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青年作家周耒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底层特征。立足现代性语境，努力向本土本乡生活深处开掘，让文学的人性精神灼照转型期本土本乡底层民生的艰辛、苦难（甚至是劫难）及其所带来的疼痛。把一个个生活中时常可以见闻的“社会热点（事件）”营造成一个个时代精神的“感情焦点”，结构出一篇篇不乏扣人心弦的社会心理小说，为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一极的人性变化留此存照。用“复调小说”的方式，刻画当下语境下乡土文化表情尴尬，同时对现代人性缺陷进行默默反思。周耒小说具备了“非主流文学”研究价值。
周耒，广西崇左市壮族青年作家，主要以小说创作为主。真正阅读过周耒小说作品的读者，或许可以侥幸发现： 当下国人小说创作中，确实有一种所谓的“非主流创作”存在。作为一名处于文化边缘地带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当下创作，与那种具备（或应该具备）稳定、规范、成熟、权贵等高雅品性的“主流文学”（或称“主旋律文学”）相比，周耒目前所有的创作难免存在躁动、稚嫩；其不成熟性，显而易见。但周耒小说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独特的“底层关注”——因其独到的敏感性而引发的时代思索，因其开放性、探索性而显示出来的艺术差异性，种种初现端倪的文学魅力表明，毋庸置疑，周耒作品已经初步具备了独特而普遍的研究价值。
一、 用个体智慧开掘本土底层“社会
热点（事件）”中的“情感焦点”
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所谓的“艺术悲悯情怀”，即实现主客体（客观环境与创作主体、作家与读者）间相互的审美交流和人性理解。这其中支撑起整个交流活动过程的主体因素无疑是作家的个体性心灵力量，即作家对自己所处的具体时代人类生命生存状态的独特领悟力和创造力。这种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个体的。它永远桀骜独立，卓尔不群。它与生俱来，是作家的个人“天赋”，有纯天然的灵性成分或者童心在。但同时，它也是文化（风俗）长期传承积淀和时代风气（社会环境）浸染陶冶的结果，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和“时势造英雄”也。曾长期客居广西龙州的杨统邦先生在他的《鬼出龙州》一书里有这样一段介绍：“‘鬼出龙州’流传甚广，特别是在‘两广’民间，几乎尽人皆知。过去说‘鬼’，多指那种不登仙境、本性邪恶、应予辟邪驱除的恶魔。而现在的‘鬼’，却已演化为‘机灵’的代词。在龙州地面上，谁如果在社会上‘捞得起’，便会有人褒其‘精过鸡鬼’！”杨统邦： 《鬼出龙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页2。用杨先生的话套在周耒身上的确有着比较贴切的地方，因为周耒本来就是龙州人，并且周耒做人做事确实还算“捞得起”。仅仅针对创作而言，周耒小说多少也显现出了“精过鸡鬼”的“机灵”劲。纵观周耒的大部分小说，有一个特点必须首先提到，那就是周耒小说对许多当下的“社会热点”具备了高度的“艺术敏感性”（或者称“文学悟性”）——周耒非常善于开掘当下“社会热点”中本土性底层性的“事件”（题材），通过感情化的艺术方式，把一个个生活中时常可以见闻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营造成一个个时代精神的“感情焦点”，结构出一篇篇不乏扣人心弦的社会心理小说。
