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我与《叶甫盖尼·奥涅金》从我学习俄语说起
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开始翻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自己和我的这项心爱的工作，在我国政治气候的冷冷暖暖中沉浮，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到1982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屡次重印，并收入各种不同的文集和选集中。现在，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这个译本经过修订，又再版出书，并很快重印。看来读者是喜欢我的译本的。我为它写的一篇《译本修订校改后记》也受到读者的青睐，已经在一些文集和报刊上几次转载。主要由于我几十年来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本书的翻译上所做的工作，以及我所做的其他翻译工作，我被授予“资深翻译家”的称号。作为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能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一件有点价值的工作，我当然感到欣慰。
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之父，他的这部诗体小说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全人类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读者喜爱它是理所当然的，我的翻译只是起了一个并不完美的桥梁作用。我在这里不想多谈这部作品本身的价值，或者我的、其他同志们的译本的短长，而是想要向读者朋友们汇报一下这五十多年来，与我翻译这本书有关的一些细节。虽然其中许多都只是些个人的体验或感受，但是我觉得，您能从中察觉到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的某些侧影。这篇文字可以说是我那篇《后记》的扩大和增补，那里只是谈到这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很少涉及其他。而有些我所经历过的事情，对于关心我们国家的人，尤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的年轻一代的朋友，知道一点也许是有益处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我在陕西城固县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迁移到后方时使用的名称）读书时，一本30年代上海出版的，韦丛芜先生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深深吸引了我，使我很小年纪就爱上了俄国文学。那时我就很想学会俄语，想在将来成为一个俄国文学研究者。后来，到40年代末，我读到了戈宝权先生主持出版的《普希金文集》，更增加了学习俄国文学的渴望。现在大学里俄语系的学生很难想象，我们那一代人想学俄文和俄国文学是多么的艰难。1948年，在当时蒋介石反动政府统治下，我和几个有同样爱好的同学，在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里，悄悄地自学俄语，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俄语是和俄国（当时是苏联）、共产党当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偷偷学俄语的人被认为就是共产党，抓着就要坐牢的。
1949年2月，北京刚一解放，一切都还没有安定下来的时候，由于十分缺少俄语人才，当时还没公开的地下党组织立刻组织一批北大学生，到老解放区哈尔滨的俄语干部学校去学习。那个学校当时名叫“哈尔滨外国语学校”，是从延安搬过去的。我们几十个人挤在一节没有窗子的铁皮闷罐车里，躺在一堆稻草上，两天两夜到达哈尔滨。记得路过沈阳的时候，看见车站上用俄文字母拼写的站名，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让我们非常兴奋，也让我们感到迷茫。同行的同学中，大多数像我一样，对于共产党和中国的未来都缺少深刻的认识和具体的想法，不过，作为年轻学生，大家投身新时代的要求都是很强烈的，我们都为自己能够在解放后第一批去老区学习俄语而骄傲。刚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我们几个人，身穿解放前大学生都习惯穿着的长棉袍子，走在哈尔滨道里商业区的大街上，那里的店员竟指点着我们相互说，这些人一定是从关内抓来改造的。后来我们就不敢再穿长袍了，出门都穿学校发给的一寸多厚的军用草绿色棉大衣。从生活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学生，忽然变成吃供给制饭穿解放军衣的“革命干部”，大家一时还很难习惯。
我在哈尔滨外国语学校读了六个月，掌握了俄语的一些基础知识，还有幸在秋林公司买到一套三大本的，1947年莫斯科出版的《别林斯基选集》和一本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插图单行本。《别林斯基选集》是用粗糙的淡黄色木造新闻纸印的，封面是黑色的粗布，三本书一共三四千页，有好几斤重，字体也不是很美观。《奥涅金》单行本的插图也不很清晰。这说明当时“苏联老大哥”的印刷工业水平并不高。不过，能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出版古典作品，也说明他们是重视文化事业的。我当时的俄语水平很低，不能读这些书，但是我坚信自己以后一定能读，也一定要读，便用身边仅有的钱不顾一切地把它们买下来。
到1949年7月，由于关节炎复发，我不得已重又回到北京，再读北大。幸运的是，当时为了适应整个国家迫切的政治需要，从1949年9月起，北大在西语系内开办了俄语组，我就转系过去（我原来读的是法律系），成为北大俄语组（后来成为俄语系）的第一届学生，也是系里的团支部书记。
解放初期的大学生都是由国家养着的，但生活相当艰苦。那时我们吃的是玉米粉窝窝头和小米粉加黄豆粉做的丝糕，十天半个月难得有一点肉味；穿的大多是家长的旧衣，冬天大家都是一件长棉袍子。但是在新中国成立的热烈气氛中，我们班的每个同学都充满热情、活力和理想。艰苦的生活大家都不在乎，一心只要努力地学习，恨不能把俄语在最短时间里学到手，马上就可以去参加工作。那时我和同班同学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清晨都在沙滩北大红楼和灰楼之间的民主广场上高声地朗读俄语，好像自己多背一页书，祖国的建设事业就多一份力量似的。应该说，当时大学生的思想比现在的大学生要单纯得多。或者说简单得多。
