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凤海为人实诚，不辜负组织培养，干一行爱一行。在一次技术大比武会上，他被蒙着眼睛，仅仅用18分钟就拆卸并组装好一部油锯。由此，他被评为全国油锯鉴定委员会委员，很见了些世面。
老人有7个儿女，长子成年早逝，其他两男四女都在林区就业。二子袁大军初中毕业后继承父业，是第二代油锯手，不幸因工负伤。
几经周折，我们在山上采伐点找到袁大军。他所在的林场砍伐任务下调，僧多粥少，他和其他几个合伙人组成一个伐木小组，到邻近的一个林场承接伐木任务。他们现在使用的都是油锯。这种用微型汽油发动机带动的齿轮油锯，自身体重大约5公斤，启动后急速旋转，锋利的锯带在一阵刺耳的呼啸声中呼呼地吃进树身，锐利无比，所向披靡。一棵根径40厘米，身长50余米，树龄为一百二十年的水曲柳，只要两分钟时间就被放倒了。
冬季寂静的深山林子里，除了寒风的呼啸，就是这种时隐时现的刺耳的油锯声。
“现在伐木不喊山，林子稀了，老远就看得一清二楚，还喊什么喊？”袁大军对我们说。
谈到那次工伤，袁大军略带沧桑地介绍，那是1986年底的一天，下午3：30，他在一个有45度坡的山冈上作业。时有大风，一棵不大的树“遛蹬”，预计它“顺山倒”，即应当往下坡去，可是因为风力作用却先往上坡倒，正朝他砸来。他刚闪过去，没想树根再往下坡一冲，他再一躲，就砸在他的脚背上。当时没觉得疼，还准备继续作业，走两步，出血了，疼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右脚截去两个脚趾。
两天后父亲才接到通知。袁凤海来到医院，始终没说一句话，只在儿子的病房里喝了三天闷酒。那个时候能当一名油锯手是非常光荣的事，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工资是一般工人的四倍。父亲知道上山伐木的辛苦和危险，但儿子中学时学校组织一次文艺演出，到山上采伐点慰问伐木工人，看到真正伐木工人的艰苦和荣耀，立志长大后要成为一名出色的伐木工人，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儿子今年才46岁，山上可以砍伐的成年树木却没有了。
油锯和伐木集材机、打枝造材机、自装运材机全盘成套机械化伐区机械，都是追求林业生产现代化的产物，它们的引进、国产化和普及使用，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极大地提高了木材产量，又急速地毁灭了森林资源和环境生态。其中的J50集材机是一种大型履带式木材拖运机械，巨大的马力能同时将山上放倒了的数棵百米长的原木，套上钢丝绳生拉活拽地拖下山，所过之处胳臂大腿粗的小树悉数折断，留下两米多宽满目疮痍的平地。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引进后，1985年某林业局最多时拥有该机械150台，现在还有65台。目前虽然提倡马套子集材，但某林场2002年冬季仍然有14台机械投入生产。
对森林环境生态造成最大损害的是“皆伐”式砍伐方式。大约在1956—1986年的三十余年里，东北林区采用所谓科学的皆伐，将成片的天然林全部干净彻底地砍伐掉，然后动员组织妇女儿童、老弱病残齐上阵，种植整齐划一的单一树苗。殊不知无霜期普遍只有90—120天的东北林区，人工种植幼苗成活率很低，工人们总结说：“一年青，二年黄，三年不死也见阎王。”在这生死挣扎的几年时间里，只有二三十厘米厚的黑土层裸露着，被雨水冲刷，就成了泥浆流走，下边便是贫瘠的沙质土。即使有成活了的人工林，由于树种单一，破坏了天然森林树种林相相生相克的多样性与生态平衡，导致林木病虫害频繁出现。为此，现代林学家嘎耶尔说：“人工林看起来像森林，实际上不是。”
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罗桂环介绍，解放之初，东北森林的采伐方式普遍采用“强度择伐”，当地的森林工业干部不同意皆伐的作业方式。根据经验，他们知道，用皆伐方式砍掉红松之后，再长出来的就不是红松。同时，一些学有所长的植物学家和林学家如刘慎谔等都曾经指出，应该保护森林植被，应该根据森林植被的演替规律，采取合适的采伐方式，以达到合理利用资源、持续利用的目的。尤其是刘慎谔通过考察和实验，一再提醒人们，东北森林最好采用弱度择伐，这样既有利于红松等林内更新的树种更新，也有利于保留林中的幼壮树木，从而缩短森林的采伐周期，使其迅速循环。可悲的是，林业部门决策者为了要进行机械化，就强调皆伐作业，认为不同意机械化，好像就是旧脑筋不能接受新事物。而森林经营部门干部都按照制度办事，上面怎么交代，下面就怎么办。充满激情的劳动者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缺乏远见的领导指挥下，盲目地模仿苏联做法，使我国仅存的比较完好的东北原始森林，被一片片地“皆伐”。一个个林业局，一个个林场，把颇有哲理的“斧斤以时入山林”、“木不中不伐，不鬻于市”的古训当作旧观念加以抛弃，无形中充当了可怕的“绿色杀手”。
