，当时八路军正在敌人内线堡垒的内部作战，而这个堡垒正是他本应粉碎的。他连派到八路军延安总部的他自己的观察小组都没去看望一下。
魏德迈视察后不久，再次响起了内战的雷声。国民党军队在北方对日本发动攻势一说仍属子虚乌有，但他们的封锁部队在爷台山等地向边区渗透却是事实。在打退这些军队的进攻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宣布，从他们手中缴获了许多美制武器。他在提出上述说法的同时开列了很长一个单子，写明了各种武器的数目和美国制造商的名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终于得到了一些美制武器—是像他们以前得到中央政府的给养时那样绕着圈子得到的。
在中国战区的记者招待会上，魏德迈将军像平时一样温文尔雅、镇定自若。他否认美国为中国内战提供了装备，但是他说，很可能有些武器被“偷”去干这类事了。他宣称，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没说他是否要向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艾森豪威尔”何应钦提出抗议，也没说他提出了什么别的建议。
后来，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扔下了也是进一步打破日本列岛防御的那两颗原子弹，苏联出兵东北粉碎了敌军在大陆上继续顽抗的梦想。日本投降了。
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立即命令侵华日军指挥官只向他指定的部队投降。他对他们说，任何部队若不抵制未经授权的要他们放下武器的要求，就要拿他们这些当官的是问。这就是命令他们继续同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但同时，他却允许他们向一些伪军投降。这些伪军此时声称他们一直忠实于重庆。幸存下来的伪军部队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国民党的怀抱。此后不久，蒋介石的上述伎俩得到了盟国的批准。麦克阿瑟将军把类似的条件写进了盟国起草的投降书。
只是到了这时，美国训练的新军才最后派上了用场。美国用飞机、军舰把这支军队送到华北、华中各地去“接受日本投降”，还有一支部队自己开到广州去阻止敌军向华南纵队投降。不久，整个新军就全部投入了对付解放区部队的内战。国民党方面宣布，解放区部队占据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作战的区域是非法的，而这些区域多年来不曾看到中央军的影子。
中国经受住了一次企图全力征服它的巨大考验。它现在是否会回到半殖民地的分裂状态？抗战胜利是否能使它的人民享有他们长期谋求的和平、完全独立以及求得进步的机会？
对这个问题不会有现成的答案，道路仍然是艰苦曲折的。随着人民斗争取得巨大进展，又出现了以往那种局面。国内那些维护中国落后状态的人又一次伸出手来摘取斗争的胜利果实。他们又要求外国提供援助来对付本国人民了。
他们所依靠的外国便是美国。战争期间，美国是朋友，不是敌人。它的敌人也就是中国的敌人。它还背离了一个世纪来中国同西方关系的传统—尽管时间是短暂的，也是不情愿的—站到了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的一边。这些，使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希望。
美国在最后一刻改变态度，这不仅使战争时期取得的进展化为泡影，也使中国人民心目中美国政策与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的政策存在的旧有差别不复存在了。美国也许是与以前的侵略者为伍的，但它没有采取武装行动把它的意志即它挑选的政府强加给中华民族，因此，中国人对它异常友好。但是，现在它也玩弄起干涉主义老把戏了，只不过是用了一个新的借口—“阻止俄国的行动”。
所以，我在抗战后出版的一本书，用了这样一个名字—《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