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南水北》中，作家对乡村社会的个性化批评其实往往是要与城市化问题牵挂在一块的。比如，《豪华仓库》、《准制服》等文章，作家就叙述了一个普遍的事实——城市化过程中农村这一极所处的尴尬地位。仅仅简析前面一篇： 当下，乡下的农民纷纷盲目模仿城里的建筑格局，把自己的居室修成了中看不中用的“豪华仓库”：“第一间房里关了一辆独轮车、两个破轮胎和几卷篾晒垫，第二间房里关了小山似的谷堆，第三间房里关了粪桶、水车、禾桶、打谷机之类的农具，还有几麻袋粗糠和尿素”，而人住的地方却是“新楼旁边用木板搭起了偏棚”。作家面对这样的现实生活悖论，抒发了一段感慨：“很多经济学家常说： 人都是经济理性人，无不追求利益最大化。我一走进这样的形象工程，强烈的感觉恰恰是人有时候更在乎尊严最大化，花拳绣腿最大化，毫无理性可言——否则何必盖出这样没用的豪华仓库？”（《豪华仓库》）作家这强有力的反问，可谓催人警醒。
以上分析看出，韩少功确实没有将乡村生活理想化、浪漫化。当然，作家审视和批判乡村的笔锋多少是有所收敛的，多为含而不露，往往有一种类如年轻恋人之间相互挤压粉刺般的轻快和幽默。简之，在广泛的城乡对比的空间思维坐标上，在短小而灵活的一种跨文体的创作中（很多论者把《山南水北》称为是“散文集”，这是有些不确切的），左右逢源地进行自己个性化的情感批判，即通过审美性或诗性文化解构，曲折地构筑起属于作家自己的“城市诗意”新品格，这无疑堪称是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营造自己的“城市诗意”所具备的独特品质之一。
二、 建构： 记忆的诗性呈现
1. 记忆与时代文学
一个成功的“城市化时代文学作品”可能都要走过这样的路径： 由个体创作而上升为集体审美构建，由作家个人的创作而真正地成为了时代的作品，由作家个人的感情抒发而最终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时代的中国诗意建构”。这其中，能促使前者向后者生成的关键因素又是什么呢？可以明确地说： 在于作家的个体创作素养，其核心构成包括作家对这个“当代史”的情感记忆力、文化理解力和个人想象力等主体精神要素，并且这些要素之间是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客观地说，批判和解构，这方面并非韩少功《山南水北》主体审美追求。作家更在意的是自我情感的时代建构——即“城市化时代中国诗意的建构”，当然，批判和解构，也还是这种“建构”之一，只是其途径显然是曲折的、间接的。要涉及这个论题，这样的一个术语就会变得特别关键——作家个人记忆的情感选择。
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有一段话颇为耐人寻味：“医生们近来说，脑死亡是真正的死亡。脑子里能有什么呢？脑子里只有一些记忆。那么按医生的定义，记忆就是生命的本质，是每一个人最后的贴身之物了。有的脑存量大一点，有的脑存量小一点。有的脑子里有一部独创的长篇巨著，有的脑子里只有一堆抄袭的滥调陈词。有的脑子里丰富得像个万国博览，有的脑子里单调得只剩下日历与账单。生命的区别大概莫过如此。”正是对于记忆的生命存在本质的透彻理解，韩少功选择通过文学审美的方式，通过《山南水北》回到“昔日”的“八溪峒”，“游到岸边，回到家里，回到来串门的两位邻居面前”，“像一个小气的暴发户和守财奴”，“对自己的突然发迹秘而不宣”。因为对于“记忆”的珍惜和对于“记忆”的独到理解和进一步的想象能力，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所建构的“城市诗意”，无疑是又出现了一番别样的迷人景象。
2. 湘楚灵性乡野记忆传奇
通过别具特色的湘楚文化灵性笔墨，为城市化的市民（或准市民）大众奉献作家个性化的乡野记忆浪漫传奇，这是韩少功建构自己的“城市文学”又一个突出表现。
从唯物的角度看，人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人的文学自然也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城市文学”也莫能例外。当然这样的看法还不是完全到位，还需进一步辩证，如此就会发现人不应该是既定的，真正的人必须站在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不断地生成自己；人的文学也是一样的，真正的文学必须站在坚实的历史文化土壤上进一步创造才可以诞生，真正的“城市文学”也必然得走这样的道路。在城市化语境下，作家创作必须善于从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所有一切既有的文化资源中吸收材料与智慧才可以创造出自己所处时代“有意味的形式”，即风格化的文学作品。
