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审视权力问题的小说创作大都涉及“腐败”二字，因此他们都有了一个“共名”——“反腐小说”，比如陆天明的《大雪无痕》（吉林人民出版社）、张平的《抉择》（群众出版社）、王跃文的《国画》（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这些成功作品其影响范围和力度，在当下中国是有目共睹的。处在文化边缘状态的民族作家也来进行如此同类题材的创作应该谈不上是奇怪的事情，因为国人作家所面对的生存境遇是有着共同性的，即所谓的“环球彼此炎凉”。关键是不同的作家能否写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反腐小说”，这才是文学创作应该考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像赵先平这样的执“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边境少数民族作家而言，怎样结合自己的“本土审视”来探索小说在“人性思考”上的崭新突破，这才是比较有价值的创作追求；赵先平正是这样努力的。赵先平的努力使得他自己的“反腐小说”多少具备了一定个性和深度。结合《对手》（中篇，发表于《广西文学》）一篇进行一些简单分析。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讲述了“我”与童年玩伴——“牛屎鬼”刘天河（其早年参军，返乡后转干，开始任县财政局的副局长，后升任局长）怎样沆瀣一气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的龌龊人生。借用这样的一个腐败故事，作者其实是写出了“人性的原罪”——“贪欲”所导致的“灵魂坏死”。刘天河可以凭借贪污受贿得来的“钱”而暂时击败所有的从政竞争对手，但他最终却要因此身陷牢狱、妻离子散，失去自己后半生的自由；而“我”因拥有不义的“百万浮财”终于如愿以偿跻身富人行列，但“我”并没有因此就相应地拥有了自己所孜孜以求的爱情等“幸福生活”，相反是精神的日愈颓废、灵魂的迅速枯死，活人变成了“行尸走肉”……作品通过“隐喻”的文学方式富有张力地告诉真正的读者： 就在人性可以极大解放自由的当下时代，人也不可以为所欲为；人总会有它的“对手”，而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我的贪欲。
赵先平的“反腐小说”最大的亮点是他不因为反腐而反腐，更没有狭隘到为反腐而否定所有社会权力存在的荒谬地步。相反，作家清楚地看到，基层权力对于社会的骨骼作用，而腐败则是从根本上坏掉（或抽去）基层社会的骨骼。支架散去，尊严不再，社稷坍塌，这是不想而知的事情。赵先平短篇佳构《骨折》（发表于《北部湾》）所反映的正是作家这样的思考，这显然是独到而精辟的。
三、 新农村建设问题的审视者
作为“一名审视者”，尤其是对本土基层社会问题进行“审视”，赵先平必然绕不开这样一个时代关注——“新农村建设”。这是一个社会学的当下术语，它反映的是当下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一股建设热潮或精神向往，其具体内涵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被概括为20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就笔者理解，这应该成为了中国转型期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理想目标）之一，它主要是针对当下中国广大的农村社会而言。简单地说，这是一个中国广大农村怎样摆脱落后的传统走向现代文明的时代话域。而只要涉及到农村，在中国，这仍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基本话题，尤其在赵先平生活的地方——南疆边境少数民族区域。确实，直到目前，有关“新农村”话题，在这里仍然是一个既令人兴奋又让人沉重的话题。
作家不是社会学家，但所有真正的作家必然是真正的社会学家。换一种说法，真正的作家，都要担当相应的社会精神责任。要演绎好这样的角色，有一个前提性条件——作家应该是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精神规定： 作家只有热爱生活，深入社会，贴近现实，才可以对生命的审美含蕴做到充分而独特的把握，才可以创造出影响社会人心的精神食粮。观察、体验，进而创造，对于作家而言，这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组成链条，缺少了其中的哪一环，作家的生命都是不完整的；而只有完整的或相对完整的（至少是追求完整的）生命，才可能创作出完善或相对完善（至少是追求完善的）文学作品。于是，与时俱进，自然而然也成为了作家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
