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骈文在具体表现诸如人物言语、表情、动作、内心活动以及事物的形象细节、人物活动环境具体构成内容时面临许多限制，所以难以流畅地表现事件进程的细节。故此，骈文叙事不得不省略许多细节，转而产生概括叙述情节要素的倾向。骈句的情感化对骈体小说的概括化成为一种必要的补充，使骈文叙事不至于由于缺乏细节而枯燥乏味；对人物情感心理的铺陈描述成为另一种必要的补充，许多骈体小说在写到人物的特殊情感心理时都不遗余力地加以渲染，虽然缺乏人物具体的表情动作言语，但各种意象的多角度描述仍能使小说的表现丰腴起来。《拟〈燕山外史〉》中的《错遇》作者人则，《小说丛报》第十九期（1916年2月）。写某男与一“妙伎”相恋，二人相约此男深夜越墙到此妓房间约会，但此男进错了房间，清晨发现真相，此男只好顺水推舟，摆筵席与第二妓配成鸳鸯。作品这样叙述某男第二天发现错遇后的心理、行为：“回忆潜来兰阁，得无月老之缘。惟是翠倚红偎，未能免俗；若使玉娇香怨，何以为情？不得已遍告知交，特开盛宴。靦颜相对，虐谑何堪。为怜焦尾之琴，重结同心之带。倘他日客来不速，应识春风；愿此后宾至如归，莫伤夜月”，表现了某男的矛盾心理和尴尬处境。
第二，祭文等应用文体的突出地位。
对于诸如祭文等习惯上采用骈文形式的传统应用文体，一般的骈体小说都会给以必要的重视，往往全文写入。这种做法至少有两种动机，一是这些应用文体可以容纳抒情因素，引入这些文本可以作为作品抒情的有效补充。祭文一类的文章历来是表达真挚情感的文体，前人曾说：“大抵悼神以悔过迁善为主，祭故旧以道达情意为尚。若夫谀辞巧语，虚文蔓说，固弗足以动神，而亦君子所厌听也”［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北山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页54。，在惨情类小说中祭文的出现往往是情节发展到高潮的征候，人物对自己所爱之人的祭奠往往伴随着刻骨铭心的悲痛，此时祭文就成为人物抒情的最佳载体。二是这些应用文体的写作从格式到语言都有严格的要求，作者可以经由这种文体来呈示自己或者人物的“才情”。不过，也有个别作品出于“呈才”的动机，不适当地过量引入实用性文体（比如《鸳鸯铁血记》中频繁地全文录入寿文、题词、长歌等），造成表述的支离破碎。
第三，场面的精心描述。
有些骈体小说充分发挥骈体小说善于描写和抒情的特长，采取场面化小说的形式，创作出了形式新颖又有较强表现力的作品。铁冷的《血鸳鸯》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本。该作主要描述一个少妇在丈夫坟前祭奠的场面，中间以少量文字插叙其丈夫的死亡经过，插叙的情节极其简短，作者将笔墨集中于哀伤氛围的营造，以艳丽之笔写哀感，“故事”隐退为背景，少妇的悲哀情绪成为叙事的主要因素，使小说的抒情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同时也突破了中国小说叙事传统中重视情节的小说叙事模式。
用骈文叙事能够产生独特的文体效果，但也对作者驾驭骈文的能力提出了挑战，骈文叙事不重细节，且习惯用比拟手法叙事，句组之间的联系在操作上又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不能恰当地处理骈句与情节要素之间的关系，忽略了重要的细节，就会损害情节的明晰，从而导致读者理解的困难，造成弄巧成拙的结果。《拟〈燕山外史〉》中《错遇》这篇小说的情节还是比较曲折的，但整篇小说只有607字，几乎通篇皆骈，由于大量运用比拟与借代的手法，忽略了过多细节，尽管语句本身堪称活泼有趣，一般读者还是难以很快理清情节的来龙去脉，必须反复阅读体会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
第六节 骈文与散文的关系
一
