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盟”在香港多次组织募捐和义卖活动。认捐的既有生意兴隆的企业，也有普通的劳动人民；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都慕宋庆龄之名而来（人们更多地称她“孙夫人”）。她是既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的人物。她虽然从不隐讳自己的左翼观点，但由于她的威望是如此之高，香港总督罗富国（杰弗里·诺思科特勋爵）也不得不来参加她所主持的活动。
在汪精卫叛变时，宋庆龄和她的两个姊妹孔祥熙夫人和蒋介石夫人多年来第一次聚集在一起，从1940年3月31日开始，联袂访问重庆，以显示团结抗战，反对汪精卫的投降。这件事在中国政坛引起了广泛注意。
在同一时期，由于“保盟”在钱款方面绝对廉洁自律，声誉远扬，所以蒋介石夫人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社”委托“保盟”对它在香港开展的捐款活动进行审计。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从以上所述可见一斑。
在1939年至1940年，香港本身也受到了压力。英国驻华大使拜访宋庆龄，劝她不要发表政治性言论，尤其不要批评国民党当局（这不是大使本人的意思，他是执行英国政府的指示）。实际上，在此之前和以后，香港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激怒东京。在香港的中文报纸上，不允许公然提及日本的侵略和战争暴行。为了英国帝国的利益，中文出版物上不能把香港人叫做中国人，而只能称为华人。香港的审查官们禁止公映真实报道抗日战争的电影，例如，保卫中国同盟未能获准放映伊文思在采访台儿庄时拍摄的第一手纪录片《四万万人》。
我在“保盟”的工作重心是关注中国的政治形势和战局。我在当地一家报纸的工作虽然也是为中国的利益服务，但却处于香港长期保存下来的那种殖民地氛围之中。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宋庆龄知道我需要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便请她丈夫以前的贴身保镖莫里斯·科恩想想办法，替我找一份差事，最好是在新闻界。莫里斯·科恩的中文名字叫马坤，外号“双枪将军”，他对香港的情况相当熟悉。他果然为我找到一份工作，给《香港每日新闻》当编辑。这是香港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始创于19世纪50年代，几十年来颇有影响，后来由于财政拮据，把部分所有权卖给国民党，转而为中国的抗日事业效劳。在内部纷争不已的情况下，它在业务上急需一个新的编辑。在宋庆龄的推荐下，我去应聘了。
接着，报社的国民党负责人俞鸿钧找我面谈。俞鸿钧曾经当过上海市市长。在香港，他是为报社提供经费的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负责人。他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态度谦和。他自己也当过记者，后来在宋庆龄的姐姐（孔祥熙夫人）和妹妹（蒋介石夫人）的关照下进入官场。他似乎对我的新闻工作经历感到满意，也不在乎我比较年轻。尽管他并不喜欢抗日统一战线，但还不至于拒绝宋庆龄这样一个左派的推荐。最重要的是，我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我愿意接受比其他与之竞争的英语报纸编辑要低得多的薪水。
不久，我就成了编辑部的负责人，最后居然当上了主编。
尽管有种种不利条件，我们毕竟对《每日新闻》下了些功夫，也并非完全没有效果。我们的社论（有许多是我写的）往往直言不讳，一针见血，有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谴责日本继续侵略中国，批评西方（尤其是英国）在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以前，特别是其后还对日本采取绥靖主义。
当汪精卫叛国集团在南京建立亲日的傀儡政府时，我们不仅严厉抨击了他公然卖国的行径，而且揭露了他企图把中国的民族战争变成看上去像是内战的阴谋，以掩盖外国侵略的本质，使得其他国家可以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给予汪精卫政权以交战一方的地位，就像当年对待西班牙的佛朗哥那样。同样，我们也痛斥了日本首相近卫文突然诱降的阴谋。日本的这一举措同汪精卫在日本授意下要同蒋介石和解的表示相配合。针对这些阴谋活动，我们呼吁支持蒋介石反对投降主义的立场。
尽管《每日新闻》是国民党拥有的，我还是设法在社论里偶尔提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还列举了已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在香港英文报纸的评论中是罕见的，虽然它们的新闻报道中偶尔也会提及。
关于从日军占领区传出的一些歪曲中国局势的报道，我们同路透社上海分社展开了笔战，指斥他们把一些谣言当作事实。
我们始终呼吁外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认为这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变成战场以后，也仍然没有变成“次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几乎经常在晚上跟香港《星岛日报》的编辑、进步人士金仲华通电话，所以我们两家报纸的社论调门儿往往是一致的。
