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35年2月一批在莫斯科进修的外省剧院导演们观摩了梅耶荷德剧院的排戏后，与梅耶荷德座谈时他的回答。通过其谈话我们可以看到，自梅氏发表过“导演是演出的作者”、“剧本是导演创作的素材”的理论之后，许多导演都效法梅氏，改编古典作品，寻找一种新的形式，按照导演的主观意图去重新结构，就出现了许多歪曲原作的现象，梅氏不得不明确指出胡编乱改是不对的。时至今日我们一些同志把解构名作视为时尚，没有认真把握原作精神，而是粗暴地让作品为自己的意图服务，结果
正如梅氏所说，原来的东西都不见了。
1924年，梅耶荷德导演《森林》，1925年导演《钦差大臣》，他一直不断在创新的道路上走。但到了1935年，十余年过去了，他又说了这段话，这说明他在不断地回顾和总结自己的经验，特别中肯地提醒他的追随者，不要走上岔路。实践者的感悟十分重要，可以使我们清醒，不再盲目。
根据以上思考，在接到《钦差大臣》以后，我就考虑要遵循忠实于原作、追求经典这个原则。但这不等于我没有再创造的欲望，我首先想小小地变动一下，让演员穿上现代服装，这会产生极强的现代性，会更有教育意义。我一向不赞成不好好研究剧本特点，什么戏都穿现代服装，或改成本国服装就有现代性，有的会搞得不伦不类。但这个戏我觉得这样处理极好，剧中这些人物行动和现代人的所言所行，几乎完全相符，我甚至想让演员在前四幕穿俄罗斯古典服装，到第五幕赫列斯达柯夫走了之后，大家都来向市长祝贺、拍马奉承的时候突然改穿现代服装，这会更强烈。我为什么这么想拉近生活呢，因为我担心观众已被国内的笑剧、闹剧浪潮所影响，他们带着乐一乐的心理来看喜剧，看群丑图，看你怎么玩、怎么闹、怎么逗笑，演员的演技如何发挥。他们玩的心态太重，看热闹的期待太重。我觉得有的戏并不那么“好玩”。如戏的一开始，钦差大臣要来了，而且是微服私访，大祸临头了，市长和官员们紧张得不得了，恐怖充满了整个舞台。
我想这个戏就是要有这种现实感，要让观众产生许多联想。穿现代服装演出这个想法，在导演组和主创人员中展开了讨论，虽然也有一些人支持我的想法，但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穿现代服装，不要去影射现实，不要让人感到我们有什么针对性，我们就是认真地创作好经典作品，坚持现实主义，演好我们的角色，圆一个梦，让作品自己说话，作品本身必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理解大家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圆梦”是他们的初衷。我也要考虑到，剧作本身不作大的改动，但穿上了现代服装，怎么说，怎么讲，怎么做，必有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分散创作精力，在目前情况下不一定合适。后来，我就放弃了这个设想。不过，我仍觉得演员们在排练厅里，穿着生活服装，演起来特别亲切，要比他们穿起戏服来更有味道，更有真实感，更有吸引力。他们年龄大了，在排练厅里、小剧场里演不费劲，用不着提高嗓子来喊，这样他们的表演就更细腻、更有魅力。
他们的一言一语、一怒一笑，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才叫过瘾。如果有机会在小剧场或黑匣子演出，也不去追求一种什么新的形式，而是更好地欣赏表演艺术家们的表演，我反而觉得这种穿现代生活服装的表演也更有韵味。当然，这又是另一种导演构思了。这就是我们尊重原著、追求经典的思考探索过程。
四、关于喜剧中的笑
中国民间喜剧十分逗乐，深受老百姓喜欢。市井小戏、民间艺术、说唱、相声、大鼓、二人转、滑稽戏，等等，都非常逗乐。逗乐没有什么不好，有乐趣，就有人要看，就有人要听，可以“寓教于乐”。有些作品，虽然思想性、艺术性不是很强，但它们十分健康，演员有功底、有技巧，话剧演员要向它们学习。
在春节晚会上，喜剧小品受到全国老百姓的喜爱，每到春节就在期盼！但一年又一年，小品的质量在下降，已引起人们注意。
