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所提出的这个纲领，这些意见和方法，即使在共同的会议上也不会取消。否则人民的利益将被其他阶层的利益和保护利益的措施所扼杀，人民仍将一无所有。他们将会从人民身上剥去更多的东西以维持有知识的人和富人的种种自由，人民则将依旧一无所得。正如我所看过的，在他死后出版的《日记》即1881年1月出版的《作家日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数天后出版的。上他出于必需才片面地发挥了这个题目，当然远远没有完全说出他对我说过的话。顺便提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理想是广泛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没有背弃过这些理想。自由主义先生们那么毫无怜悯之心地、有时候甚至卑鄙地迫害他，称他为“社会发展的敌人”，他们离这些理想可是非常遥远了。谁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真心诚意地谈过话，他就知道这一点，凡是仔细看过他的作品的人，凡是了解他的那些典型的人，知道这些典型像是受到某种诅咒，受到悲惨命运的播弄，为一种硫磺似的窒息性的、摧残人的、几乎致人发疯的气氛所压抑的人，凡是了解作家、心理学家、思想家的语言对所有这些不幸者来说犹如一种表示同情的温暖和号召他们去追求和睦与爱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他描绘这摧残人的气氛时，使用的并不是死板板的、冷漠无情的句子，不是社论文章的铿锵字句；他用的是充满火花、充满感情的深深地打动人心的篇章，用的是会撕裂人心、燃烧心灵的布道式语言。可以看出，他是心怀不满、渴望到远方去寻求真理的人们的真诚的、热心的朋友。他的人物生活在黑暗中，生活在漆黑的夜中，然而他们努力争取光明和真理，通过各种途径，正当的和不正当的途径，也可能是不正当的途径居多，因为在黑暗中辨认途径是困难的，只有卓越的、最有才干的人才会找到正确的途径。
关于他的文学界的敌人，他有一次对我说：
“他们以为我写完《群魔》以后毁了，我创造了某种保守主义的东西，我的名声永远断送了。Z（他称一个著名作家）在国外遇到我，几乎不愿理睬我。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用《群魔》在公众中和青年中找到更多的朋友。七十年代进步青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见叶·巴·莱特科娃及伊·伊·波波夫的回忆录。青年人比这些批评家们更了解我，我有大量的来信，我知道有大量的赞扬。总之，您知道，评论界并不垂青于我，评论界勉强赏我一些宽宏大量的评语，要不然就是咒骂。我一点也不感谢评论界。读者和公众支持我，为了我服苦役回来后所写的那些作品而给我声誉。《日记》使我与读者的关系格外亲近。因而我想，《日记》对社会舆论不是没有影响的。”
他不相信革命的道路，就好像他不相信文牍主义的道路。他有自己的道路，平静的、可能是缓慢的道路，但是他深信这条道路是可靠的，就好像他深信灵魂不死，犹如他对耶稣的学说深有体会，相信耶稣的真正的、原始的纯洁。
在我们犯政治罪时期，他极其害怕屠杀，怕民众去屠杀有教养的人，民众是复仇者。
“您没有看见过我所看到的情况，”他说，“您不了解，当人民怒不可遏时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我看见过可怕的场面，很可怕的。”
所以他为“和解”感到高兴。国君二十岁纪念日那天，他异常高兴。我在他那里待了两小时光景。他说：“您这就会看到，崭新的局面要开始了。我不是预言家，但是您会看到的。现在人们对一切都抱另一种看法。”
谋害洛利斯·梅里科夫的性命见本书页618注①。的未遂罪使他困惑不解，他怕反动势力。
“千万不要再回到老路上去。”他再三对我说，倒好像我了解什么情况似的，“您倒对我说说看，洛利斯搜罗在身边的人是好人吗？他派到省里去的人是好人吗？要知道这是极其重要的。好人是有的，推选得出的。他是否知道，这一切为什么发生吗？他是否确切知道原因？我们这里大家老是想看看凶犯我希望他一切都好，一切顺利。”
最近几个月他往往处于异常兴奋状态。暴风雨般的欢呼使他神经亢奋而身体疲劳。
人们向他献上花环，他把这看作是最好的褒奖。十一月或十二月间，在一所高等学校里的舞会之后（人家送请柬去邀他参加），他详详细细对我讲人家怎样接待他。
“后来我们开始谈话，”他继续说，“争论了起来。他们要求我给他们讲讲耶稣。我就开始讲，他们留神地听着。”
讲到这件往事的时候，他的嗓音发抖。
他非常爱俄国人，爱他的本色面目，爱他的许多往事，而且对未来怀着天真的、毫不动摇的信念。他说：“不相信未来的人无法生活。”他说的是真理。他充满了人民的自豪感，充分意识到俄国人民的力量，形形色色的凡夫俗子觉得这种意识是庸俗的爱国主义，但是正在进入生活的一代人就不这样认为。他正是怀着这种独立不羁的精神，这种真诚，在出版物的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发表意见，使自己为读者所宠爱，做了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人的宠儿。可以从随便哪本外国小册子中看到我国自由主义者们的全部自由主义，可是俄国人的灵魂却只能从深刻的作家、深刻的人那里了解到。人们常常像作忏悔似的来找他，向他作难以置信的坦白，老老少少都相信他的话的威力，其原因即在于此。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物、政治性的人物，眼下他不可能被解释清楚，不可能仅仅用他自己的作品来把他说清楚。就算回忆录出版，就算通信集发表吧，但是许多东西，许多那么高尚、那么可爱的、深刻的东西却随他而消亡了，人们只能凭他的作品的某些篇页去猜测，去感觉了。
我未能把这个人的种种特点概括集中在一起，正是这些特点使人们爱他，使我对他充满无限的崇敬之情。我感觉到在这篇短文中一切写得拉拉杂杂，很可能把最重要的给遗漏了，我也感觉到，刊物的规定要更广泛些，才能十分鲜明地叙述他的政治信仰和道德—哲学信仰。他把继续出版《日记》，部分地看作是阐述自己的政治信仰和道德信仰的手段，看作是在俄国生活的最重要问题方面打上一个斗争的结子。现在这一切都完结了，继续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打算也完结了。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在下一部小说中本应以主人公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把他写成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典型关于这一点并见本书页619苏沃林的《日记》。，不是我们熟知的、完全在欧洲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那种流行的典型人物这一切都完结了。他的嘴永远沉默了，火热的心停止跳动了。他的葬礼，遗体的出殡是社会性的大事件，是被全民自由地公认为俄国作家的俄国天才和俄国思想的空前的胜利。无论在彼得堡还是俄国任何其他城市，更加壮丽、更加动人的景象还从来不曾看见过。无论哪个人的孤儿寡妇都没有得到这样大的安慰——社会用这样的方法对他们的亲人所表示的承认缓解了他们的哀痛，永志不忘的伟大日子（虽然那是永别的日子）的回忆充实了他们的生活。
这不是葬礼，不是死的胜利；这是生的胜利，生命的复活。
题解：
根据《新时代》报1881年2月1日第1771期刊印，具名“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