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的抗日斗争是由中共领导的。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当时是这样，在历史上也是这样。
在延安，毛的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同我们中外记者团合影时就是如此）。他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的后边。在单独访问他时，他不设时间限制，有时会延续好几个小时，因为对他问完了所有问题之后，他喜欢“反客为主”，转过来对访问者提出一些问题，问问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和所持的看法，以扩大或核对他自己的视野和知识。我们曾有几次和他共同进餐，同席的还有其领导人，都没有什么礼仪或规矩，大家散坐在两三张小方桌旁，谈话很随便，食物也极简单。我们即将离开延安时，他同一两位同事到我们所住的窑洞招待所来送行，并且送我们每人一张他签了名的画像。这是在延安石印的，神态很好，充满睿智。这张画像我一直珍藏着，1945～1951年在纽约时挂在我住所墙上，后来我回到北京仍挂在我住所墙上，直到现在。在上一世纪40年代，在印度、英国和美国都曾举行过关于中国解放区的展览会并邀请我去作讲演，我总是把这张画像借给他们展出，使那里的人们可以“见到”毛主席。
在延安时，我们对于他那种“好整以暇”、“举重若轻”的态度都有深刻的印象。他肩负重任，公务繁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不断，行政管理千头万绪。在同国民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是最主要的决策者—既要抵挡国民党的进攻，又要避免发生内战，还要促使它更好地对日作战。在理论性著作中，在党内的争论中，他规划出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他同蒋介石在仪态上的反差真是再强烈不过了。在重庆，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说话哼哼哈哈。他坚持要“事必躬亲”—从训斥部下将领到接见每一个奉派出国的国民党官员（据说在接见时还让一个相士躲在幕后给这个官员相面，看他脸上有无不妥或不忠的迹象）。毛则相反，他当时显然很善于把职责分散下去。抗日根据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地理上既相互隔绝，交通通讯又极端困难，由中央直接具体指导各种军事和政治措施是不可能的。中央的各项总方针是必须理解和遵守的，但每个根据地可以决定各自的行动，这样就使一致性和主动性达到了充满活力的结合。
下面是中外记者团1944年6月12日在延安会晤毛泽东时，他所发表的谈话：
我们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世界上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一共同目的，你们到这里来了。这里是中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既荒凉，从历史上来讲又相对地落后。但在这里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一种坚强的决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要肩并肩地共同打击日本。你们会亲眼看到我们在这里正在抵抗日本侵略。
欧洲第二战场刚刚开辟。这件大事预示着德国希特勒的灭亡，以及日本的最后失败。整个中国都欢迎这一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也很欢迎。希特勒和日本垮台之后，世界将成乐土。在中国，随着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这里的工作会开展得更有成效。中国所有抗日力量应该团结得更紧，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配合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胜利，比以前更加努力工作以粉碎日本军国主义。
在这种形势下，你们新闻界应该关心中国内部的情况。在这里我要讲几句话，强调团结的必要，并说明我们的态度。
首先，我们支持蒋介石坚持国共合作，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并创建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这一共同的目标。这是我们坚持了许多年的方针，现在也仍然坚持。我们必须如此，因为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的缺点，并且是很大的缺点，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需要民主。假如我们有了民主，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抗日就可以加强，在胜利以后，我们就可重建中国。假如我们现在实现了团结和民主，未来就有保障。中国需要保持全民族的团结，但是只有民主，团结才有保证。
接着，毛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关于正在重庆进行的国共两党谈判，他说：“我们希望谈判有所进展并能解决实质性问题，然而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结果。”
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认为第二战场开创了世界新局面；对这一新局面，共产党是否将发表一项声明”这一问题，他回答说：“真正的转折是随着1942年11月苏联斯大林格勒反攻胜利而出现的。第二战场的开辟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机遇，但不是真正的转折点。我们的报纸已经阐明了我们的观点。”
《解放日报》在此之前曾发表一篇社论，指出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确实标志着一个新阶段，如同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一样。这两件大事都是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大合作的体现。在1942年11月苏联红军发动反攻前，反法西斯的国家遭受失败和退却，法西斯势力呈上升趋势。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盟军在北非，接着在太平洋上停止了后退，转为反攻。
今天，在事隔几十年之后，人们仍然会注意到：对于欧洲第二战场，他没有采取西方的看法，也没有采取苏联的看法，认为第二战场本身决定全世界的命运。他当时就把重点放在未来，放在各个国家反法西斯力量的主动性上。
用同样的思路，据上引那篇社论（可能就是毛本人写的，至少是他审定的）推断，第二战场将加速欧洲战场的胜利，以后盟国的武器和人力将可能转到远东来。这样，第二战场将为中国创造一种较好的形势，但是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利用这一形势。如果中国只靠外在的因素，那末它本身的问题仍然不能解决。
有一位中国记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团体有何希望以及自己将有何作为”的问题。毛回答说：
“我们一定要以民主配合抗击法西斯，只有这种配合才能产生力量。中国的军队也需要民主，如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各级指挥部门之间、各个部队之间。假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部队就可团结得如同英国、美国及其他民主的军队一样。我们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民主，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思想方面、出版和艺术创作方面。只有当文化和人民结合起来，它才能被广大群众所热情接受。”
