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工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都需要在注重理论技术的掌握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之间进行权衡和折中。因此，工程应用型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应该以技术应用和解决问题为中心，并兼顾常识性理论知识、专业知识、技术应用能力，不能顾此失彼。然而，知识传授较之能力培养更具体，也更易于采用课堂教学的方式实施。这时，人才培养容易导致重理论技术，轻应用能力。针对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和思考，每个大学应该根据理论、技术和应用，进行相对清晰的思辨、权衡和取舍。
多年来，我国的计算机教育重视理论技术，轻视业务能力。然而，书本上的理论始终只是理论，它更需要与应用领域的业务相结合。学生即使掌握了再好、再多、再先进、再高深的原理和技术，也会因为不懂会计、税务或其他行业的具体业务，不会分析业务流程，而无法编制具体的应用软件，缺乏运用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某高校开设了应用性很强的“地理信息系统（GIS）”课程，但任课教师却大量讲授图层、地图标准、空间数据库等基本概念和原理，并不结合应用开发开展教学，考试也只考老师讲过的内容。到头来，学生只知道基本概念，并不会应用GIS技术、建设GIS应用系统、解决实际问题。试想一下，我们的很多课程不也是如此吗？
殊不知，理论、技术、应用、能力和工程等并不能简单等同，书本上的理论和技术更偏重于解决“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如核物理是科学理论，但建造“原子弹”、“氢弹”以及“核电厂”则是工程应用，涉及管理、技术和工艺。又如很多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掌握了关系数据库原理，却不会使用Oracle系统；学习了操作系统，却不会使用Unix；学习了软件工程课程，却不会组织软件开发。这种过于强调理论、只注重知识传授的“工匠学徒式”人才培养方式，势必导致学生能“知其所以然”却缺乏“知其然”的能力；有时甚至还不如“工匠学徒式”的培养，因为“工匠学徒”尚且通过实际操作培养了动手能力。
提到软件工程课程，其原理和技术本身就是软件开发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学习这种经验总结性的课程，如果不结合实际软件应用项目的开发，对学生来说，如同嚼蜡，无异于在教室里学开车。无怪乎有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感慨“大学四年白读了”，原因恐怕即在于此。国外很多应用型专业强调“做中学”，其原因也在于此。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拿来国外最新的原版教材、最先进的技术。但是，我们能拿来这些结果，却无法拿来别人得到结果的过程，更无法拿来别人培养人才的过程。我们很少培养学生学习别人发明技术和应用技术的思路、方法、过程，因而，所培养的人才大多只能称之为“缺乏创造性的工匠”。短时间如此也许并无大碍，可如果长时间地“近亲繁殖”这种人才培养模式，虽然可以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形式上与国际一流大学保持一致，但人才培养质量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即便没有专业理论的支撑，阿炳留下了《二泉映月》，曹雪芹留下了《红楼梦》，李冰留下了都江堰，莫扎特七岁时就开始创作音乐……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可很多大学科班出身的人却平庸地度过一生。因此，在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即便我们不能将能力与技术割裂开，能力培养也许比理论、技术传授更重要。笔者认为，工程应用的能力主要包括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与沟通交流能力、工程项目规划和过程管理能力、执行能力等。
（二）人才的问题
科技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尤其是IT、生物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科技功用性价值尤为突出。因此很多人片面认为科技改变世界和生活，人才是关键。这些看法、观点本没有错，可如果只关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以此唯人才论，未免有失偏颇、顾此失彼，甚至忘记了教育之根本所在。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在宏观方面，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相互紧密关联，也与人才培养密切相关。但这些概念不能简单地等价，更不等价于人们素质的提高、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微观方面，某个人纵然掌握了前沿和核心的技术，但未必就具有创新思维、优秀品格，未必就是社会经济发展急需之才。
对人才和人才培养，我们常常充满矛盾、困惑和苦恼。很多家长希望小孩考上名牌大学，可名牌大学毕业并不意味着即是人才，更不意味着获得成功。比尔·盖茨大学没毕业就开始创业，很多杰出的成功人士甚至没有可以引以自豪的大学教育背景。所以人们常说“英雄不问出处”。从更大范围看，我们现在的大学规模是“世界第一”，一流大学所开设的学科专业，我们同样也有，甚至在学制、课程体系、教材方面都可以与他们保持一致，可就是不能像别人那样培养一流的人才。那么，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才能急社会、经济发展之所需呢？有人认为创新性人才是社会的脊梁和精英；有人认为掌握前沿科技的人才才是社会的弄潮儿；有人认为人才培养的关键是能力；还有人认为我们缺乏管理型人才。
现代社会的分工与协作，对人才形成了专业化和差异化的需求。广义地说，人才应该包括不同专业的高、中、低端人才；狭义地说，人才往往特指那些具有特殊技能的高端人才、优秀人才。不同层次、不同学校应该根据专业化、差异化的存在，定位人才培养的目标。也正因为差异化、专业化的社会需求，任何人只要具备良好的态度、习惯和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都可以做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成为社会所需的人才。
整个社会都注重培养、引进优秀的高端人才，以推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那么，该如何界定社会所需的高端人才呢？从事理论研究、产业发展规划、工程应用开发、商业运作管理等不同领域的高端人才，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进行度量。具有极高学术造诣的专家、教授，也许在其专业领域能发表真知灼见，但对产业发展、商业运作等，未必就能贡献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针对社会、经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三高”（高学历、高学位、高职称）人才也许可以作为专家提供咨询建议，却未必能充当社会的弄潮儿。一个大学教授也许比一个农民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但并不见得就比农民更有能力、思想以及智慧。年轻的博士可能具备成为优秀人才的潜质，但仅懂得书本上的理论，尚不能成为产业发展的将领性高端人才，也不一定能担当学术研究。
