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景皇帝中五年（公元前145年）
九月，诏：“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
孝景皇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
上既减笞法，笞者犹不全；乃更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chuí）令：长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得笞臀；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自刘邦开创汉帝国，汉初诸君在“法治”建设方面，大体上是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第一，减少政治罪的罪名，比如废了秦帝国的“挟书罪”、“妖言罪”；第二，减轻了对罪犯的非人道处罚，将过去的“墨、劓、剕、宫、大辟”等残忍的处罚，改为相对人道的“笞、杖、徒、徙、死”。但是包括景帝、武帝以及后来的皇帝，都没有严格地遵守这些成文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景帝定《箠令》，详细规定了刑具的技术标准，笞杖用竹子，一边宽，一边窄，竹节要削平；最关键的是规定施刑的部位，从打后背改成打屁股。这比之于削鼻子、剁手脚以及劁两蛋来说，绝对是皇恩浩荡。可惜这里面体现的人道精神没有一如既往地向前延伸，不断进步。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刘启下诏说：“现在的冤假错案比较多，很多案子有疑点。许多案子根据条文好像应该如此判定，但是，以案情来看，又不至于罪重如此。如果案子判下来，原告不服，就应该继续讨论，不要随便定谳。”
这段话，可以看成是皇帝对国家刑法的立法精神的一种表述。这里面谈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律文本“周文密纳”的问题，就是说，不仅要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有良法可依，如果立法用心“周密”，刑罚的门槛很低，人民动辄犯法，执法者可以随意对人民起诉处罚，这比没有法还可怕；同时，这样做的另一个结果是有法难依，条文越“周密”，犯法的人群就越多越普遍，“违法必究”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我们回顾刘邦“约法三章”，如果提高到立法精神上来讨论，就是“简刑”，简单才能清晰。红灯和双黄线很清晰，才不会违反交通法。景帝诏令的另一个精神，就是程序公正的问题。现代法律三审定谳，从程序上解决了景帝担心的问题。刘启先生还没有提出一个公正程序法，这不能苛求他，但是，他发现并提出了问题，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
景帝曾经听袁盎一席话，不加审判腰斩重臣晁错于市，吹毛求疵地迫害废太子致使其愤而自杀，这些问题，严格地讲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平七国之乱，需要借晁错一颗人头，直接取了就是，不知是疏忽还是“执法必严”，晁错竟然是被腰斩于市，也就是拦腰把人剁成两截。这样的杀人方法不一定会马上把人杀死，记不得哪本笔记小说里记载，一个人被腰斩以后，上半截还有知觉，这个人强撑着蘸着自己的血在地上写了七个字：惨惨惨惨惨惨惨！
帝王家刻薄寡恩，晁错做过自己的老师，为了巩固中央的权威也算殚精竭虑。晁错最大的错误是，兵祸起时，晁错建议让景帝御驾亲征，由他自己坐镇后方，这样置君主于险地的做法，实在是不可思议。想来也是这个书呆子方寸乱了以后胡乱支招，并无害君之心，但是，这样的建议只要景帝回过味来，晁错就百口莫辩，所以他最后连个整尸都没落下。
儒家讲“刑不上大夫”，在现代语境下，肯定是有违法律公正，所以，到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应该 “刑上大夫”。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讲到：“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
“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
贾谊赞成“刑不上大夫”，这里面有合理的东西：臣属有罪，可杀不可辱，所以反对使用酷刑。但他反对的理由不是基于人道，而是基于维护等级制度。在贾谊的观念里，刑可以加之于小民，不可加之于大夫，后世的批评者只看到了贾谊的不公正性，而忽略了里面合理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思维不能从“刑不上大夫”延伸到“刑不上庶民”，而会不假思索地为了所谓公平而欲“刑既上庶民亦上大夫”呢？
从古到今，只要杀戮高官巨僚，总能引发庶民的狂欢，在腰斩晁错的时候，东市一定围有大把的看客，“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怀着这样的道德优越感，他们兴高采烈地欣赏着昔日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遭到刑戮，那是爽啊！
自古以来，我们看不到“刑不上大夫”的实现，就不要指望人道精神的普遍落实。进步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逐步上来的，不要奢望法制精神和人文关怀从某天皇上降旨起就落实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善待人民的皇帝就不要指望了，能善待大臣的皇朝和皇帝，就已经是很优秀的了，不折辱大臣，能做到刑不上大夫，甚至能做到刑不上宗室皇族，都是仁政了。
刑不上大夫都做不到，其他就别瞎扯了。
顺便说一下，专制时代，不是没有法，法律制度甚至可以很健全。区别人治和法制，其实也很简单：一是看立法精神，是泽被苍生还是维护权贵；二是看终审权在哪里，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能不能罩住皇上的诏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