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形式的重要性在于提供了一个识别系统，即证明了形式本身的存在。形式符号使你与他人分别开来，使内容所欲表述的“本质”意义，通过形式语言间的差异而折射出更广泛的多样性，比直接诉说来得更含蓄、更有意味和更加丰富多彩。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学认为：“艺术品所包含的情感的形式，就是生命的形式，各种情感和情绪的相互关系的组合本身，就反映了生命的存在方式。”显然，偏爱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马先生，在《望城》的创作中亦是重视了形式的。
我们知道，近几年，虽然反映农民进城的作品不在少数，但马先生的作品是力图避免把存在当作纯粹外在物化的东西，他是把自己对现实把握的思想、经历和感悟直接融入真情实感的描述过程中，浸透着强烈的文化意味，张扬着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批判意识。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农村以及城乡差别的思考，又是对农民及农民工的真正理解，甚至是以文学作品昭示人性发展趋势和农民、农民工的发展命运。由此，马先生在《望城》中深刻揭示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不协调关系，展示城市生活规则并衍生和诠释着这种意义的取得过程。他的这种意义的创设和延展首先来自于乡下人到城市打工这一事实的确定，而后打工的目的被作者称为“淘金”，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再后，打工在整体上被赋予了“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立意，并试图在乡下人与城里人之间建立一种城乡之间的互信和联系。可实际上，作为乡下人在打工的最初依然保持了真诚、善良的本性，但严酷的现实推动故事向着破灭乡下人追求目标发展。至此，作者把伦理诉求变成了技巧形式：即当打工者纳入到这个城市，则使我们看到城市对人的善良天性的伤害；当他们未融入城市而退出，则丝毫不影响城市规则的继续存在。这种设置，艺术地再现了文学对人类精神更深层次的关注。所以，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使《望城》这部作品与其他区别开来，这是马本德式的“载道”、“言志”话语方式的重新构建。
高尔基曾明确指出，“锋利的唯理主义和批判精神”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显著特征。自认为“批判现实主义对我的文学观念形成有重要作用”的马先生，总是把批判的伦理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批判有对当下农耕与城市文明间冲突进行揭示的《望城》，也有对人的劣根性深入剖析的《女教师日记》，还有对伦理价值时代变迁发生质疑的《秋天的太阳》。当然，无论是《望城》《女教师日记》，还是《土匪》《假坟》在考量人性的同时，也还都阐释着东方文化并给人反思中国传统的勇气和力量，这些共同构成了马先生思想和艺术创作质素不断提升的必备条件，也印证了从亚里士多德“模仿说”到莎士比亚“反映说”的现实主义典型化理论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批判现实主义是以人道主义为其主要精神资源，因而它更容易尊重人的尊严并对社会小人物充满同情，但它无情地抨击对人性的压制和异化，往往又会导致人们一厢情愿地以人道主义去改造社会的思想的蔓延。马先生虽然深受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但他在《望城》中却没有停留在以人道主义去改造社会这个层面，而是对于曾经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体现出深切理解的预见，并以深邃思想和比较精致的艺术方式，来试图达到摆脱虚无精神和实现人的社会品格的重塑。于是，他的《望城》成为他主体渗入文本、意欲重塑社会的结果。如果说“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判断是一种开放的、超前的，摒弃了小农经济意识的现实定位，那么与其回放严酷现实给“乡下人”个体心理投下阴影并由此带来躁动和不安，使我们陷于被恐惧和焦虑所包围的绝望境地，不如引导人们坦然面对社会现实。马先生在他的文本创造中实现了他的目的，他在关注个体命运、感叹“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中，重塑了社会主体的价值体系和取向，在时间推移和空间的境深上赋予我们更加复杂多变的观察视角和正视现实、审视未来的犀利眼光，最大可能地实现了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协调统一。