风格是文学创作成熟的标志，风格包括作家所坚持的文学信念在内。那么，韩少功文学创作信念体现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主要还是体现为他当年所提倡的“文化寻根”。时代话语讨论风潮几年一变，甚至年年变化，也许包括韩少功本人在内现在谁都不愿意再提所谓的“寻根文学”了。作家们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本分是文学创作，给文学贴标签的这类事不应是他们所考虑的，这是一种文学创作的时代进步。但笔者认为，文学的文化寻根欲望，在韩少功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种潜意识的追求，说出来与不说出来，情况都不会有所改变。《山南水北》的创作再一次证明韩少功对“寻根文学”价值的执著追求，并且这样的追求再次成就了韩少功的文学魅力。《山南水北》获得广泛的赞誉，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寻根文学”要寻的是人的“根性文化”。那么，什么是韩少功文学所苦苦寻求的“根性文化”呢？在之前的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文化寻根热”讨论中，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可简单概括为：“湘楚文化”。
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是广泛的，由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思维方式更成为了作家创作内在的决定因素。湘楚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中国地域文化，这种文化积淀形成了一种非常著名的思维方式——鬼魅思维（也称“巫术思维”）。这种思维之下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形成了一个包括古代的屈原、现代的沈从文这样大家在内的“南方作家群体”。这个作家群跨越古今保持活跃，他们让鬼神参与人事，大胆抒发作家的奇思异想，以乡村野趣传奇浪漫的诗意构筑起了中国文学历史殿堂的半壁江山。韩少功包括《山南水北》在内的许多文学努力，其实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向着这个群体的中间位置靠拢。
张颖说：“韩少功显然是乡野传奇的追逐者和热爱者。他写这类传奇野史将人物事件历历写来，兴味十足，多以小说笔法细细勾勒之。这部分的题材粗略一数，竟占了全书99篇中的近三分之一之多。”张颖： 《个人记忆映射下的乡土世界——评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确实，韩少功《山南水北》中涉及乡野浪漫传奇代表性的篇章可以举出一长串： 比如《塌鼻子》、《神医续传》叙述的是一位神化了的乡村土医生；《青龙偃月刀》叙述的是何爹这一位剃匠师傅传奇的一生；《天上的爱情》叙述的是叔叔与侄媳妇这样一对“不伦夫妻”的“天上爱情故事”；《村口疯树》写一棵人化了的神树；《野人》、《野人另一说》写两段野人与村人相遇的故事；《蛇贩子黑皮》写蛇贩子“破戒”而导致的离奇厄运；等等。其中的《当年的镜子》可谓是典型代表，被冤枉致死的漂亮女教师埋后多年“心脏依然完整如初，甚至鲜活血色犹存”；而诬告者的遭遇更是天大的离奇——肚胀如鼓，家人为其延请师爷画佛消灾，第一位笔断，第二位蘸墨变血……纵观韩少功的这一类篇章，发现作家无疑是有着寓言化创作追求倾向的——借古讽今，借鬼神而说人事。当然，韩少功写着写着，往往不免沉浸在自己的传奇里，仅仅剩下了玩味的笔墨。笔者始终认为韩少功的鬼魅思维和乡野传奇只能是属于中国文化所独有的“乐呵文化”，不具备南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悲剧意味，但真正的中国读者也许还是喜欢（习惯）韩少功式的，这就使得这样的提问非常具有意义： 韩少功的“寻根文学”为什么能够这样长盛不衰？