无疑，周耒小说创作具有非常鲜明的底层性特征。对本土本乡底层民生的悲悯情怀，在周耒的小说里充盈、弥漫着。也许是所从事的工作（尤其是当初从事地方性新闻工作）培养起来的创作素养使然，周耒小说素材几乎都与时代底层生态有关，与昨日刚刚发生而今天仍然在报道的“社会焦点新闻”甚至是“媒体罪案”有关。周耒小说的由头往往从“下岗女工”（如《擦鞋女人》周耒： 《擦鞋女人》，《广西文学》2008年第1期。）、“进城劳务及农民工子女就读”（如《亡者归来》周耒： 《亡者归来》，《广西文学》2007年第1期。）、“假烟制作”（如《幸福来到陇沙屯》周耒： 《幸福来到陇沙屯》，《星火》2008年第5期。）、“拐卖妇女”（如《雪越来越温暖》周耒： 《雪越来越温暖》，《民族文学》2009年第11期。）、“坑农害农”（如《会哭泣的夏婆》周耒： 《会哭泣的夏婆》，《文学界》2007年第11期。）、“色情与商业贿赂”（如《温泉宾馆》周耒： 《温泉宾馆》，《鸭绿江》2008年第2期。），以及“工厂环保问题导致未成年打工者死亡事件”（如《村庄内部》周耒： 《村庄内部》，《作品》2008年第4期。）等这些敏感的字眼开始。周耒小说当然是虚构的，但他经常有意地安排自己的笔下人物就出没于自己及本土本乡人耳熟能详的一些真实的地名中。它们或者就是周耒的家乡——陇沙屯（村），或邻村板池屯（也叫“美女村”，那里的“天琴美女”因在央视荧屏上露过脸而小有名气），或者是龙州县的康平街、白沙街、新街，也有龙州县周边的宁明县或大新县某村屯等以至他们所属的崇左市，更远一点的是省城（南宁市）的建政路、园湖路以及城乡结合部的长岗岭区域某菜市场或单车修理店。当然也有更远的，比如《雪越来越温暖》中的女主角杨凤莲从家乡的陇沙村出来到广东打工，后被自己的初恋情人——“城里人”刘和刚带到了漫天飞雪、冰冷遥远的北方刘村卖给憨厚老实的农民根子做老婆，后来她带根子和女儿一家三口返回到陇沙村省亲。出于对亲人的愧疚和对命运的反抗，杨凤莲选择一人留在家乡而任由蛮横的弟弟把自己的丈夫和女儿赶走。在家乡，杨凤莲接下来的命运是“拿自己去帮弟弟换亲”、“遭独眼丈夫蹂躏”等种种不幸，这些遭遇让杨凤莲终于感觉北方的刘村“雪越来越温暖”……虚构的人物故事和真实的地名有意的安排使得周耒的创作在本地读者看来确实有了一层虚虚实实的小说况味。
除去小说虚实相生的氤氲氛围，周耒笔下的底层生命形象倒是一目了然的： 他们卑微、琐碎；受世风感染，他们多少存在浮躁、不安分，但他们基本没有奢望；他们仅有的一些想法（比如“打工挣钱”、“贩卖致富”、“娶上媳妇住上楼房”等）却都几乎没有能力实现；他们即使偶有微恶（也有后来发展成大恶的），但也原本善良、本分；他们向往幸福生活，更具体地，他们都想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但就因为他们原本是乡下人，是农民，所以他们的想法往往难以遂愿；甚至由于生活的吊诡、命运的捉弄，只要这些人把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便往往要招致别人（有“城市人”，但更多是与他们一样身份的“农村人”）的冷遇、嘲笑以至于欺诈、打压。事与愿违，他们往往身心交瘁，最后可能还要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境地。仅仅以短篇小说《亡者归来》为例。整篇小说周耒写得线索分明，一波三折，一气呵成，极具故事性，但又绝对不是简单的“情节小说”。周耒紧抓底层“社会热点（事件）”营造小说的“情感焦点”，感染读者。他巧妙利用人物心理情绪推动整个事件的变化发展，把一个开始时偶有微恶，但也原本善良、向往城市幸福生活的农民工——安叔一步一步推上因作恶而良心自谴，乃至无法挽救最后走向不归路的境遇。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中融入作者独到的感情批判——对底层人生存境况同情、怜悯、无奈甚至绝望，种种情感，五味杂陈，不禁让人唏嘘感叹。
德国汉学家顾彬有言：“小说家讲述的，应该是一个人面对这个充满了离奇和古怪的故事的时代的心理感受，而且必须要用一种创造性的语言来讲述。”邱华栋： 《文坛高峰对话》，页5。这样的说法堪称是全球化时代小说创作的经验之谈，具备了真知灼见的理论品质。周耒的小说创作其实也进行了这样一系列的努力——以自己的心智个性，用虚实相生的叙述性语言，把情节化为情绪，把事件化为心理，从故事开始融入情感，以情感推动情节前行，不抛弃大众读者喜欢的故事、情节元素，但又努力克服情节小说的肤浅，把自己的创作写成真正的社会心理小说，等等。简言之，周耒的小说其实也有作家个性心灵力量的渗透，有作家个性精神灵魂的担当，惟其如此，周耒小说终于初步具备了可以让读者（评家）回味、咀嚼的艺术品质。
二、 底层关注中的“现代性”思考及
“复调式”表达的文学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