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纳指我国历史上通过向朝廷捐纳资财获取官职的一种制度，又叫资选、开纳，到了清代又称“捐纳事例”，简称“捐例”，即官吏捐加级、封典，平民捐职衔，生员捐贡生、监生。实际上，这是朝廷赤裸裸的卖官敛钱。
捐纳早在秦汉时就已出现。据史书记载，秦汉两代，每逢军兴、河工或灾荒，统治者就会卖官爵，以增加财政收入。公元前243年，因蝗灾，秦始皇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西汉文帝从晁错之言，令民纳粟边陲，可得上造、五大夫等爵位。东汉末年，汉灵帝为了敛财，更是大举卖官，上自三公，下至羽林郎，均可以钱购买，公、卿、吏各有定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干戈，军饷奇缺，各朝无不“鬻官为市”；待天下刚定，新朝才立，又因国库空虚，率行开捐。以后的历代封建政权无不开办捐例。清代以前，卖官鬻爵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从清代起，捐纳则制度化了，并成为科举制的重要补充。
清代捐纳分为两类：一类是“现行事例”，主要是捐虚衔、捐封典，以及捐出身等。另一类是为解决应急事件，即救荒、河工、军需等而开设的“暂行事例”，事竣而止，为捐纳实官等。
文官捐纳始于康熙十三年（1674）。为了发兵讨伐三藩之乱，康熙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筹措军响，其中之一便是鼓励官民和富商捐纳。捐纳在当时有两种情况：一是“捐官”，二是“捐助”，即根据出资多少，给官员晋级，送士子入监读书，对官民给匾示族，给顶戴荣身等。“三藩之乱”平定后，又因西安、大同饥馑和修浚永定河等，再开捐例。这几次捐例，除了翎衔、封典、加级记录外，不仅可以捐知县，还可捐道、府实缺官。由于定有捐纳员缺，专由捐纳人员补充，与科举正途，两不相碍。
雍正朝，对捐纳放宽了限制，除道、府、同知不准捐纳外，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同、州判、县丞均可报捐。此外，还将康熙朝开始的文官捐扩大到武职捐，规定纳千、把总均可捐纳，以此开武官捐纳先例。乾隆时，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可捐至游击。嘉道以后，库藏亏缺。于是朝廷广开捐纳，以为生财之道。
清初捐纳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总体讲比例轻微，无关大局。嘉庆以后，情况大变。政府凡需筹集资金处，都要开捐，名目繁多，不可胜数。因捐纳人员过多，铨补缓慢，士民捐纳已不如以前积极。为鼓励踊跃捐纳，政府下令捐纳银钱可以打折减成，以后更翻出许多“花样”，如先用、即用、遇缺等名目。到后来因为银捐压倒科举正途，即便是进士想补知县，也得捐纳银钱，否则补缺极难。
后人一提起清代的捐纳，就会首先想到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小说。人们无不对书中那些迎合、钻营、蒙骗、倾轧、昏聩糊涂、卑鄙龌龊的损官感到恶心，无不对那些蒙骗坑人的捐官感到切齿痛恨。该书对捐纳制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但它毕竟是小说。作为一种选官制度，捐纳制的出现和存在自有它的“客观”原因和特定的历史作用，不能简单地看待它。实际上，清代捐纳制，既是中国早期封建社会长期因袭的货选用人制度的继续，又是清代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社会历史的产物。
清代捐纳制度，始于顺治朝，完备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泛滥于咸丰、同治两朝，终于宣统朝。它与科举、荫袭、保举同为清朝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对于清代的社会政治，尤其是晚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捐纳制度的产生与清代人口增长过速、社会上知识分子严重过剩有密切关系。清朝前期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大量增加。与此相应，士人也增加了十倍左右，但朝廷通过科举正途录取名额变化不大，仅为应考者的三十分之一。这就造成了文人严重过剩现象，造成千军万马走科举独木桥的现象。许多文人士子由少到老，一次次参加科举考试，“终不得一第”，从而对社会心怀愤懑。蒲松龄一生九试不第，写《聊斋志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此发泄胸中的不满。
士人，本属封建政治的基础力量，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延续几千年，与此不无关系，历代士人通过座主、同年，以及上下级、门生、故旧等关系结成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维系着传统社会结构，而到清代，文化人大量弃之于野，无疑是十分可怕的事情。这由历次农民起义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就可以知道。为了稳固统治，政府不得不考虑用其他办法解决文人出路向题。故捐纳制度应运而生，成为科举制的重要补充，使许多士绅子弟仕进有望，这实际上也是对地主缙绅阶级的一种笼络。
捐纳制度在清政府的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作用重大。太平天国起义时，捐纳竟成为镇压太平天国军饷的重要来源。而洋务运动更是与捐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但为洋务运动提供了大批资金，而且提供了大量办事人员。同时，捐纳为一大批怀抱经世之志，但屡试不第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据《清代七百名人传》统计，通过捐纳做到总督、巡抚一级的就达23人，如刘锦棠、端方、盛宣怀等；还有一些人通过捐纳而成为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如邓世昌、杨深秀、徐锡林等。如果没有捐纳这一途径，这些人很难在政治上表现自己。
从根本上说，捐官制度是贪污腐败之源，因为买官者一定要把钱捞回来。清人欧阳昱的《见闻琐录》中说，捐官者到任后如饿虎入羊群，弄得老百姓叫苦不迭。为了捞回捐官时花的大笔银子，他们肆意加派粮饷，但统治者们却对此置之不理，因为捐纳是既定国策。
清朝买官的主要是商人、华侨、地主等有钱人。有的大商人银子多，竟为襁褓中乳臭未干的小儿捐官，妄想世代为官。巨富的大商人当然都捐巡抚、布政使之类的大官来做，有些小商人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银子，只能先捐个知县一类的小官作为入仕的开始，等到捞足了银子再去捐大官。更有甚者，三五个人凑银子捐官，一般是采取谁出的银子多谁去做官，其他人或做师爷或做长随，等到任捞了银子大家再分的方式。因此，有人作诗讽刺道：“大掉枪花真苦心，群英会计一何深。捐官结得众人义，获利平分十万金。”
还有个很出名的例子，说的是曾国藩在两湖地区大搞卖官之事，筹措军费，一时间红顶花翎满天飞，很多人倾家荡产买了官之后一直等不到实缺，最后只好自谋生路。徐珂的《清稗类钞》里说，长沙城里有一个裁缝挑了一个担子，担头上挂了一个红顶花翎的官帽求售，说是买了官之后，官家不讲信义，没给官做，只好卖了这顶帽子换钱。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最后曾国藩很不情愿地出了几百两银子，把那顶帽子收了回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捐纳制度加速了清朝官场的整体性腐败，从而也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大批文盲、商人和不知来路的地痞流氓进了官场，所以才会有《官场现形记》这样的绝妙讽刺小说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