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作者，在具体处理小说内部骈文与散文的关系时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散文承担叙事功能，骈文承担描写、抒情、议论功能。在骈体小说中，尽管有些作品主要运用骈文叙事，而且骈文叙事也确实可以产生特殊的表达效果，但总的来说，骈文承担的主要功能是描写、抒情和议论而非叙事。骈体小说的通常做法是以散文叙事，以骈文描写、抒情和议论。由于散文表达的相对自由，以散文叙事更容易描述与事件有关的种种细节，使故事的叙述准确生动。骈文则或者对情节有关的人和物加以描述，或者对情节内容抒发感慨，丰富了小说的意蕴。
在骈文的分布方面，普遍的做法是骈文的描写、抒情、议论随着叙事进程而分散在作品各处。但也出现了一些变体。比如有的作品前半部分用骈文，后半部分骈文极少，其原因往往是作者使骈文承担写景和刻画人物的外貌与才情的功能，当这些内容交代清楚之后，骈文也就完成其使命了。《丽娟小传》作者仪鄦，《小说丛报》第四期（1914年9月）。就是如此，骈文在前半部分主要用于描写丽娟的美貌，已经写得相当充分了，后半部分就无需多用骈句。
《琴堂婚判》作者雪涛，《小说丛报》第四年第六期（1918年5月）。则是另一种变体，该作前三分之一部分只有一组骈句，其余全为散文，非常简练地叙述书生王大儒与其居停主人陈鸿的侄女陈彩凤的情事，因为陈鸿不同意二人婚事，二人遂实行私通，意图在事情暴露后逼迫陈鸿认可婚事，但陈鸿发现二人私情后，以诱奸罪名将王大儒告上法堂。邑令久闻王大儒才华出众，令其写供词检验他的才学。除了少量叙事用散文外，后三分之二篇幅由骈文供词和判文各一篇组成。有趣的是骈文供词、判文与前边散文叙事之间的关系。供词与判文本来属于应用文体，但在小说中却成为体现整篇作品意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琴堂婚判》这样的小说中它们还是构成小说意义的主要手段。王大儒的供词可以被视为一篇体制完备、生动形象的骈体小说，它融议论、叙事、描写、抒情于一体，既清晰地交代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又从人物形象、个性心理等方面丰富了前文的交代，而且文辞流光溢彩，极富才情，虽然就交代故事的功能而言基本上是重复了散文部分的叙事内容，但是王大儒的供词却写得极为生动感人，对于丰富人物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邑令的判文则呈现出另一种风格，唐代以判试士，“于是润案牍以诗书，化刀笔为风雅”孙梅：《四六丛话》，页341。。将此种应用文体写得文采斐然，“判文可以反映出士人学问识见、分析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判是兼‘立功’与‘立言’于一身、应用性与文学性并举的特殊文体，它具备与诗赋类纯文学形式不同的文化特性”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页162。。邑令的判文就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既是体现地方官员识见、分析能力的公文，又是体现邑令才华的文学性文本。同时，判文表现了邑令对王大儒、陈彩凤的同情，表现了邑令爱才、开通的性格特征与驾驭事态的圆通能力，成功地塑造了人物形象。此外，供词与判文在全文中所占的比例之大，决定了这篇小说不以情节的曲折生动为导向，而是以趣味与才情的展示为追求。人物性情之美、语言才情之美共同构成了一种雅致的“趣味”，这才是这篇小说真正的魅力所在。
二
第二，在散文已经清楚地叙事之后，再用典雅的骈文针对情节某一要素重新进行描述或抒情，这也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证明了骈体小说作者对骈文抒情功能的充分认同，同时也表明，骈体小说作者无意于以叙事简洁为最高的表述追求，氛围的营造、情调的抒发才是这些作者进行创作时真正的文学性动机。