我在“保盟”的朋友柳无垢不厌其烦地把《每日新闻》的社论都剪下来，贴在剪报簿里。这些剪报簿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仍然奇迹般地保存在我的手上。现在翻阅起来，不胜怀旧之感，它们反映出我年轻时的精力是何等充沛。当年在报社的工作很紧张，每天从黄昏一直忙到深夜，但丝毫不觉疲倦，还有时间做许多其他工作。除了为“保盟”做宣传工作外，我还为“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编辑了一两本宣传小册子。我的第一本书《人民之战》也终于完成，它讲述了我所看到的中国头两年抗日战争的情况，由伦敦的维克多·高兰茨出版社出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也是由该社出版的。《人民之战》问世后，引起了广泛的评论，总的来说，评价是好的。
宋庆龄称赞它“不同于其他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是第一手的分析性报道，并把目前的斗争同过去的历史和对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
斯诺说它“是一本极好的战争新闻，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
现在我自己回过头来看看，这些赞美之词是不敢当的。但对于一个年轻记者来说，这也算是一次鼓励。那时我写作的速度也非常快，最后40页是开了一个夜车，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
此外，我还在廖承志的主持下，从事中共文件英文译本的编辑改稿工作。廖承志的父亲是在美国旧金山出生的、国民党早期的革命烈士廖仲恺，母亲是很有才能而又勇敢坚定的何香凝（她也是国民党元老）。
1938年至1941年，他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并且是“保盟”的一个主要成员。廖承志非常活跃，讨人喜欢。他多才多艺，懂多种外语。他的中文和日文都很好（他生于日本，在那里上过学），英文也不错（他早年居住在香港），还略懂其他一些外语。生活的磨练使他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者。1925年，当他还是一个十来岁的中学生的时候，他同他的姐姐廖梦醒一起参加了广州的反帝大游行。这次游行遭到英法租界内两国军队的机枪扫射，这就是历史上的“沙面大惨案”。在1926年父亲遭到反动派暗杀后，他参加了共产党，先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德国汉堡国际海员俱乐部的中国海员中间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他回到上海，被蒋介石的特务逮捕，生命危在旦夕，幸而由他的母亲出面营救了出来。他偷偷溜出上海，参加了红军长征。
那时，朋友们给廖承志起了个外号，叫他“肥仔”。他擅长绘画，他的漫画富有想象力。他性情随和，又很健谈，总是那么悠然自得。在这种随和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钢铁般的心，这是经过前前后后许多烈火的锤炼铸造成的。有一次，我同他一起乘坐一辆出租车，我关车门的时候，不小心挤破了他的拇指，皮开肉绽，血流不止。他一声不吭，用手帕包扎起来。我连声道歉，他挥挥手，依然笑容满面。其实他伤得不轻，因为几星期后，他的指甲周围仍然青一块紫一块的，他却再也没提起过这件事。我一直在想，他是一个长征干部，什么打击和苦难都经历过了，这点小事的确真算不了什么。
廖承志交给我们翻译的文件是延安精选出来，要在国际上发布的，其中包括毛泽东的经典性长篇论著《论持久战》（原来是一次演讲）。这篇论文概述了抗日战争可能经历的几个阶段和应当采取的战略，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出其所料。这是一部条理清晰、有说服力的杰作，既说明了同时也促进了事态的发展。另一些文件论述了国共两党摩擦的发展和危险。
来自延安的这些文件和其他一些文件在香港翻译出版后，有时从本港，有时从马尼拉发往世界各地。当地参加翻译的人中，有年轻的作家叶君健，他后来成了著名的小说家。和我一起参加英文改稿的，还有跟我同住的唐纳德·艾伦。艾伦参与创建“保盟”广州分会，广州陷落后，他也来到了香港。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那时美共正处于鼎盛时期，约有10万党员，影响极大。
正是在香港的这段时间，我开始给《纽约时报》投稿，论述中国的新文学艺术。这些文章发表在该报的“图书评论版”。又过了一些年，我开始给《纽约时报》写关于中国解放区的第一手报道系列，这在该报是第一次。
廖承志组织我们翻译政治文件的工作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从1939年起，在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曲折斗争时期，周恩来领导着在国民党陪都重庆的中共军政代表团，同时兼任中共华南局书记。
当时的重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所有的外国大使馆都集中在这里。周恩来作为中共在这个地区的最高代表，实际上起着党的外交部长的作用。10年以后，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担任了总理兼外交部长。
同样的，我们为之工作的那些出版物可以被认为有助于促使新中国第一批外语对外宣传书刊的诞生。
1940年春末，我第一次在香港的居留结束了。我的一位老朋友、新西兰作家和记者贝特兰接管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的编务。艾伦等人仍然在那里帮助做翻译工作。
至于《香港每日新闻》的那份差事，原来不过是权宜之计，我根本不想在英国的这块殖民地上长期担任它的主编。所以我决定去重庆。
最重要的是，我同中国内地隔绝的时间太长了，我渴望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