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怀着一个漂亮女人的自信心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对于漂亮女人的这种要求人家是不会拒绝的，但她却碰了钉子。不过她跟他蘑菇了很久，他偏偏又执意不肯。最后她大为恼火，愤然离去。然而，当她扭转身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时，我发现他在目送她离去，目光中流露出困惑与遗憾的神情，仿佛在说：“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不让我再忸怩一会呢？我本来是会同意的呀。”
听完《喷泉旁的一幕》，玛莎·波波娃对玛莎·布新说：“我们去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试试看。”两个人去了。他又像刚才那样，这种拖延使我厌烦了，时间在消逝，已经很晚了。我把一卷普希金诗集塞在他手里，说：“我身体不好，医生禁止人家顶撞我，惹我发火，念吧！”他一句话也没有反驳，立即开始朗诵《先知》，随后还念了其他作品，把所有的人都给电住了，或者说被磁力吸引了。就是这个人，感觉细腻，朗诵时不用任何辅助手段，像轻声念白啦，大叫大喊啦，转眼珠啦，诸如此类，仅用他微弱的嗓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奇迹，——这嗓音在宽广的大厅里连最远的角落都始终能听得见，它不是传入听众的耳朵，而似乎直接钻到人们的心里去。如果默诵普希金的诗是一种享受，那么听朗诵并感受诗句和朗诵的处理之间的充分和谐，没有一点不对头的声调，感受着诗的全部之美，那是一种更大的享受。
因此，所有的人，最冷静的人都处于一种兴奋欢欣状态。
对他的朗诵似乎没有不同看法，但是不然！顺便说说，他还没有走，阿韦尔基耶夫夫妇就已经为了《先知》而攻击他了。知道吗，不应该这样朗诵。大家呢，自然对他们群起而攻之。
10月19日星期日
今天我们一家子，还有别斯图热娃和带着孩子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又在一起了。孩子们游戏，跳跳蹦蹦，大人们没有乱蹦乱跳，但是也在我的房间里玩牌，免得去妨碍孩子们。我们，就是说索尼娅、玛莎索尼娅是施塔肯施奈德的弟媳，玛莎·波波娃是施塔肯施奈德的妹妹。、奥莉娅和我，与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坐在一起。她终于倾吐了胸中的积郁。姐妹们第一次听她说起这种事情，一会儿同情地哎呀啊呀，一会儿哈哈大笑。按她的话来判断，她的丈夫确实是个怪物。她彻夜不眠地考虑着供养孩子的办法，像苦役犯那样干活，自己什么都不要，从来不乘马车；他呢，且不说他在赡养弟弟和根本不该进继父家的继子指小弟弟尼·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养子帕·阿·伊萨耶夫。，还要把钱塞给迎面遇到的随便什么人，可人家并没有向他讨过钱！
街上来了一个年轻人，自称是个穷大学生，——给他三个卢布。另外一个人来了，是个被流放的，现在被洛利斯·梅里科夫洛利斯·梅里科夫（1825—1888），伯爵，1880年任内务部长。召回来了，但是无法生活，需要十二个卢布，——得到十二卢布。老奶妈，被安置在养老院里，可见她尤其不需要钱，她来了，她常常来。他说，“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你给她三个卢布，孩子们让他们每人给两卢布，我给五个卢布。”这事情一年不止一次，也不止三次，经常有，经常有的呀。朋友缺钱用，或者干脆是熟人来要钱——往往是来者不拒。给了普列谢耶夫六十来个卢布；替普齐科维奇作保，甚至还替雅科比作保。“对我呢，”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继续倾吐心中的不平，“等我恼火起来，反对他，回答我的总是一句话：‘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别忙乎！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别担心，别替自己犯愁，钱会有的！’”——“会有的，会有的！”怪人的可怜的妻子反复地说，在漂亮的裙子的袋里摸手帕要揩涌出来的泪水；姐妹们的笑声变成了叹息！
“我们将从卡特科夫那里拿到五千卢布，”她唏嘘着说，“这笔钱是他欠我们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款子，我要拿去买地。让他把地敲碎，一块块分掉吧！你们不会相信，比如，他乘火车，踏进车站，直到旅途的终点，钱包就这么开着，拿在手里，不藏起来，一直看着，看有什么人应该给一点儿的。现在叫他去散步，他若是袋里没有十个卢布，他就不去。我们就这么过日子。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到哪里安身立命呀？我们靠什么过日子呀？因为我们是穷人啊！因为人家不会给我们发养老金的呀！”
