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岭南多山、封闭；同时，岭南还多水，江水沿着山谷环绕山峦日夜不息奔向大海。这样的地理环境显然容易给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贫困、落后和迷信（这在传统社会时代是非常明显的），但也因此而膨胀了他们的包括想象力在内的向外扩张力。据考证，东南亚一带的现代居民中许多人是生活在岭南的古越人向东迁徙所传下的后裔。3000多年前，居住在广西等地的中国古越人是一个崇尚太阳的民族，他们从广西、广东出发，经过印尼、太平洋的斐济等岛屿构成的链形地带，一岛一岛地往东方寻找太阳升起的地方，最后到达了南美，比哥伦布1492年才到那里早了2000多年刘绍卫： 《重新发现广西文学》，《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跟山地条件相连，南方人古来就有“信鬼而好祀”的习俗；受这样的传统影响，南方作家在想象力方面往往表现出特有的丰富和突兀奇特，尤其是，作家们往往在不经意间会自觉地借用所谓的“鬼魅思维”。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接近于原始自然宗教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其在结构故事情节或诗歌意象时特别地偏爱偶然性，常常让“鬼神”直接参与人事，以求得出人意料的叙事或抒情效果。用这种思维创作的作家的作品常常具有“鬼气阴森”的气象，令人匪夷所思，叹为观止。如屈原用巫辞写成的《九歌》、《招魂》就堪称是最好的典例。秉承历史传统，类似的创作思维在时下正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一些南方籍作家——比如广西著名作家东西、鬼子、林白等的创作（他们被当下文艺理论家们誉为“文学桂军”骨干）中依旧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东西在他早年写就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里，让因寻父不着而已经死去并在北仑河里漂浮向前的“哥哥”牛青松的尸体在弟弟牛翠柏到来之后就不再向前漂浮了，它兜着圈子，努力要站立起来，很久很久，才又向前移动；鬼子在他的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里让因含冤死去的晓雷尸体经过的那一条河莫名其妙地断流干枯；林白在她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里让主人公多米的命运被谶纬所左右；等等。这些离奇的故事情节无疑堪称是当下“南方写作”“鬼魅思维”中的典例而广为读者熟悉。以下，以东西著名的短篇小说《我们的父亲》创作思维为例就本话题再进行一些更具体的分析。
《我们的父亲》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父亲进城往返于“我”、“我姐姐”和“我大哥”家之间，但作为子女辈的“我们”却因种种原因（或借口）使得父亲愤然离去。父亲离开“我”家的原因是因为“我”要跟随领导去“出公差”（其实是出去搞“色情腐败活动”）——“我”为“升官”不敢得罪领导而没有空在家陪父亲；而“我”的妻子正怀孕，这给想吸烟的父亲带来了不便。父亲离开“我姐姐”家的原因是当医院院长夫人的“姐姐”没有同样地给父亲拿消毒过的筷子，父亲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父亲离开“我大哥”家的原因是当公安局局长的“大哥”太忙，不在家。父亲在离开大哥家之后，终于消失了踪影。后来，“我”苦苦地查找父亲的下落，终于真相大白： 父亲死了。在离开大哥家后，父亲流落县城街头，被汽车撞死！父亲死后，被当成无名尸体曾停放在姐夫当院长的那个医院的太平间里，但姐夫不知道那具尸体就是他岳父的；而签字下令处理（埋葬）父亲尸体的正是县公安局局长东方红——“我大哥”，但大哥也不知道那具无名尸体就是“我们的父亲”。在明确“我们的父亲”埋葬地点——县城郊外的乱坟岗后，“我们”想重新安葬他老人家，但当坟墓被重新刨开后，父亲的坟墓里却一无所有……
“撞死被埋的父亲尸体到底到哪里去了呢？”这就是东西创作《我们的父亲》“鬼魅思维”的关键所在，它像暗夜里的幽灵突然闪现，又像晴天霹雳突然炸响，刹那间使人心灵战栗，并不知不觉间把你引领到一个对于人性形而上的重大追问：“现代人，到底怎么了？！”
是的，父亲的尸体不翼而飞，是非常荒诞（即“鬼魅”的），但又是那样地真实，因为，正常的读者可以这样解读： 其实，不是“父亲”不见了，而是“父亲”不愿让他的这些后辈们再见到他，因为他无颜再面对他自己的这些因“忙碌”而麻木了的为人子女应该具有的感情（亲子温情）的后辈们。而这样的“后辈们”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那样地普遍存在，正是这样的一些活着但麻木了感情的“我等后辈”合谋杀死了“我们的父亲”，杀死了传统的那些最可宝贵的温情、人性……