“在各个党派内部，在不同党派之间的关系上也必须要有民主。国际方面，必须有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的民主。我希望外国和我们的外国朋友对中国采取一个民主的态度。只有当我们有了民主，我们才能巩固我们内部的团结和国际间的团结，才能打赢这场战争并建立牢固的国际关系。”
“只有建立在人民基础上的团结才可称之为民主团结，或曰民主集中制。这一民主制度是坚不可摧的。简言之，这就是我们寄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我们的同胞和全世界朋友们包括法西斯国家人民的。”
“战后的国际联盟（指未来的联合国组织）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建立。
“总之，在这一切方面我们都赞成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团结。”
后来我同毛泽东又有过一次单独的谈话。这次谈话不作报道，我也没有作记录。我向他转达了宋庆龄的问候。那时宋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我是“保盟”的干部，所以我就“保盟”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帮助解放区的问题（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止运入药品和其他救济物资），征求他的意见。他给了我一张所需物资的清单让我带回去。
毛主席在交谈中询问了国外的一些情况。他听说我为多家传媒撰稿，其中有一家通讯社是专向美国工会报纸发稿的，就问我美国的“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和“产业工人联合会”（简称“产联”），哪一家的会员人数更多一些。那时这两个组织还是对立的，后来才合并。我比较倾向于发展很快的“产联”，因此就说“产联”多一些。他说不，还是“劳联”人数多。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这件事说明，他虽然身居延安的窑洞，但对外部世界的情况还是相当了解的，而且他在同别人讨论任何问题之前一定是充分“备课”的。他还问到为什么美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白劳德要解散美共，把它改组为一个“政治团体”，以便在美国两党制的架构中间活动。我引用了报纸上发表过的白劳德自己的解释。毛问道：“那末，一个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的原则性到哪里去了呢？！”虽然他没有说下去，但显然是不赞成。这是在法共等外国共产党批评白劳德的行动丧失原则的几个月之前。
现在我想简单地回忆一下毛泽东是怎样展示和分析问题的。
有一个方面是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那就是他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他的话的意思和道理。这不是某种把事情简单化的手法而是一种才能—他的头脑非常清楚，又能简明地形象地去说服别人。他一生的经历从当教员开始不是没有好处的。
举一个例子。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开进了许多中等城市。在以前的20年里，这些部队从来没有进过城，所以当1946年内战开始时要他们撤出这些城市，他们很难接受。但当时的形势又非撤出不可。毛泽东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就使他们很快信服了。他是这样说的：
你设想一下，你在等车到别处去。一个强盗来抢你的行李包裹。你是不是该拖住每件行李不放呢？最好别这样做。让他把能拿的都拿去，甚至于你还要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背上，两只手也都拿着东西。等他摇摇晃晃想走，一拳打在他脑袋上，他和所有的东西就都让你拿下了。
这段话在实质上就是用来粉碎国民党军队而取胜的战术。国民党军队要分兵把守新占领的城镇，兵力分散便难以运动。解放军（即原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机动，没有包袱，可以到处破坏交通并在必要时集中兵力作战。最后解放军以最小的代价收复了失去的城镇，国民党守军则被俘或被歼。
毛用抓跳蚤打比方，说明在作战中灵活性和主动性的重要。他说，愚蠢的敌人用10个手指来按住10个跳蚤（比喻解放军的小部队），然后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可以一个一个地把敌人的“手指”砍掉。
至于军需供应，一支有效率的、机动的军队可以一点一点地从敌人那里得到。中国人民的军火库在美国和英国，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替我们把军火运来。这是毛在过去红军时期说过的俏皮话。
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公式概括地说明了在农村人口占90%的旧中国所必须采取的方略。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就预见到将有三个战略阶段。第一个阶段，有着优势装备的敌军前进，中国军队撤退或转向两翼。第二个阶段，双方主力相持不下，中国的游击队渗入敌后。第三个阶段，中国军队能转而进行反攻。
在政治上，同军事相配合，为使敌人和投降派在国内和国际上越来越陷于孤立，要不断地动员群众抗击侵略者，最后，在盟国数量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使中国的兵力增强到能反攻取胜的水平。
这些理念使战士们心中有了明确的方向，其力量抵得过许多师团—在撤退时防止产生悲观情绪，在相持时不会使思想停滞—并且指明了胜利的道路。
当我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之一时，我不认为是错误的。不管谁见到他，包括他在政治上的对手们，离开他时都有这种印象。融合在毛身上的既有深沉的严肃，又有地道的幽默感；既有耐心，又有决心；既有思想，又有行动；既有自信的一面，又有谦恭的一面。
深思熟虑是他的主要特点。他的声音和举止是文静的。一个事实比一堆词藻在他心目中所占的分量要大。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从来没有忘记中国人口的90%生活在大城市之外。他倾注更多的时间在农民和士兵身上而不是高层人士身上。在他的指示下，自命不凡、年轻的党内知识分子被送到农村去“向人民大众学习”，而土生土长的、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虽很能干，但一般没有文化，于是他把这些人召到延安来接受教育和进行理论学习。
当中国革命第一次遭受最大的挫折之后，他既反对放下武器的人，也反对那些主张在中国大城市中不顾一切进行起义的论调，而代之以把运动的中心转移到边远的农村。在有名的长征中，一些精疲力竭的红军部队不打算再往前走，而想在富庶的四川安顿下来。另外一些人则想直奔苏联边境，在那里他们至少可以在侧翼的友好邻区整编他们的队伍。毛则极力争辩说：中国人民要打日本，反对任何不面对民族大敌的人。
他得到了总司令朱德的支持，率领红军来到贫困的陕北，又到了山西，陷入了似乎毫无希望的国民党和日军的夹缝中。但正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是打日本，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时，他们喊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以至蒋介石派去粉碎共产党军队的人也起义了，反而把蒋软禁。但是当毛的老对手已在他的掌股之间时，他则坚持恢复他的自由，因为他相信蒋的经验已经告诉他再进行内战已无可能，于是创造了国共联合行动反击侵略者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