的确，她很可怜，的确，她很困难。可是对他，怎么能不觉得奇怪，不应该爱他呢？人家还说他凶狠、无情呐，原来谁也不知道他心地好，要不是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向我们倒苦水，我们也不会知道。我听到这些话，还有更多的，而且不是第一次；她经常向我嘀咕这一类的话，还哭了。
今天，10月19日，是皇村高等政法学校的校庆日。文学基金会今天举行文学晨会1880年10月19日，皇村高等政法学校周年纪念日，因纪念普希金，为赞助文学基金会举行了朗诵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10月18日给波利万诺娃的信中告诉她参加这次朗诵会。（《书信集》，第4卷，页205），可是会场设在一个很不适合朗诵的大厅里，不是各个角落都能听得见朗诵者的声音，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病人，喉咙患病，肺气肿，却又朗诵得比谁都好，大家都听得见。真是奇迹！身子好单薄，瘦嶙嶙的，胸部凹陷，嗓音沙哑，他刚开始朗诵就好像身子变得高大了，壮实了。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一种很威严的力量。他经常咳嗽，一次再次地跟我说，这肺气肿使他吃尽苦头，不定什么时候这病会很快地、出人意料地把他送进坟墓的。上帝保佑他！
不过在朗诵的时候，他没有咳嗽；好像瘟神不敢光顾他。
今天向他叫幕了好几次，虽然听众是另外一批人，不是男女大学生，但是他们叫幕的时候又叫又喊，又敲打，表现他们的赞许乃至欣喜。
我不由得回想起二十年前在巴沙榭举行的最初几次文学晚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当时刚得到在彼得堡居住权利的谢甫琴科在会上朗诵，听众是怎样对待他们的。施塔肯施奈德不止一次回忆起1860年10月举行的这次朗诵会，强调其不足之处，照她的看法，就在于听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够注意。（《日记和笔记》，页269—271）谢甫琴科的成功，主要的不是施塔肯施奈德所述的那些原因，而是他的诗歌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倾向，他对革命理想的忠诚，跟俄国社会上进步人士的接近。（关于这情况见尤·费·潘捷列耶夫的《回忆录》，页225）听众热烈鼓掌，狂热欢呼，把谢甫琴科的耳朵都震聋了，有一回掌声和欢呼声把谢甫琴科哄得昏了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大家不大去注意他，不冷不热地鼓几下掌，像对一般人一样，掌声比一般人稀少。这该怎样解释，这该怎样和眼前的情况相统一呢？人家把他的成功和日益提高的声誉归因于他服过苦役，这些人对吗？陀思妥耶夫斯基服过四年苦役，在西伯利亚待了十二年；谢甫琴科既未服过苦役，也未在西伯利亚待过，他当过兵。我对自己解释这—切，可是我倒想知道，如果别人知道二十年前的情况的话，他们将作何解释呢？我认为，谢甫琴科当时在大学里有以科斯托马罗夫尼·伊·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历史学家，作家。为首的自己一派人。当时分裂主义思想极为流行，尤其是小俄罗斯独立的思想风行一时。因为小俄罗斯独立思想的狂热拥护者秋宾斯基巴·普·秋宾斯基（1839—1884），人种志学家，统计学家，1862年被驱逐出彼得堡，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当时在彼得堡，小俄罗斯的杂志《基础》已出版1860年初聚集在彼得堡尼·伊·科斯托马罗夫教授周围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他们的自由主义的文化方面的开创工作（例如为民众出版乌克兰语书籍），屡次被当局看作是“分裂主义倾向”的反动书刊。1863年，由于波兰起义而特别加剧了这一类的指责（例如《莫斯科新闻》1863年第136期，中央文艺档案馆全宗775，卷宗类目1，1863年，页188、205）。，大概是小俄罗斯人把谢甫琴科捧出来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可没有一帮子人。公众对这两个人都不大知道，不大了解。
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光荣的不是苦役，不是《死屋手记》，甚至也不是他的长篇小说，至少主要的不是长篇小说，而是《作家日记》。
《作家日记》使他名闻整个俄罗斯，使他成为青年人的导师和偶像，不光是青年人的，也是一切被海涅称之为可诅咒的问题所苦恼的人的导师和偶像。
这就可以解释目前所发生的情况，并使之统一起来了。
他刚刚有了点声誉，两三年之前他才开始出版《作家日记》。服苦役和他的其他作品只是增加他的声誉，但不是产生声誉的原因。施塔肯施奈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功的原因的看法是片面的、主观的。许多崇拜者首先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等等的作者。