东西的《我们的父亲》无疑是成功的。但又应该看到，东西的成功绝非仅仅因为凭借了“鬼魅思维”在内的传统的地域文化特色（思维方式）所能完全奏效的。进一步说，东西的创作思维更具体地还必然地要与他所处的现当下岭南文化中桂西北山区特有的地域文化——“红水河文化”相联系的。桂西北红水河流域大山封锁，土地贫瘠，长期普遍贫穷；这里民族杂居，风俗驳杂怪异，虽有“刘三姐”所开创的壮族歌墟堪称世界文化之骄傲，但大体匪盗猖獗、巫蛊盛行，迷信落后。当然这指的是从前（这种情况起码持续到“近代”）；其实，就到现在，这里依旧是有名的“老少边山穷”地区。当然，这里同时又是优质矿产和便利水资源的聚集区，这些得天独厚的因素，加上国家全面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政策的真正实施，这里的“当下”终于获得了“后发优势”的现代发展机遇，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革新，从前现代直接步入现代，甚至后现代。经济上的巨大变革，带来了文化上的剧烈震荡；“现代性”植入“民族性”本身所难以避免的疼痛自然要成为了东西创作思维触觉所无法忽略的感受。
纵观东西的小说创作，不管何类题材或创作方法，其主题往往最终要落实到“现代性批判”上，这是民族区域作家时代创作文化心理所决定的。文学与作家的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学是作家文化心理的外泄。这里并不否定生活是文学的源泉，但生活只有转化为作家的心理现象，才能进一步变成文学现象，犹如我国古代画家郑板桥所描述出的艺术轴线： 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生活中的某一部分进入作家心理并开出艺术的花朵，必然是作家特定的文化心理同它们发生碰撞、迸发火花的结果；在这里，作家的文化心理，就成为了生活—文学的中介。换言之，作家的文化心理特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所创作的文学特色。侯文宜： 《当代文学观念与批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页297。当然，任何文化心理都是具有时代性的。东西的创作基础自然是根植于厚重深沉又激情热闹的当下桂西北红水河文化土地上；同时，所谓的纯而又纯的“红水河文化”在今天已经是不可能。于是，东西的创作必然地有了这样非常明显的“先锋意识”： 进行“现代性诉求与批判”。因为，在“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可以游离于‘现代性’来寻求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董迎春等： 《文学桂军论》，《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3期…通过创作，回望岭南（广西）民族文化传统，把握当下本民族人民精神现象，在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甚至于后现代之间辨证互动……正是因为思维方式的杂糅包容性，决定了东西创作所谓的“东拉西扯的先锋性”马相武： 《东西：“东拉西扯”的先锋》，见东西： 《我为什么没有小蜜》，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毋庸置疑，东西的创作思维方式其实既是民族的传统的前现代的，也是世界的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简而言之，当下语境下（后现代）桂西北山区那种相对的封闭落后性以及因此所导致的包括文化焦急在内的思维张力最终成全了东西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以至于作品风格特色。
但话又说回来，地域奇观也罢，奇异思维也罢，它们只能是作家创作灵感产生所可以凭据的文化资源而已，其本身不可能成为文学作品真正打动读者心灵的内在关键。文学创作从本质上讲是作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和揭示，好的文学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对社会人生，尤其是时代人类心灵处境进行及时到位的观照。这种关照是一种“人性”的关照，而“人性关照”其实构成了“文学是人学”的真正核心内涵。好的作品，“拨开他们像荒草一样的文字，你会看见一种被称为人性的东西慢慢地浮现出来，抓住我们的心灵，使北方和南方一起感动……”同上。“人性关照”无疑成为了文学作品恒久而全面的打动读者心灵的秘密所在。
中国的亚热带，大地长年暖湿，夏天正午的时候，这里的阳光直照大地，酷热而刺眼。东西等一批正步入成熟年龄的“南方写作”作家一般都主动地禀承着一种“亚热带夏天正午的诗学”——怀着炽热的悲悯情怀对现代本民族人性遭遇进行冷峻的书写。比如《我们的父亲》，东西暗暗地借用了本地域本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通过对当下时代地域民族日常化的传奇故事叙述，不动声色间便深深地切入了“现代性”的话域，张扬一种现代人的精神意识： 批判现代人性异化，呼唤传统人性温情复初。小说确实具备了令人咀嚼不尽的意味。
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