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乘着车去送伊萨耶夫夫妇，在美妙的五月之夜，深夜出发。我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坐上自己的敞篷马车，伊萨耶夫夫妇乘坐无篷大驿车——他们没钱购置带篷马车。离开之前他们乘车顺路来到我处，我们喝了送行的香槟酒。我想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安排一个机会，让他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告别时亲亲热热嘟囔一阵，在我家里时，我就拼命给她的丈夫斟香槟酒。到了路上，我又按照西伯利亚的风俗，一再给他斟酒。这时他已经完全听我摆布，我立即把他带到我自己的马车上，他很快便睡去，睡得像个死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到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身旁去。道路被来往车辆轧得平展展的，周围是密密的松林，月色溶溶，空气甜美，困人。车子走呀，走呀然而离别的时刻还是来临。我那两个可爱的朋友像鸽子般拥抱，都在揩眼睛。我把喝醉了酒、沉沉睡去的伊萨耶夫拖到大车上坐好；他顿时鼾声大作，分明不知道什么时候，身在何处。帕沙也睡着了。马猛然奔跑起来，马车飞驰，扬起一团团的尘土，转眼之间，驿车和车上的乘客便去得影影绰绰，驿马的铃铛声也渐渐听不见了可陀思妥耶夫斯基依旧像生了根似的站着，垂着头，默默无言，眼泪顺着脸颊潸潸地流下。我走过去，拉起他的手；他仿佛久梦初醒，一句话也不说，和我一同坐上马车。我们回到住所时天色已经微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躺一下，一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一夜未睡，离别的忧伤使他精疲力竭，他到近旁的兵营去上操了。回来后他整天躺着，不吃不喝，只是神经质地一支接一支抽烟时光发挥了作用，这痛苦的绝望心情开始缓解。和库兹涅茨克频繁地通起信来，不过这种书信来往并不总是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愉快。他感觉到有点不妙。况且她的来信中老是抱怨生活的困苦，诉说她的病，她丈夫的治不好的病，抱怨未来毫无欢乐可言——这一切不能不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压抑。他更瘦了，心情抑郁，容易发火，像幽灵似的徘徊。他甚至把不久前那么兴致勃勃地动手写作的《死屋手记》也丢下了。喜爱的消遣是在暖和的夜晚，我们摊开手脚仰卧在草地上，仰望繁星在碧空深处闪烁。这样的时刻使他感到宽慰。静观造物主的伟大，无所不能、无所不见的神的力量使我们受到某种感动，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不知怎么使我们的心灵趋向宁静。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少谈论宗教。他是个比较虔诚的人，不过很少上教堂，他讨厌神甫，尤其是西伯利亚的神甫。谈起基督，他非常高兴。他说话的习惯十分特别。一般情况下他说话声音不响，开始时往往是耳语，但是他越说越兴奋，声音也越来越响，在特别激动的时刻，他说话有点儿气喘喘的，热情的言词吸引了听者的注意力。我和他一起度过了美妙的时光。和这样禀赋卓绝的优秀人物接近使我得益良多。在我们一起生活期间，我们之间没有出现过一丝阴，不曾有过一点儿误解。他比我年纪大十岁，比我经验丰富得多。那时我不得不和一些卑鄙的人一起工作，当我由于年轻，缺乏生活经验，屡次被周围的人弄得灰心丧气，似乎再也没有力量与邪恶作斗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屡屡千方百计地以他的热情来支持我，以他的劝告和同情鼓励我。我在许多地方感激他。在许多事情上他打开了我的眼界，我尤其牢记不忘的是他启发了我的人道的感情。
我想再说几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社交场合的举止是多么尊严和敏感，尽管他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需要他小心翼翼地去应付。因为我们经常接触的那些人没有突出的文化修养。此外，这里的长官是典型的“行伍出身”，粗鲁，而且傲慢自大。
当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来没有表现出一点儿谄媚、奉承，从来不想往上流社会钻，同时他是极其沉着、谦逊的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所有突出的优点。正如我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到的那样，靠着他的老成持重，他赢得普遍的尊敬。
我们的生活照老样子过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心情忧郁，或者一阵子发狠工作。我尽我所能地使他快乐。然而我们那沉闷的生活简直是死水一潭。对我们的职务无论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是我都不感兴趣，每天在乏味的几个钟头的例行公事之外，拿什么来填补我们的日子呢？
依旧是沿着额尔齐斯河散步，侍弄花草，洗澡，凉台上喝茶，抽长烟管。不过我作为一个钓鱼迷，还捕鱼；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常常躺在草地上，大声朗读，把我们贫乏的藏书大部分都反复念了不知多少遍。不过，我记得，他念书给我听是“为了指导”我，他念了阿克萨科夫的《钓鱼》与《带枪的猎人的笔记》。城里是没有图书馆的。我带来的许多是地理、自然科学及其他专业书籍，我已经看过，而且大概早已记得滚瓜烂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喜欢文学，每一本新书我们都贪婪地抢着看。不过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创作热情勃发的时候，我们的单调乏味的日子也就从中得到了补偿。在这种时刻，他的情绪那么昂扬，他的兴奋也不由得反映在我的身上。似乎连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生活也变得比较过得去了；遗憾的是这种情绪像来的时候一样突然消失了。从库兹涅茨克传来的不愉快的消息太多，——于是一切都完蛋了，我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精神颓唐，消瘦下去了。