他的导师作用也还是新产生的，连他自己也没有完全意识到，一般说来还没有认识到，只是刚刚意识到，上帝保佑他长命百岁吧。上帝啊，让他长寿吧！他可以做许多好事，稳定已经动摇的东西，指点和扫清通往真理的道路。主要是受尽苦难的人、绝望的人主动去找他，想倾听他的声音，渴望聆听他的意见，他们需要他。而当年，尽管他服了苦役回来，朗诵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一段，人们对他却依旧很冷淡。
现在人们缠住他。只要他一出现，人们便围住他，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他，还会轻声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可当时，他却常常坐在我们家，青年们——我们家那时常常有许多大学生——往往自管自跳舞，或者唱歌，玩耍，一点也不去注意他。自从学生们从要塞里放出来之后1861年秋天由于彼得堡大学闹风潮而被捕的大学生们，12月6日从要塞中释放出来。（见尤·费·潘捷列耶夫的《回忆录》，页247—248、288），那时我们家里常常跳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侄女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侄女——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弗拉基斯拉夫列夫娜。，一个挺漂亮的姑娘，出色的音乐家，青年们对她的兴趣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兴趣大得多。
顺便说一下，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昨天转告我们，说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她说的，他将到我们家来演戏，还要把沙尚诺夫尼·费·沙尚诺夫（1843—1902），演员。的妻子，女作家斯米尔诺娃带到我家来，她业余酷爱演戏。这事情他没有对我提起过。这么一来，大家都快要发疯了，瞧，我们的导师要痛痛快快玩一玩啦。
11月12日星期三
斯塔秀列维奇把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恩格利加尔德叫到彼得堡去做他的新办报纸1880年11月初，安·尼·恩格利加尔德到彼得堡当米·马·斯塔秀列维奇的《秩序报》的撰稿人。她的丈夫亚·尼·恩格利加尔德七十年代曾被流放到农村。六十年代初，他们曾经积极参加过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斗争，参加过大学生运动，从那时起就与施塔肯施奈德相识。施塔肯施奈德在1860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初次提到他们，作为是非常了解的熟人。的撰稿人。安娜·尼古拉耶夫娜刚嫁给恩格利加尔德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恩格利加尔德（1832—1893），政论家，农学家。，从她来到彼得堡的最初一些日子起，她的丈夫就带着年轻而聪明的妻子到熟人家里去走动，大家都看惯了她一直穿黑衣服。现在她依旧穿一件黑色富丽雅绸的衣服，不过戴上一束黄花，颇有一种巴黎式的高雅华丽的风韵。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什么也不曾留意。不过在这方面他原本就是不敏感的。我记得，在演出《石客》这次演出在1880年初。（见本书安·格·陀思妥耶夫卡娅的回忆录）时，玛莎·布新穿的拉乌尔的服装曾经使他十分高兴，这身服装说老实话在礼仪方面并不合适，因为太短了。我看见舞台上她的粗粗的腿和同样粗粗的裸露的手臂，我当时几乎叫出声来，他却什么也不曾留意，只一味地赞美。不是他喜欢不成体统，像舒尔茨那样，他只是分辨不清而已。他了解人心的细微曲折的变化，预见到世界的命运，但却分辨不出雅致的美和庸俗的美。所以在刻画女性方面他总是不成功的，除非是些小市民的女人。许多人怀着畏惧的心情接近他，没有发现他身上有着许多小市民气的东西，不是庸俗，不是，他从来不庸俗，他身上也没有庸俗的地方，然而他是小市民。是的，小市民。不是贵族，不是教会中学的学生，不是商人，不是得势的人物，如画家或学者，而恰恰是个小市民。这个小市民恰恰就是最深刻的思想家，天才的作家。
现在他经常出入贵族家庭，甚至常去大公们的府邸，他的举止自然到处都保持着尊严，然而他身上毕竟还流露着小市民气味。这小市民气流露在亲密无间的闲谈中可以见出的某些特点上，但首先显现在他的作品中。和上流社会的交往终究还是没有教会他描绘贵族的典型人物和场景，在这方面他除了在《群魔》中写到将军夫人斯塔夫罗金娜之外，大概再也写不上去了，正好像为了描写一大笔资产，六千卢布对他来说就是个大数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