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阎连科分属不同时代社会的人，但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的性质却又有着相同（或相近）的一面，这就是同属于“转型期”。确实，鲁迅和阎连科无疑都是偏颇的；但他们绝对不是一般人的偏颇，他们的偏颇其实是“时代作家”“有意味的偏颇”[英］克莱夫·贝尔于1913年出版的《艺术》（英文版）一书，第一次提出了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美学假说”，这里借用其中副词——“有意味的”来限定所论问题，意欲指明所论问题具备了相应的“美学意蕴”价值。——即“时代作家”思维（处世理念）上的一种有意（具备内在美学追求）的偏颇。有这样的偏颇，才使得鲁迅和阎连科们终于成为了真正的“时代作家”。这个所谓的“时代”，具体到鲁迅，就是他所处的“新文化运动时代”，即现在一般人所言的中国现代社会开端时段。在那样的时段，新旧文化你死我活、殊死拼杀，社会结构崩塌断裂，人世沧桑巨变非常，是名副其实的“转型时期”。而这个所谓的“时代”，具体到阎连科，那就是他所无法回避的当下中国社会时代，即现在一般人所言的“改革开放”所引发的“转型时期”，其社会巨变及因此所引起的国人心理落差、精神激荡是时下有目共睹的。但仅仅相对于作家本人而言，这个“时代”，可以进一步具体为“当代”。鲁迅的“弃医从文”和阎连科的“弃文从医”，从文学活动的角度看，它们都具备了鲜明的“当代性”。所谓的“当代性”乃“当代文化思潮、思维方式、精神状态和现实人生取向的一个汇合的、深厚的文化结晶”杨匡汉主编： 《共和国文学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17…仅仅纠缠于鲁迅或者阎连科偏颇的语言语法层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如果能深入挖掘他们偏颇的话语意义层面，即深入挖掘鲁迅、阎连科这样具有代表性的“时代作家”人生遭遇及其创作生命所蕴含的文化美学意味，这应该不失为有价值的文论探讨。
1. 鲁迅“弃医从文”的偏颇——现代启蒙文学使命感和启蒙精神尖锐性中国现代文学肇自于新文化运动。内忧外患的国家、积贫积弱的国民，这些险恶的社会现实，使得新文化运动主将们从一开始即主动选择了启蒙的民族大任。尤其是鲁迅，他清楚地发现国人的肉体和精神全被捂在闷热的“铁屋子”（封建专制文化）里这样的惨境。所以，对于鲁迅而言，所谓的启蒙，那就是掀开“铁屋子”，让国人可以“走出去”。鲁迅选择的方式是通过新文化——小说和杂文——的“呐喊”摇撼，唤醒民众，进行反抗。为了唤醒民众，新文化运动主将们似乎都变成了“神”——东方的普罗米修斯，他们纷纷盗来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科学和民主），涤荡千百年以来老祖宗的全部文化余孽，具体为皇权专制或官僚文化的毒害。他们欲通过文化的革新，为中华民族开辟出一条通向民主富强的现代文明之路；重塑国民精神，避免国家覆灭，重整社稷乾坤。因启蒙文化的需要，精英分子出现，鲁迅无疑成为了精英里的精英。
所有“精英”的存在其实都必须有赖于“普遍的不平等”这样的社会现实基础。在文化上，鲁迅的那个时代，这“不平等”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是少数清醒过来的文化先哲，比如像鲁迅这样的接受西方文明洗礼的学者文人，他们焦急地呐喊着，甚至于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另一方面是那些为数众多的长期以来深受封建专制文化压抑的劳苦百姓，尤其是“农民”，他们普遍地愚昧懦弱、麻木不仁。没有精英者的催醒，国人将永远沉睡于漫漫的黑暗中直至僵死殆尽。可以说，这正是启蒙文化的预设。这样的预设，使得中国新文学——现（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限定了它的格局——文学不可能是自由的，文学必须肩负使命。现代文学从开始就是真正的使命文学，启蒙就是治病救人；这病不是一般的病，而是精神上的病，是整个民族的疾患，其病根潜藏于现实的专制文化之中。欲取得启蒙的成功，彻底根除民族的疾患，则必须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得“听于将令”。于是，文学变成了精英们进行文化启蒙的尖锐武器。所以，与其说鲁迅“弃医从文”偏颇，不如说这是现代启蒙文学的使命感驱然；鲁迅的偏颇，本质上是启蒙文化的尖锐，是一种义无反顾、毫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力量。
2. 阎连科“弃文从医”的偏颇——传统文化强大惯性和转型期作家的精神困惑中国现当代文学从一开始便以启蒙——文化评判与精神救赎为己任，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精英文学。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民族救亡与图存的严峻现实使得这样的文学在开始后不久便被迫中断。新文化运动过后的中国文学很快被更激进的时代使命所驱使，成为了绑缚在现实政治斗争甚至是战争机器上的附属品。历史的歧路使得“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及其启蒙的精英文学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因此封建专制文化的毒瘤也自然远远没能消除。建国之后，愈演愈烈的历次左倾运动，尤其是“文革”，其背后无疑还是那些沿袭下来的具备了强大的恶魔邪力的专制文化在暗地发功。当然，这事业未竟的责任绝对不能由其开创者——比如鲁迅等来承担。恰恰是鲁迅的尖锐和旗手作用，终于使得我们的国家在历经劫难后，还能寻找到前进的方向。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就是因为重新连接上了鲁迅所开创的文化启蒙精神血脉而很快重新拥有了自信、力量和骄傲。