另外，我国当时森林资源的采伐利用率只有27%，原木的利用率只有50%。而发达国家的原木利用都在80%—90%以上。有一位民主德国林学教授看到东北林区木材的惊人浪费现象时感慨道：“如果你们说你们的木材不够用的话，你们只要少糟蹋一些，还可以少砍一些，也就等于多生长一些。”
又据赵钢先生介绍，乘火车从加格达奇北上，经塔河至漠河，整整一天的行程，铁路两侧几乎看不到成材的森林，山上只有小树、灌木和随处可见的树桩子。1987年冬季的那场森林大火吞噬了这里的林木，紧接着一项伐光过火林、种植人工林的所谓科学决策，使之雪上加霜。受运力所限，被伐的火烧木不能及时处理和运走，全部堆在楞场，任其腐烂。人工林又难以成活。这样，火灾加人为灾害，数千公里的土地裸露着，沙化着。实际上，火烧过的森林有70%的中年树木都可以复活。站在黑龙江边，对面就是俄罗斯，那里林木繁茂，粗大的樟子松和落叶松密密匝匝。听林区老人们说，那场大火对岸也是一样烧，不同的是那里的过火林没有人为砍伐，十年后森林又恢复了生机。回头再看看我们的大兴安岭，光秃秃的山上只生长着矮小的再次生林和人工林，等到它们长大成材，至少需要五十至一百年。
在国家高度一元化的社会里，如何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怎样监督行政决策的合法性？能否追究行政决策的责任性？这是我们应当深刻思考的现实政治问题。
科学与现代化是引导着我们走过20世纪的两面鲜艳旗帜。到了21世纪之初，我们不得不承认科学与现代化都是双刃剑。科学是很有用的，但科学是很有限的。科学的有效性只表现在其有效的范围内，其范围外还存在着广大的世界，我们不能因为科学还没有认识到就否定它的存在，更不能简单地以有限性的科学去整治无限的世界。不顾实际，盲目追求机械化、现代化的所谓科学决策，带来的只能是无穷祸患。科学只有接受了人文的关怀、质疑与监督，才能造福人类。现代化必须是本土性上的全球化，才会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东北民俗是与东北森林相共生的经验形态的民间文化传统。无论是木帮、狩猎帮，还是采参人，都奉山若神，表现出对大森林的深深敬畏与对环境资源的合理采用。据曹保明东北民俗田野考察《乌拉手记》介绍，“狩猎帮有自己严密的规俗”，他们讲究“春不打母，秋不打公；夏不打荤，冬不打素”，“打大不打小，打小不打大，打虎其他都不打”。雌性野兽春天下崽，雄性野兽秋天配种，传宗接代；熊、野猪等油性大的动物冬天才能打，野鸡、狍子等个头小，素食性动物冬季存活不易，夏天才能捕杀。打大动物时就不打小动物，打老虎时其他动物一律不打。如果违犯规矩就把山场“打浑了”。有“初把”（初次狩猎者）上山，不该打的打了，该晚打的早打了，是谓“打亏情”。“这样的事一出现，把头（也叫炮头）立刻就命令大伙扔掉吃的，下山，表示对山林（山神）的忏悔。”
也许，山神是不存在的。但祭神如神在，它存在于山民的心理敬畏中。它规划了人类行为的底线，将人归并于森林动物食物之链，让人这种动物对大自然敬畏，对其他兄弟动物们诚信，从而维持森林生态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将此一概视为“封建迷信”，无知地扫荡一切旧传统旧民俗，无所畏惧，为所欲为，兵法文化，矛盾对立，相信战天斗地，人定胜天。没有敬畏也没有诚信，我们因此而受到了残酷的报复。在今天的林区，凡是没有受过伤害的黑熊，见人就躲；凡是受过伤害的黑熊，见人则不顾一切地扑过来，与人类一决死生。其情其景，可怕可怖，亦可怜可叹。
与袁凤海同时代的伐木工人周思东，曾经用弯把锯砍伐过根径2.14米的大青杨，花费他一整天时间。树放倒后，他自己从树这边爬不到那边去。黑熊们原先就找这样的大树腐烂成的树洞里“蹲仓”冬眠。现在，它们早已没有了可以安心冬眠的树洞，焦虑地徘徊在时隐时现的刺耳的油锯声与轰隆隆的集材机械声里。
在小兴安岭北坡的坤得气林场采伐点，我们惊奇地发现稀薄的林间雪地上有歪歪斜斜的野兽足迹。林业工人告诉我们，这就是黑瞎子（黑熊）的脚印。本来是冬眠的季节，因为没有了可以蹲仓的大树，这只黑熊整个冬季里几乎每天晚上都焦躁不安地在采伐点周围的林地里游荡，徘徊……
而我翻阅的几本编纂于20世纪90年代的林业局志，在介绍森林动物的文字中，无一例外地都是怎样的食肉寝皮、佳肴美味、入药大补、山珍靓汤。
人，丧失了人文情怀，就是洪水猛兽。
科学与现代化只有融入了人文情怀，才能造福全人类。
2003年2月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