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孝文皇帝前六年（公元前174年）
梁太傅贾谊上疏曰：“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贾谊见识高远，是个有见地的政治家，而且文采非常好，太有才了。像贾谊这样的少年英才，不遭人嫉妒似乎不可能。能受天磨是好汉，不遭人妒是庸才。贾谊遭人嫉恨是很自然的事情，以文帝之贤，不能用之，足见专制体制，一切都在逆淘汰，好皇帝要变坏，几十年一遇的英才，也会变成烂白菜。
司马迁在《史记》里把贾谊和屈原合为一传，两人有相似之处，都是忠于官家，都是怀才不遇，都是文采斐然，但我更喜欢贾谊。贾谊之才，不止于文才，而是政治上的才干。政治家有的有行动能力，但可能没有见识；有的没有行动能力或者做事的平台，但是有见识，所谓远见卓识，是大政治家必须具备的。
贾谊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我们今天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长篇引用了贾谊的《陈政事疏》：“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古文有底子的人，这几句话应该很耳熟。
虽然看长篇的奏议不免枯燥，但是，贾谊的政论文非一般腐儒可与之比拟。《陈政事疏》很长，约八千字，《资治通鉴》在引用时作了删节，这篇文章情真意切不说，关键是把文帝时代国家面临的困难和危机作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改进的方法，具有国情咨文和国家战略的功用。
可为痛哭者一，帝国第一隐忧也，也就是分封问题。这个题目我们聊过很多，我们的讨论都是事后诸葛亮，有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有西晋时代的八王之乱，甚至有明朝燕王之乱，有这么多乱的例子在彼，我们大可以讨伐分封的弊端。而在贾谊时代，吕党之所以被粉碎，文帝之所以能上台，不能说分封制没有发挥正面效果。文帝刚刚获取了分封制一笔丰厚的红利，但贾谊当时就指出分封制有害无益，会危及帝国的统治，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这还不算，或许当时的政治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晁错亦对分封制提出质疑。但是，贾谊不仅看出了问题所在，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那就是渐次削弱。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
“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
这都是对人性、对天下形势切实的认知。贾谊有见识但没有做事的平台，晁错见识差一个档次，却有做事的平台，这就是见识与事功的乖离之处。贾谊提出的“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就是后来的推恩令的核心内容。可惜其价值是在七王之乱以后才被认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