现在各个地方都在想尽一切办法搞搞笑的节目，想不出，就硬拼硬凑，甚至把一些不健康、低级趣味的东西也搬上台，这就不好。
最近一个时期，电视上也一窝蜂地搞笑，主持人也跟着出洋相，有的演出就宣传爆笑二百次，不笑就退钱，这就是中国现代的广告语，真是可笑。你批评这太庸俗，有的人为这些现象辩护：当今人们工作太紧张，太累了，到剧院看戏就是消遣，就是放松，就是来乐一乐、笑一笑。乐一乐、笑一笑，就成为演出的目的，就是一切，实际上是为了收视率，为了票房，为了钱！于是什么思想性、艺术性都抛在脑后。什么丑态，什么脏话都出来了，男的演女的，女的扮男的，许多旧社会庸俗不堪的东西，又搬出来，无厘头的货色盛行。你要是批评这种现象“内容不健康”，他就回你一枪：“你有什么能耐，让千万人笑一笑。”好家伙，剧场里，电视里，的确粉丝千千万万，在摇旗呐喊，个个张着嘴大叫。如今中国好像成了一个喜剧大国。
《钦差大臣》要排练演出，竟然有人跑来对我说：“好哇，这个戏很有意思，你们可以好好地玩一玩了。”
那些被噱头惯坏了的观众，希望我们有喜剧的噱头引他们发笑，真叫人苦恼。《钦差大臣》是一出荒诞的喜剧，市长大人把一个十二等小文官当做彼得堡来的钦差大臣，甚至要把夫人和女儿都赔进去……所有的官员们围着假钦差转，又奉承，又拍马，又贿赂，又献媚，各显神通，各尽其能，丑态百出，可笑之极。
这个戏演了，观众非笑不可。
五十年前我在这个班排《钦差大臣》，为了让学生理解剧本，接近角色，我想尽一切办法，发动学生去做许多与角色有关的生活小品，如《小城春秋》、《法官猎艳》，等等，真是热闹非凡。同学们的创造性都调动起来了，在排练中，大家都获得了艺术创作的快感，创造天性都获得解放。大家喜欢这个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排这个戏时，我就是抱着一种玩的态度，是在旁观，尽一切可能地去嘲笑这些俄罗斯的败类，去丑化这些贪官（包括赫列斯达柯夫），种种好玩的手段都用上了，甚至启发法官调情，去吻情人的脚，现在想来，那时我对该剧的理解是不深刻的。
但这次排练，我的心态完全不一样。我感到沉重，有时刚觉得好笑，突然又感到可恨可恶，感到难过，笑不出来。因为我感受到这些剧中人的行为实在太可恶太可耻，在我们生活中就存在这种人，我的嘲笑中总带着心酸和厌恶。有时我感到这些人物身上的恶习、思想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有。
喜剧，越搞笑越好吗？我非常困惑，甚至很担心。
我在想，喜剧要引人发笑，但不是为笑而笑，而是人物的行为可笑，人物的性格好笑，人物的思想可笑。
笑的同时引起同情、怜悯、温馨……有时是欢乐的笑，有时是讽刺，是恨，是嘲笑，是挖苦，是匕首。
喜剧的种类很多，要有区别。
《钦差大臣》的喜剧风格完全和莫里哀的《伪君子》、《吝啬鬼》不一样，和哥尔多尼的《一仆二主》、《女店主》也不一样，这些喜剧比较轻松，但《钦差大臣》不是这样，它辛辣、沉重，不能太轻松。
《钦差大臣》首演时在彼得堡引起轰动，在演出时观众一再哄堂大笑，效果极好，但果戈理躲在角落里看完之后就悄悄走了，非常不满意。
由于这些演员过去演惯了那些一味逗人乐的闹剧，因而对《钦差大臣》的真正含义不了解，尽管在开排前果戈理一再给他们解释，要他们去体会剧中人的社会意义，不要追求逗乐的滑稽表演。他认为“讽刺喜剧是为了匡救时弊，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指出：“有些人会随时地嘲笑一个人的歪斜的鼻子、生理上缺陷，却无力去嘲笑一个人畸形的灵魂。”①当时那些演员不理解这种新型喜剧的原则，甚至认为这算什么喜剧呢，连一般的插科打诨的语言也没有，因此他们就拼命地运用过去的表演闹剧的手段去表演《钦差大臣》，失去了《钦差大臣》的内涵，减弱了该剧的社会意义。我认为，要排好和演好《钦差大臣》，导演和演员要对角色行为有评判意识，肯定他什么，否定他什么，表现他什么，揭露他什么，甚至于要渲染什么，都要清楚。不是以引发笑声为目的。