针对产业发展，高端人才往往需要具备国际化视野、工程经验丰富、管理经验丰富、执行力强、富有责任心等特质。其过人之处并非体现在理论、技术等方面，而是体现在道德、价值观、态度、习惯、能力、思维和方法上。不同专业的高端人才也许存在着巨大的专业技能差别，但他们肯定具备那些卓越的品格和能力，如良好的道德、积极健康的价值观、高屋建瓴的战略性思维、良好的规划管理能力、创造力、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的能力、生存能力、执行能力、人际交往及团队合作精神等。
（三）师资的问题
本书多处讨论了教师问题及对教师的建议，这里仅针对工程应用型学科专业的教师提出一点建议。
前文介绍了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其关键取决于教师“如何做”。在教学过程中，很多大学鼓励教师推行案例教学、项目教学、情景教学、自主探究式学习等方法，并大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推进国际化。其实，这些教学方法都是教学经验的探索总结，教师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不在于知道这些教学法，而在于如何践行它们。
结合项目、案例开展教学，要求老师属于“双师型”人才：既是讲师，能传授知识、启发思考；又是工程师，能带领、指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对任何学科专业而言，尤其是工程应用型的学科专业，也许所有的老师，最好能具备“三设”（设想、设计、设问）的“导演”能力。然而，很多工程应用方向的教师缺乏实际工程经验，也不会置身于实际项目案例“三设”。他们只得照本宣科地讲授“What”，而不善于启发学生思考“Why”和“How”。
从长远角度看，国际化是提升教师水平、提高教学质量、改善大学文化的重要举措之一。说起国际化，很多人认为采用双语或全英文教学、组织外国专家的学术报告、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开展与国外大学的交流互访等，大学即实现了国际化。这种认识未免过于肤浅。这些形式与活动，特别是双语或全英文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部分地解决教育问题，但期望全面地解决，无异于缘木求鱼。试想一下：采用任何语言授课，传授给学生的理论、技术等知识本质上并无二致，那么，国际化的内涵和目的究竟是什么？
真正的国际化应该是教学理念、践行理念过程的国际化，而不在于教学语言的国际化。大学开展各种国际交流与合作，其目的是通过师生互换、师生互访、学术交流、合作研究等形式，实现文化交流、思想碰撞，从而达到学习、借鉴、践行现代教育理念的目的。反之，只要具备并践行了优秀的教育理念，是否国际化已无足轻重。
四、以计算机软件人才培养为例
（一）产业发展面临的尴尬
20世纪80年代，有专家预测，世界上有两个软件产业即将崛起的国家，那就是印度和中国。然而，二十年后，印度和爱尔兰的软件产业崛起了，尽管印度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尚且不如中国。近年来，中国培养IT方面的专业人才总数已超过了美国，但我们的产业发展水平与印度等国家相比，差距日益增大。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找了一块“遮羞布”，归结为语言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
也许因为我们在“关注结果”的教学方式上走了太长的时间，以至于我们培养的人才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发展。为此，国务院在2000年专门出台18号文《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教育部根据18号文的精神，成立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并提出了两个发展目标：推动教育改革，培养软件技术人才。虽然37所示范性软件学院为社会培养了很多人才，但并未带来产业发展的井喷。同时软件学院并未根本地改变人才培养模式，就更谈不上推动教育的改革了。
其实，国内很多教育家在更早以前都在倡导推行“做中学”、案例教学、项目教学、情景教学、自主探究式学习等教学方法，但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首先，教育家们倡导推行的只是概念，并未结合具体的专业课程教学提出实质性的操作建议。其次，计算机等工程应用型专业的教师们也许听说了这些教学方法，但很多教师只注重传授理论、技术，很少有人深层次地思考这些方法的本质，并在专业教学过程中践行这些方法。再次，大多数大学缺乏这样的文化和土壤，反而因为刚性化的管理规范，只注重教师的知识传授，遏制了对不同教学方法的探索、尝试和实践。
归根结底，建设软件学院、践行现代教育理念、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教育改革等都只是目标，能否实现目标则取决于“如何做”。然而，我们不仅在软件学院建设，而且在所有专业的人才培养方面，均面临着“如何做”的尴尬。以至于我们功利地面向社会需求培养专业人才，却越来越偏离教育的本质。我们培养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却距离社会发展的专业化人才需求越来越远。
多年前，我们一直倡导科技创新。近年来，风向标发生了变化，政府倡导协同创新。可是，究竟什么是创新？创新的源泉何在？如何实现创新？有哪些类型层次的创新？为什么需要协同创新？试想我们的教育理念、专业人才培养水平尚且如此，何以奢谈创新？各级政府每年为各种科研项目、平台建设投入了巨额的经费，但很多科研人员闭门造车、纸上谈兵，创新仅只是创新，严重脱离了社会、经济、产业的发展需求，使得我们的科技创新面临“皮之不存”的尴尬境地。
由此不难理解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同样存在语言障碍，却依旧可以很好地发展以人为中心、智力密集型的软件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可我们即使培养了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人才，却还是难以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和产业聚集；我们纵然有再多的科研成果，也无法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目标。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改变这种局面，使得教育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从原理、技术到应用
笔者曾了解分析过IEEE关于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机工程的指导建议，也研究分析过国内外一流大学的计算机教学计划体系。同时，还曾多次采用国外原版教材讲授专业课程。我们将教学计划体系、课程知识看成已有的结果，如果仅从这些结果来看，任何大学都可以和国际一流大学保持一致，但不同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却差异巨大。由此可见，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并不在于“教”和“学”什么，而在于如何“教”和“学”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