身处时代生活热潮之中，从文学审美角度，切入时代的精神脉搏，发现时代精神的痼疾和病痛，张扬更加美好的人生处境，营造真正的心灵人性栖居地，这成为了所有时代作家的创作良知。从这样的良知出发，最近几年以来，赵先平继续热衷于对自己的本土基层社会问题进行新的“审视”——对“新农村建设问题”进行自己的个性化“审视”。《余地风波》（中篇，发表于《特区文学》）、《桃红李白》（中篇，发表于《左江文艺》）就是这种“审视”的最新成果。此处仅仅以前者为例做一些简单的赏析。
小说叙述了张喷、卢果为代表的（南疆边境县）余地屯众村民的荒诞无聊的生活故事。故事的背景被放置在当下——余地屯村民在土地承包责任制执行之后已经发家致富起来的事情。张喷与卢果是一对表兄弟，他们当年带头在荒山上种植八角树，是屯里最早的万元户。但有钱之后，他们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了，一天到晚“没事”，所以“贼闷”。于是，张喷最先开赌耍钱，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而卢果只知烂饮烂醉，再也无心于经营家业正事。兄弟俩打架，无事生非，变成了一对在别人（包括老婆、后辈）面前丢人现眼的“现世活宝”。他们受人捉弄，同时还自贱自虐，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村屯里其他人也一样，余地屯变成了一个“有钱的穷村”——道路没有人修、学校变成了赌场，男人赌牌九、烂喝酒，女人赌六合彩，她们追逐疯子张狗子（早年曾生意兴隆，后被骗落败而疯癫）要特码，到了收八角季节的晚上，老鸨、小姐在屯里转悠……故事的最后，疯子张狗子一包炸药想把这个多余的余地屯炸平，结果却把自己给炸个粉碎；也就在那一天，张喷、卢果兄弟俩醉酒后终于无聊到相约去寻死自杀——一个喝农药，一个自吊颈……小说无疑是虚构的，因此难免有一些夸张化或者荒诞化，但在夸张和荒诞的笔墨中却又真实地透露出当下本地农村的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况，这就是缺少精神文化参与的农村经济建设出现的尴尬局面。
通过《余地风波》，赵先平确实是写出了当下此地“新农村建设”的特殊性、艰难性，同时也引导读者不得不对本问题进行思考： 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出路何在？或者，没有精神参与的经济建设到底能走多远？赵先平这一类新的小说创作，其实是具备了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实质的——作家对于社会精神的审视和担当，这无疑是非常值得人们加以咀嚼思索的。
四、 精神的勇气与灵魂的担当
纵观赵先平的小说创作，发现作家对于本土基层社会问题的“审视”还存在一些可圈可点之处。比如，赵先平对于文学语言隐喻性的运用在许多篇章中都是比较成功的。仅从小说的题目上看，都是作家精心推敲的结果，它们往往包含有多层次的审美意味，耐人咀嚼。像《骨折》这样的题目，它既点出故事的原因由来——主人公王磊多次遭遇骨折的生活经历，同时还暗暗地点出了小说所思考、所表达的时代人文问题——精神“骨折”（基层干部腐败）所带来社会骨骼塌陷，以至于人性所遭受到的严重煎熬等。最难能可贵的，赵先平小说其实也具备了审视生活目光的民主性品格。这是现代创作最基本的伦理要求，只有具备了这种品格的创作，才可以称得上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创作；否则，作家不管怎样贴近现实，或者使用了怎样高招的所谓的“现代手法”，恐怕都是于事无补的，都是创作的失败。现代文论中“形式主义文论”把“形式”一词的内涵无限扩大并且抬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笔者认为，这种文论如果没有把作家的“精神品格”包括在“形式”之内并且给予足够的强调的话，那么这样的文论就仍然还是急促或者偏颇的。因为文化的边缘性所带来的限制，以及少数民族（壮族）汉语写作的先天局限，目前为止，赵先平的创作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与完美。赵先平小说的确还存在有一些缺陷、不足。但其创作终究万幸地突破了这样的根本局限。赵先平的小说因为其精神品格——“民主性的审视社会生活的目光”而可以无愧于“现代小说创作”的称号。
概括起来说，赵先平小说“审视”本土基层社会问题的目光，绝非居高临下的俯视，更不会仅仅只是对于“对象”的苛求或者教训；其不仅仅是向外的，同时也是向内的；不仅仅是审视社会，同时也是在审视人性；不仅仅是“审他”，同时也没有忘却“自审”，即作家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精神灵魂的拷问和反省。具体体现在赵先平小说“第一人称”（“我”）叙述角度的普遍而成功的运用。这是一种身在其中的反躬自省，一种理性主义的热情拥抱。正是这样的叙事策略，赵先平在很大程度上终于实现了自己作为一名当下本土作家小说创作的人文情怀。毕竟，本土·斯乡·斯民，这是作家赵先平生活与创作的所有凭借！因为爱之深，所以“审”之切；赵先平“审视”本土基层社会问题的眼光可谓犀利，其深邃处往往可以直逼灵魂。赵先平的小说创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本土时代作家创作的精神勇气和灵魂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