要使观众所引发出的笑成为对丑的否定，对一切反动官僚的否定，对社会上一切恶的否定，这正是作家的立场，也就是导演和演员的立场。正如果戈理所说：“嘲笑那种内在的可笑的东西。”那是人的思想、品德，而不是噱头。这种观点应该引起我们哲理性的思索，加强我们对笑的艺术的认识。戏剧艺术的笑，不能仅仅停留在娱乐、欢乐上。为了导演、演员能排好这出戏，也为了观众能正确地欣赏这出戏，他多次发表了关于喜剧的笑的艺术观点。他再三地强调：“这种笑，较之常人所想的要意味深长得多，深刻得多，这种笑并不是由于某种刺激所引起的笑，也非人们寻欢作乐的笑，而是来自人的清澈本性的笑，它使对象深化，并能抓住那种容易溜过的东西，使之清晰地显现出来。”②“喜剧家的那种嘲笑是无情力量，是被愤怒的火焰所激发出来的。”③果戈理的这些话，值得我们深思。
现在，艺术圈变成了娱乐圈，拼命地搞笑，而这种笑，有时是无知的笑、粗野的笑、傻笑、麻木不仁的笑，甚至是昧天良的笑。
果戈理多次批评当时极为流行的小闹剧。反对专门演桃色纠纷、打情骂俏、轻浮逗乐、以低级趣味取悦观众的轻浮戏剧。果戈理认为这种矫揉造作、故弄玄虚的闹剧，全无思想意义，不是真正的艺术。我们现在不正存在这种现象吗？
好的喜剧是一种高级的笑的艺术，这种笑，应该有社会价值。只有具有倾向性的笑才有可能有效地打击社会中的丑恶现象。《钦差大臣》就是这类戏剧，它让我看到喜剧和正剧一样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它，这种笑就是要让那些横行霸道者震惊、害怕，让那些有恶习的人感到羞耻，让所有的人都勇敢站起来和这种不良现象斗争。
我们在排练过程中，一直在寻找一种正确的创作方法。
有人攻击果戈理在剧中没有一个正派人物。果戈理写道：“我深为遗憾，谁也没有在我的剧作中发现一位正派人物。是的，有一位正派的高尚的人物，他贯穿于全剧，正派高尚的人物就是笑。”①
他的观点很清楚。有的人仍然并不理解这个“笑”的本质。这个“笑”是谁，这个高尚的人是谁？实质上就是作家、导演、演员应该在一个高尚的人的立场上去创作。把该嘲笑、该否定、该打击的东西活生生地表现出来。这个高尚的人是谁？“笑”是谁？是观众，是正直的观众的笑。
喜剧也是在演人，揭示思想。每一个人物，即使是那些丑角、被嘲笑的对象，都应该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事，演员对逗人笑考虑得越少越好，让观众笑这些人物的行为，笑人物言行中的可笑之处，而不是笑演员的滑稽噱头。喜剧最忌讳的事，是把人物演成漫画式人物，脸谱式人物，过分地毫无分寸地夸张。喜剧中所有的人物，都应有自己的贯串动作，都应是一本正经地做自己的事，因为这件事可笑，这个言行可笑，就会自然而然地引起观众的笑，千万不要演滑稽样子，不要装腔作势，要彻底铲除这种恶习，这是我们这次创作的准则。
在北京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专家讲：“现在各种演出逗笑的情况已经泛滥，我看《钦差大臣》时，就在认真仔细地观察你们有没有搞什么噱头，看下来一个也没有，真是可敬、可喜。”在座谈会上，听到这话，我心中的确十分欣慰。这说明，这个社会还是有真正关心艺术的人，有真正能理解我们创作的人。
要正确地把握住这个戏的品格是十分困难的。我了解了果戈理的生平，了解了他对这个戏的意图、对喜剧表演的要求后，在排练中深深地感觉到：在这出喜剧和笑的背后，隐藏着果戈理的眼泪和痛苦，以及他为祖国、为人类的悲哀。
五、“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吗？”
在舞台上，市长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地对观众大声呵斥：“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吗？”这样的手段在戏剧史上从来没有过，而且最初公演时并没有这句话。这一台词到1842年第三版时才出现。
为什么要加上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