也许，这是其中的一些道理吧。“寻根文学”，其实是“文学心理补偿”的代名词。需要补偿是因为存在着缺失；这里边的补偿是具体的中国性精神补偿，而存在也是具体的中国人的存在。对于当下国人而言，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被迫的选择。在全球化的现代压力之下，集体贫穷的中国农民被迫背井离乡进城寻找新的造化……他们一旦进城了，就谁也回不去了，至少在精神上是这样的。已经进城的韩少功是可以携妻子重返八景峒的，但他的灵魂还是被扣留在城市里了，他必须得为城里人做些事情，比如写写散文等。今天的城里人普遍处于一种文化断根所带来的漂浮状态中，精神根性的普遍缺失不用待言。这样，韩少功的“寻根文学”在当下依然广受欢迎，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韩少功无疑是通过自己的“寻根文学”实现了这个时代所需求的“城市文学”的创作夙愿——给因无根而漂浮的世俗人生浇注一份精神的定根水。
3. 生态关怀文学话语
毋庸置疑，我们的社会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这样的时代——生态时代。这样的时代，其实也是城市化时代的一种人文信念。在这个时代里，“生态关怀”毋庸置疑要成为最为响亮的时代文化构建关键词；尤其对于时代文学创作而言，“生态关怀”理念必然要成为最基本的文学文化伦理要求。
文学的“生态关怀”可以这样大致地表述，它指作家通过审美的方式对人与自然共处的世界（以地球为中心）的关心和爱护，对人类生存环境（地球家园）的珍惜，对大自然和一切生命的敬重；当然，也包括了那些对人类过去或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给地球生态和自然生命所强加的罪孽进行嘲讽、谴责或道歉、忏悔；推而广之，那些通过自然生态处境描写，从而也关注了人类自身的处境，暴露人性的不足和文明的缺憾，等等。文学的“生态关怀”这样的提法，不是对传统的“人文关怀”的替代，而是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以弥补其历史的局限；“生态关怀”是“人文关怀”在生态时代一种新的也是自觉的美学要求。文学“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关系，它们归根结底皆源于文学的“人学”本质——文学的“人文关怀”，人类对于自己最为广博的爱（无边的人道主义）。在生态时代，特别提出文学的“生态关怀”是对文学时代个性价值的一种强调，一种倡导；“生态关怀”应该也必然要成为生态时代除了“人文关怀”之外另一种文论普世论。罗瑞宁： 《论文学的生态关怀》，《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作为时代作家，韩少功无疑自觉地遵循了这样的一种“文学普世价值论”的，因此《山南水北》是具备了深厚的生态关怀审美价值。
当然，文学不是哲学，文学主要用形象思维，用赋比兴说话。《山南水北》中，作家的生态关怀理念其实就像是盐融化在水中一般，是通过一段又一段的自然文学话语，通过山水草木自己的语言而讲述出来的，是一种独特的诗意表达。在一种“泛灵论”的思维下，作家精心构思，兴笔所致： 这里草木有情、花儿含笑（《再说草木》），葡萄弄性、梓树愚蠢（《蠢树》）；而动物的灵性就更叫人叫绝——青蛙从脚步声中辨出了宿敌（《智蛙》）、老鼠可以听懂人说的反话（《诗猫》）；等等。通过对自然生态的描绘和刻画，作家处处表达出对自然生命的尊重（赞美与同情），同时还从动物、植物身上反省人类自己，尤其是反省人类文化方面的偏激与不足。比如，《养鸡》中对人类“衣冠禽兽”一词的反思，《鸟巢》中对儒家“生理哲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反思……
简之，在生动的文学话语表达的基础上，作家结合生态关怀理念，针对人类目前生存处境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思考，并在思考中重新定位人类在大自然中应该的地位。通过自然生态诗意，让城市自然化，让城里人回归自然的宁静和舒畅，这是韩少功《山南水北》中营造自己的“城市新诗意”的又一种执著的文学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