有一回亚当跑来报告说来了一位年轻女士，想要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有你老爷”。
他们放她从花园进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老远就认出她是监牢里的难友瓦妮卡塔妮卡。她是茨冈女人的女儿，这女人因为吃醋杀了自己的丈夫而被流放。塔妮卡本人则被流放的波兰人与匈牙利人的案件所牵连，而且还与其中两个人于1854年从鄂木斯克监狱逃跑的事有关。
这次越狱逃跑的目的是极其荒唐的：溜到草原上去，发动不满的吉尔吉斯人，联络可汗的军队，和他们一起来解救同伴——真是荒唐透顶。
这不，我们的新客人兴高采烈地、闹闹嚷嚷地向我们跑来。这是个皮肤黝黑的女子，年纪在二十至二十二岁左右；乌黑的眼睛像燃烧的煤，闪闪发亮，并不柔顺的鬈发围住她的脸盘；她一直在微笑，露出亮闪闪的牙齿，犹如精心挑选过的珍珠。中等身材，瘦小，柔软，又高度灵活，我们的来访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显然使她由衷地感到高兴，而且按照监狱里的习惯，称他为“你”。她跟我可是不拘礼节，不等我们问话，她先就泼辣地在我们身边坐下，发出响亮的笑声，她分明是想给她还不认识的我一个印象。人家说她喜欢卖弄风情得要命，她不能容忍有谁从她身边走过而不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的想法。
这次会面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的《死屋手记》增添新的一章（第九章《逃跑》）的原因。上文我已提到，在我们一起生活的时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在写他的著名作品——《死屋手记》。我有幸第一个看到在创作期间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第一个听到这部无与伦比的作品草稿的朗读，直到现在，过了许多年之后，我还怀着特殊的感情回忆起这些时刻。从他的闲聊中，我可以吸收多少有趣的、深刻的、富有教益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命运给他种种沉重的考验：苦役，流放，可怕的疾病以及经常的物质上的困苦，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里却怀着最崇高、最坦荡的人道的感情，永不熄灭。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这种异常的宽厚善良始终令我吃惊。
经过长久的请求，在总督的帮助下，我终于得到营长的同意，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我一起到兹梅因诺戈尔斯克去一趟，盖尔格罗斯将军请我们去。这地方离库兹涅茨克不远，所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盼望着能有机会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见上一面，再说到兹梅因诺戈尔斯克去跟有教养的人待上一阵对我们也是个不小的诱惑。
在去洛克吉夫斯克养牧场的路上，我们带了总督的副官杰姆青斯基同行。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他很熟悉，有些小事常常要烦他出力，在给我的信中提到他的名字，所以我要交代几句关于这个人的情况。除了两个炮兵军官以外，他是我们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结识的唯一的年轻人。他是从无知的士官生提拔成军官的，因为托人情，他很快又戴上了副官的披带的肩章。这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美男子，颇为自信的花花公子，性情快活，很幽默。他自以为是所向无敌的唐璜，对待妇女，他是个无耻之徒，对于塞米巴拉金斯克的丈夫们，他是个威胁。他看到他的上司和其他当权人物待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亲切，他也想到我这里来托人情，于是他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表现了极大的关切。真实的感情是没有的：他本人过分追求外表的鲜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灰色军大衣和那副寒酸相，自然是不合杰姆青斯基的口味的。一般说来，他对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所有政治犯都不大喜欢。后来，他当上了宪兵，或者，照那时的说法，当上了“蓝衣警察”。在奉命押送一批流放的政治犯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他对这批犯人表现得极为粗暴，毫无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不跟他打交道，仅仅是因为杰姆青斯基的副官职务，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得不时常去找他，那家伙果然屡次给过他好处。在洛克吉夫斯克养牧场过了一天以后，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在兹米耶甫做客逗留了五天；按照风俗，他们带我们到一位富裕的商人家里住宿。山区的长官们殷勤接待我们，不知道怎样让我们消遣才好——又是宴会，又是野餐，晚上甚至还举行舞会。场长波列季加上校有个合唱队，由养牧场的职工组成。这些活动搞得那么简单，快乐，可爱，无拘无束，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情也愉快起来，尽管玛·德·伊萨耶娃这一次又没有来，因为这时她的丈夫病势很重，可是她又连一封信也没有寄给在兹米耶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这一回可是穿戴得漂亮极了。他头一次脱下他的士兵的军大衣，穿上我的亚当缝制的常礼服，我的灰裤子，背心和浆洗过的高高的硬领，领角一直翘到耳朵上，这是当时流行的款式。再加上浆洗过的胸衣和黑缎领结，他的打扮才算齐全。
谈到兹梅因诺戈尔斯克，我不能对著名的喀勒望湖略而不提。喀勒望湖离矿山十八俄里。凡是到兹梅因诺戈尔斯克来的人都认为到湖边一游是题中应有之义。著名的龚色尔特男爵看到这一奇妙的自然美景为之陶醉，说是走遍天下不曾见过比这里更美的地方。
我未能免俗，也到湖边一游。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体不适；他又心绪不好，留在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