事实上，结构主义叙事学所强调人的主体性和文学的本体性，消解了文以载道附加给文学太多、太沉重的使命感，它更关心个体的人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对马先生的小说创作产生影响。从他的创作历程也可以看出，他的作品从刚开始的“情感反映论”慢慢地向文本独立性和完整性方向转化，逐渐靠近“审美本体论”，从而轻松自如地从《再攀高峰》那个屈从于时代的烙印中淡化出来，向文学更为内在的方向转化。而且他的这些不断转化使其创作轨迹呈现一波三折的波浪式的上升状态，也就是说，每每当他的创作思想、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明显飞跃。到目前为止，他分别推出了《女教师日记》《土匪》和《望城》为代表的三个阶段性的创作高潮，实现了由最初的乡村题材到城乡交会点再到更高层次反映城乡对立上的三步跨越式发展。颇为巧合的是，他的作品大体上也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关乎人性的具有自我审视意识的作品，以《女教师日记》为代表；一类主要反映传统文化与人性对立的作品，以《土匪》为代表；一类是体现城乡文明冲突的作品，以《望城》为代表。
与之相对应，马先生作品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从追忆少年、青年逝去的梦开始到对传统文化反思或反叛的乡村情结的平稳发展，最后抵达的是从更高层次来俯瞰城乡文明的冲突。
第一阶段，主要是表现农村人的生活、生存的艰辛，以揭露和呈现为主，其悲愤、压抑和反映人与社会冲突体现得最为充分，对人性的揭示还处于压迫与反抗简单直接对立的表层阶段，其精神资源主要来源于生活的经验，视野当然不能算很开阔，文本与文化对接的意识不是很强，缺乏从社会根源中寻找个案背景的自觉。这一批作品如《再攀高峰》《躲灯儿》《三妯娌》《南槐营奇事》《毕业歌》等。但这一时期写作积累、厚积薄发的一个飞跃是以《女教师日记》的发表为标志，在马先生来说，实现了一个不小的转向，他的描写由此更深入到对人的内心世界微妙心理的捕捉和探察，描述更加细腻，人物性格更加鲜明，表现了他作为现实主义作家最为看重的基本功，标志着他的创作即将进入到成熟期。
第二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两口子》《在希望的田野》《逃出城市》《老人河之梦》《在那遥远的小山村》等相继发表，这几个小说都是游弋在城乡结合带上，反映乡村人在融入城市时蜕变的痛苦、焦虑。而后又以《土匪》《假坟》告一段落，叙述更加沉稳、冷静，透出老辣、犀利感，在人性与文化冲突的交织融合中，升华出意蕴深远的人文关怀，对人性的揭示处于文化观照的阶段，有了在观念层面上折射现实生活的深度思考和更高追求。
之后的第三阶段，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又见炊烟又见炊烟》到《秋天的太阳》《城市的屋檐下》，写的是更高层次上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带有普遍意义上的冲突，体现一种文化阐释的主动自觉和重塑国民精神的意味。特别是长篇小说《望城》的出版发行，无论从观念意识、思想含量以及结构、情节还是人物刻画，都表现出他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技巧的日臻成熟，由此他进入到对人的灵魂进行更加深入考量的阶段。
现在作一种假设，那就是如果马先生假若能够借用一些现代、后现代的观点来反观中国历史和反思当下社会，那情形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会不会使他自己对自己的写作产生更大的颠覆。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马先生毕竟是他自己，他既不愿做语言游戏，也不会向世俗媚俗，有的只是对文学精神和艺术准则的始终如一的坚守。这种坚守的端口至多被他厚积薄发的思想火花和语言的力量所撞击和冲决得更大，也因而，他的作品就此会使你耐下性子、屏息静气地阅读下去。
实际上，除了观念、思想和学识外，马先生作品的风格和面貌更缘于他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和担当意识，激情创作的他和他的作品始终体现一种内在、深沉的品格。这种品格张扬着一种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延宕，昂扬出一种斗志、一种风骨和勇攀高峰的奋斗精神。
对于当下的南阳文学来说，这种人格修为所承载的厚重，使他能够娴熟地运用现实主义并为之找到更大的表现空间，进而催生和塑造了一批风貌迥然不同、性格鲜明活泼的人物众生相，这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南阳文人为文的仪态有所影响。
不仅限于此，他文字本身的力量，使他传统叙述手法的坚实与精神的坚硬锐利共同构成并显现出他的创作在整体上保持了统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