开始学习和背诵《奥涅金》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阅读，后来又开始背诵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用的就是我从秋林公司买到的那个本子。起初是对照着吕荧先生的中译本和一个很不错的英译本一句句读，看不懂和觉得他们译错的地方，就去请教老师。我的几位俄文启蒙老师都是名家，是我国俄语和俄国文学界的老前辈，如刘泽荣先生、曹靖华先生和余振（李毓珍）先生。那时我们不仅没有收音机、录音机、复读机等等，就连俄汉字典也没有。实在不懂了，就去查一本日本人八杉真利编的《露和词典》（即俄日词典），通过日本的通用汉字去猜测词义。就这样，我居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全用课外时间和自学方式，把普希金这本诗体小说中的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全都背了下来。这使我的俄语学习得到很大的进步。到1950年冬天，我已经开始为报刊和出版机构翻译一些俄文材料，挣钱改善生活；但是对于心中几乎奉为神圣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我虽然一再在反复背诵中品味，却一直不敢想到自己来翻译它。
1951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是北大校本部“打老虎”队的一个小队长，带领一批学生调查当时的总务科，让那位姓袁的科长吃了不少苦头。而即使这时，我还是没有放下我的《奥涅金》，一有空就默读它。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我为此被批评过，说我没有全心全意为革命。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一点也没有影响工作，仍旧“我行我素”。
1952年，读到三年级时，我提前毕业，成为北大的俄语教师。这时俄语组已经成为俄语系，由于教师紧缺，聘请了许多原来住在北京城里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白俄”（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来的俄国人以及他们的子女，这时苏联政府已接受他们为苏联公民），让他们担任教学工作。我曾经拿一些《奥涅金》中我还没完全弄清楚的诗句去请教他们，我发现，这些人都熟悉这本书。这说明普希金在俄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奥涅金》对俄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不过一涉及书中包含较深哲理的地方，或是有关俄国和世界文化历史背景的地方，这些人就讲不清了。
1953年，我国请来了大批苏联专家，北大也来了许多。他们当时在学校和系里的权力很大，样样事都要听他们的指示。不过他们对我很有好处。我从俄语系调到中文系给文艺理论专家皮达可夫做课堂口译，这位先生和俄语系的卡普斯金教授夫妇对我进一步理解《奥涅金》有很多帮助。他们当时对我这个中国年轻人如此熟悉这本书感到惊讶，他们向我讲述普希金在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讲《奥涅金》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鼓励我钻研下去。虽然他们的指导中带有很大成分的俄罗斯民族的主观意识，态度上也多少有一点居高临下，但毕竟使我得到许多新的知识和启发，至少，作为俄罗斯人，他们比我更知道普希金和俄国文学。他们的帮助使得我更加喜爱《叶甫盖尼·奥涅金》，也增强了我继续研读普希金的动力。
大约是在1953年，我国文艺界从上而下地掀起了一场批判所谓“反革命分子”胡风和他的“小集团”的运动。这可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恰在这时我把吕荧翻译的《奥涅金》成天拿着，他和“胡风集团”是有牵连的，他的那个译本中，还有一节诗是胡风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他把胡风的译文用在了自己的译本里，是为了对胡风表示敬意。他并且在后记中这样告诉读者。而我也欣赏胡风的这节翻译，还一再拿它给别人看。另外，我在1950到1952年间，曾是北大学生文艺团体“新文艺社”的负责人，我请胡风到社里和学生座谈过；胡风最要好的朋友路翎恰好是我的好友的哥哥，我曾因为这个关系几次到路翎那里去，听他谈些有关文艺创作的事；再加上我那时使用着“泥土”这个笔名，而胡风他们的出版社就叫“泥土社”，我还把我从俄文翻译的一部土耳其作家希克梅特的诗集邮寄到那里打算出书。这些事凑在一起，在当时那种气氛下，我真怕自己受到牵连。幸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大概因为有些事人家并不知道。而在那个时候，“宁左勿右”的做法是很普遍的。我被牵连是完全有可能的。
1954年，我调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最初在理论组，奉命精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的原作。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三人的著作在当时是被我国文艺理论界奉为经典的。这时我使用的就是我1949年在哈尔滨买到的那套《别林斯基选集》。我细读了他的那一组论普希金的名文，尤其是两篇专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文章，让我对普希金和这本经典名著的理解和鉴赏力提高一步。后来我转到戈宝权先生领导的苏联文学组，接触到许多苏联新出的研究普希金和《奥涅金》的文章和材料。我又买到了苏联科学院出版的普希金十卷全集，真是如获至宝，因为它有详细的注释、别稿和附录。后来这个本子长时期一直在我的身边。那时苏联出版的俄文书在我国卖得很便宜，一套精装十本的全集才十来块钱。这被西方人称之为“文化侵略”，而对于当时亲密结盟的中国和苏联来说，当然是一种援助。
开始试译《奥涅金》
1956年4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我国发展科学与学术事业和繁荣艺术事业的方针，就是要求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科学和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同年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毛主席提出的这一重要方针做了详细的阐述。这是解放后我国发布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政策（可惜后来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认真贯彻，反而在1957年由“大鸣大放”一变而为一场为害深远的反右派运动），一时间，全国上下各界的知识分子都意气风发，跃跃欲试。比如北京大学就立刻恢复开设了康德研究和黑格尔研究这样的课程（后来不久又都停开了）。中国作家协会也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酝酿创办两个刊物，一个搞散文，一个搞诗歌。散文刊物的创办任务是交给何其芳先生的。他当时是我所在的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是他手下的一个青年研究人员。他把办这份刊物的具体工作交给所里三个年轻人来做，我是其中的一个，他叫我负责，因为我是去怀仁堂听过陆定一的报告的。但是没过多久，形势便陡生变化，好像不能像大家开始时向往的那样“齐放”和“争鸣”了，那个散文刊物也不要搞了，只办了个诗歌刊物（就是后来的《诗刊》）。何其芳先生和我们几个人都白忙活了一阵。然而恰是在这个不曾问世的刊物从筹办到终止的过程中，出乎意料地萌生了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