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
上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杨可告缗钱纵矣。义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天子以纵为废格沮事，弃纵市。
郎中令李敢，怨大将军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票骑将军去病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为讳，云鹿触杀之。……自造白金、五铢钱后，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者不可胜计，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
……
秋，九月，冠军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为冢，像祁连山。
初，霍仲孺吏毕归家，娶妇，生子光。去病既壮大，乃自知父为霍仲孺。会为票骑将军，击匈奴，道出河东，遣吏迎仲孺而见之，大为买田宅奴婢而去；及还，因将光西至长安，任以为郎，稍迁至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是岁，大农令颜异诛。
初，异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以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张汤又与异有郤，及人有告异以他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这一年是汉武帝刘彻登基第二十五年，这时他刚过四十岁，正是他的鼎盛时期。
这一年，有四个臣子死亡，这四位有的赫赫有名，有的籍籍无名。这四个人是：义纵、李敢、霍去病、颜异。
义纵担任的是右内史，他的死阐述了两个生存经验：一是不能得罪皇帝本人，二是不能反抗皇帝的政策。
武帝一次从义纵管辖的地区路过，看到道路失修，让皇帝哥哥饱受颠簸，武帝说了一句充满怨毒的话：“义纵以我为不复行此道乎！”养尊处优日久，对部下苛责之心越强，稍稍不慎，即被视作不敬，武帝的这一句抱怨，如此毒刻，各位在官场上混的应该深思——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要想富，多修路”。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升官，修好路”。路都修不好，坑坑洼洼，首长饱受颠簸之苦，其他方面政绩再卓著也是白瞎。义纵路没修好招致皇帝怨毒，要他的命的，是他用行动阻止推行缗钱令。非常有意思的是，义纵在《史记》里被收入《酷吏传》。
上回说到时代楷模卜式的时候，我们看到，汉武帝一边树立捐弃家产的光辉榜样，一边正义凛然地推行缗钱令，就是有钱人所有的钱、物征税，包括商货、车、船、田宅、牲畜、及至奴婢等，均在征税范围，这需要一一评定，汇总征税。同时鼓励举报，有个叫杨可的主持“告缗”工作，义纵以为这种做法扰民，逮捕了杨可的部属。上次不修路让皇帝屁股发麻，这次阻止告缗，让皇帝头皮发麻，义纵必须死，这就是结果。
通过这一政策，国家得到大批财物。抄没来的财物上亿，罚没的奴婢成千上万，没收充作公田的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宅亦相应没收。商贾中产以上大多数都被告受罚，以至于破产。重税政策还导致社会普遍吃喝风盛行，因为与其让官家收去，不如自己消费了。
有卜式这样道德楷模在，会让皇帝对普通人留恋自己的财产产生强烈的义愤。
李敢是李广的儿子，他的死我们已经讨论过。他向大将军卫青寻仇，结果被霍去病几乎是公然地杀害了。
霍去病在这一年逝世。“天子甚悼之，为冢，像祁连山。”霍去病在今天看，就是“出名要趁早”的典型，霍去病成功，时也，命也，运也。他生在皇帝哥哥用武的时代，这叫生逢其时；他的娘舅是得宠的大将军，入选国家队是注定的；他的运气也特别好，虽然经常玩长途奔袭的高难度运作，但几乎没有失手过。自信心和勇气让他罕有敌手。霍去病死之前，把自己的同父异母弟霍光带入政坛。霍光后来大受重用，可见汉武帝和霍去病是极少数投缘的君臣。
颜异的死，是专制帝制框架内典型的迫害案例。
《资治通鉴》告诉我们，汉武帝时代非常具有创意性的货币“鹿皮币”是酷吏张汤的发明，真是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会有无限创意，张汤把身心都献给了武帝的伟大事业，所以才对金玉珠宝的价值视若无睹，才敢用一张鹿皮定值四十万，而当时诸侯进贡皇帝的玉璧才值数千。平常人是利令智昏，张汤、武帝则是权令智昏，政治的极端主义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彭德怀曾用语），让武帝和张汤觉得自己有能力改天换地、移风易俗。颜异对鹿皮币的价值保持了怀疑态度，颜异要是有现代金融知识，就不会觉得这件事匪夷所思了。武帝和张汤都不能容忍这种怀疑，他们要用强权来维护自己的“一贯正确”，汉武帝命张汤给颜异定罪。颜异的一位朋友议论诏令初下时有不恰当的地方，颜异听到后没有应声，微微撇了一下嘴唇。张汤奏称：“颜异身为九卿，见到诏令有不当之处，不提醒皇上，却在心里加以诽谤，应处死刑。”
“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从此以后，大汉朝有了“腹诽”这样的罪名，腹诽可以定罪，有了这招，庙堂之上从此和谐得要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