《鬓影经声》作者悔初，《民权素》第十五集（1916年2月）。先是交代冯桂英母亲病逝，接下来写“酸风苦雨，惨雾愁云，桂英以薄命墙花，谁为护惜”，已经写出了桂英孤苦伶仃的惨状并表达了作者的同情，文句到此本应转入下一情节，但作者竟再连用三组骈句描写桂英的悲伤与孤单：“肠回九折，难攀婺女之星；泪下两行，竟洒杜鹃之血。门衰祚薄，影只形单。可怜流水无情，秾梨不歌于南国；独恨名花多难，慈萱先萎于北堂。”这三组骈句在情感指向上是对上文“酸风苦雨，惨雾愁云”的强化，不厌其烦地写桂英之悲并不能推动情节发展，但这种看似啰唆、与叙事无关的语言表述方式却尽情地描述了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生活与心理状态，加深了人物的悲哀与孤苦情感，且对于前文的简略描述产生了增厚文气的效果。同样在这篇小说中，先已交代了桂英病愈后不如以前美艳，妓女生涯也冷寂了许多的情况：“门前车马声，已若晨星寥落。”而且又对此现象加以充分的议论，但在议论之后，作者又写道：“名花迟暮，帘前之鹦鹉无声；路柳飘零，枕上之鸳鸯不梦。怅我生之已矣，悲往事之如斯。二十四番，已逢花信；一百六日，未咏桃夭。”极尽夸饰铺陈桂英的落寞孤寂，这些骈句同样也不具备拓展情节的功能，只是在强化渲染悲凄的气氛上发挥其作用，这正是作者运用这些骈句的目的。
在散文已经完整叙事、描述之后插入文雅的骈句，其文体功能正如孙德谦在论述六朝骈文时指出的那样：“不妨以入后数语在此紧接，中间偏运以典雅之辞，一若去此则文无精彩，而其气亦觉薄弱者。”孙德谦：《六朝丽指》，页32。在骈体小说中插入的这些无补于情节进展的典雅之辞，在情节进展中荡开一笔，补充文气，确能营造意蕴丰富的宕逸之美。
三
第三，在骈文与散文共同承担叙事功能的情况下，往往用散文表达较为复杂但又没有多少意味的内容。《月缺重圆记》属于几乎通篇皆骈的短篇小说，全文只有两句散句，第一处用于介绍素材来源：“如淮上友人来甬所谈某公一事，有足风者。”此句共17字，交代了友人来处、在何处谈何人事以及所谈事件的意义，用语非常简练，叙事已很清晰。这些内容当然也可以用骈文写出，但显而易见若用骈文叙述则所费笔墨将远远超过散文，更重要的是，这篇小说的主题在于讲述某公、某生、某妓事迹，素材来源无需多费笔墨，何况在这篇小说中素材来源并非值得吟咏的具有诗意的内容，所以作者用散文简略写过。另一处散文用于交代某生与某公的关系：“有某生者，公之中表亲。”也是属于没有多少诗意的内容。优秀的骈体小说作者能够根据所表达的内容选择恰当的语言体式，简与繁的运用取决于所述内容与情感抒发和气氛的关系；简言之，语言体式的选择决定于作品整体风格的营造。此外，在密集的骈句之中插入这两句散句，使得文本在徐舒迂缓之内间杂了流利简练的特征，可以使文气不至于过于拘束。
四
最后，无论小说全部采用骈文还是骈散相间的方式创作，骈体小说都具有阴柔风格，这种风格的产生与运用骈文有极大关系，但小说中所用散文的语言风格同样强化了小说的阴柔倾向。在民国初年骈体小说中难以见到慷慨刚烈的散文表述（侠义小说《绿林尚义》《小说丛报》第三年第十二期（1917年7月）。是个例外，但此作在涉及男女情事时的散文语言仍然属于阴柔风格），言情小说自不待言，即使那些社会批判类的小说也是如此。比如，《嫠妇血》作者铁冷，《民权素》第二集（1914年7月）。叙述张勋士兵强奸民妇致使民妇自杀的故事，结尾处“吾”针对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发表议论：“噫！此嫠妇者，病而老，老而贫，犹不得免其辱，吾不知铁瓮城中，若此嫠妇者几何人？不若此嫠妇者，又几何人？吾述其事，吾为嫠妇悲，吾不仅为嫠妇悲也，有心人盍三复余言。”言语之间隐含的感情不可谓不强烈，但所用语言句式的阴柔性质也是非常明显的，它不是直接对士兵暴虐行径的谴责，甚至对民妇的遭遇也没有采用直接抒情的方式，而是采用曲折的话语方式（譬如否定性的问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对国事的担忧，情感的表达方式相对含蓄，与高呼狂歌的表述方式相比当然显得阴柔性十足了。
综上所述，由于所用语言体式的特殊性，民国初年骈体小说形成了重视诗意抒情的阴柔美学风格，成为一种别具特色的诗化小说。这种特殊的小说语言体式及其产生的美学风格的特殊性、文学史处境及后人对它的评价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应该引起考察此时期文学状况的研究者的认真对待。
第七节 《玉梨魂》和其他长篇小说
一
徐枕亚的《玉梨魂》，1912年8月3日开始连载于《民权报》。它被人称为鸳蝴派的代表性作品，同时也是骈体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