新时期中国文学所呼唤的“人性、民主”等这些正是国家拨乱反正可以深入推行开展的现实文化基础，加上政治领袖的个人魄力，国家社会发展终于可以迅速回归本道。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宏伟举措，使我们很快迎来了国势日趋强盛的市场经济时代。但文化的强大惯性，甚至是惰性并没有因新时代的到来而主动根除；相反，旧病还要再添新疾，“转型期”的困惑甚至是灾难于是又要层出不穷了，比如“物欲横流”、“良心沦落”、“贪污腐化”、“生态危机”、“人种退化”等负面术语一时间把时代的语域满满填充。这样，文化的渊源和时代的宿命注定阎连科们——“转型期作家”（即“当下作家”）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尴尬。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像阎连科这样具备了极强烈的时代忧患意识的作家，其心情焦虑，心态失衡，语言偏颇，自在情理之中。毕竟，这也是作家忠诚于自己时代、敢于直面时代人性崭新遭遇，表现出来的众多复杂情绪（状态）中的一种。
至少，阎连科必须面对这样的时代问题： 市场经济导致普遍的世俗化，改革开放带来文化的多元化，作家角色由社会中心迅速地边缘化。身陷转型期社会变化种种复杂情况之中，作家何为？或作家还能何为？确实，尤其是对于像阎连科这样典型的忧患型作家而言，他作为精英者的身份是明确而固定的，但阎连科却突然发现，自己要去启蒙的对象却全部没有（应该是全部隐藏起来找不到）了。这是精英文化在这个时代里的最大尴尬！传统的农民出身和现代的文化学养使得阎连科的文学创作不太可能要去随流从众，他应该不太可能去写那些时髦的所谓“欲望狂欢文本”或“下半身写作”之类的“都市新文学”。他最在行的创作恐怕还是《受活》之类的“耙耧系列”，其以写农民现代转型的尴尬为主。尽管阎连科深知现如今依旧生活在耙耧山脉地区的时代农夫们是没有人会来翻阅他所写的这一切的，但阎连科也只能一味地往下写，因为作为精英者的阎连科其宿命是必须去履行自己的“救人职责”，不管这是多么困难的事。因为素养（没有医学的技术）和现实（时代大众缺少接受文学启蒙的热情）的原因，阎连科根本看不到自己“救人”的方向所在。因此焦急万分，你说他能不偏颇？所以说，阎连科“弃文从医”式的偏颇，其实是转型期作家找不到出路的精神困惑。阎连科的偏颇无疑是催人警醒的。他切切实实地在提醒世人（包括作家自己）世道的艰辛和生命的苦难，让世人不敢因一时的得意而忘乎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路漫漫其修远兮”，“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阎连科的偏颇更大的意义是催人反思，尤其是对于“启蒙者”以及“精英文化”自身的反思。
是的，鉴于复杂的文化传承事实和驳乱甚至于是糜烂的生活现状的普遍存在，有头脑的国人不会有谁天真地认为当下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再需要“启蒙者”和“精英文化”了。但新的时代毕竟已然莅临，今天的“转型期”与鲁迅那个时代的“转型期”毕竟已是天壤之别。今天的启蒙者该怎样来构建自己新的精英文化呢？至少对于持精英立场不变的启蒙者而言，这是必须思考的时代问题。就这个问题，笔者欲发表自己的一点浅议： 在新的时代语境里，启蒙的方向不应还只像过去的那样——只对别人不对自己、只对农民不对知识分子、只对大众不对精英者，这样的启蒙，肯定是不彻底的，是半拉子工程。启蒙，其实首先是要启蒙自己，精英者只有撩开罩在自己身上所有的蒙蔽，才有资格去启蒙别人——启蒙芸芸众生。当下作家，罩在他们自己身上的各种蒙蔽——比如金钱名誉等这样那样的诱惑像重重迷雾一般可谓太浓太厚，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所以，这个时代真正严肃的文学创作注定要更多地指向作家自己，指向启蒙的精英者自身，这是时代社会需要对于文学创作的客观要求。符合客观要求，事业才有好的发展，文学的事业也不能例外。
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作家生命的需要，而作家生命又是必须存在于特定的民族、时代、社会环境之中。这就决定了当下的文学创作应该不仅仅只是为了别人，比如阎连科所说的“农民”，同时也是为了创作者——作家自身。尤其在世俗而民主化日益突出的当下时代，作家为自己的生命需要而进行创作，这似乎更能本质地体现出时代创作的审美品性。
如果阎连科清楚或承认以上观点，也许其偏颇性就可以自然而然克服了。但与鲁迅一样，阎连科毕竟是一名有思想个性（“性情中人”）的作家；而只要是真正的作家，人们历来普遍可以报之以宽容态度的。聪明的人谁也不会去苛求作家时时刻刻中规中矩的。一名作家唯唯诺诺其言行不敢越雷池半步。大概其创作生命也早已经结束了。事实屡屡证明，作家的偏颇，往往可以提高其作品个性的鲜明度和精神评判的尖锐度。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说，偏颇是作家的特权。
结语： 作家生命本质
——对生命的真诚和悲悯情怀
概而言之，不管是“弃医从文”还是“弃文从医”，只要放到文学活动话域中进行探讨，那么，二者其实都是“时代作家”（具体为“现代作家”或“当代作家”）思维（处世理念）上的一种有意的偏颇，但这样的偏颇恰恰体现出“时代作家”的生命本质——对于人类（包括作家自身）生命的真诚和悲悯情怀。所以，这样的“时代作家”的偏颇，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了一种具备普遍美学意蕴的偏颇，即“有意味的偏颇”。对尚不完善的人类及其社会怀有赤诚之心、广博之爱，让还处在欠缺中的生命去观察、去体验、去想象，为人类（包括作家自己）不断地营造诗意栖居的心灵家园。如果作家的生命真的存在一个本体性的规定，即“生命本质”，也许可以大体这样概括： 作家必须通过真诚的生命进行审美创作而不断地充盈人类的生命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