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孝武皇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
浑邪王既降汉，汉兵击逐匈奴于幕北，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于是张骞建言：“乌孙王昆莫本为匈奴臣，后兵稍强，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攻不胜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恋故地，又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国。
……
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域始通于汉矣。
西域凡三十六国，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合流东注盐泽。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前两天从深圳到重庆，在机场买了一本《一口气读完欧洲史》，这本书对于我这样对外国史不甚了了的人来说，写得挺明了，纲举目张。我果然在飞机上一口气读完了。
欧洲史上古有三个大节点，一是古希腊文明，也就是爱琴海文明；另一个是罗马帝国的兴起；第三就是基督教的兴起和传播。如果硬要对比PK的话，古希腊PK春秋战国，罗马PK秦汉帝国，基督教兴起PK什么，我找不出来，佛教？道教？还是宋明理学？
老人家在延安嘲讽有的人“言必称古希腊”，当时，打日本是中心任务，扯古希腊确实远了点。但是奠基北京以后，既然要改造中国，研究一下古希腊也没有坏处。可惜，“言必称古希腊”绝了种，“言必称上三代”也绝了种，好像是大家都是“言必称马列”，但马列主义的门牌号数究竟在哪里，似乎也没几个人能整明白，最后老人家自己定义是“马列主义+秦始皇”，从治国一途看，“秦始皇”比之“孔孟”要实用得多。
掉回头来看，古希腊的成果，除了史诗、哲学、几何，被我们忽略或者视而不见的是雅典的民主制度。我们以实用主义的眼光来看，荷马史诗充当了好莱坞实践数字技术的上好题材，古希腊哲学也不过是高校里极少数人混文凭的一门课程，几何学在当时是震撼性的，在今天已经是初中生的基础课程，唯有古希腊的政治制度和民主传统，中国的学人不敢说，中国的政客不想提，所以，即使我们言必称古希腊，结果也是空手而回。罗马在文化精神上是继承古希腊的，创建罗马的先民就是特洛伊战争打散的雅典士兵。罗马共和国后来军事演变成罗马帝国，说明专制也是人的一种本欲，只要有机会、有环境，它就会发芽生长。我就在想，如果罗马帝国当时找到了孔孟思想，认真宣传贯彻大一统观念，控制得好一些，欧洲也许一直就统一到今天了。
我们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海洋文明是不是天生就比河流文明高明一点呢？DNA很关键啊！
张骞出使西域三十六国，数字这么巧，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颇似小说家言。
今天对外开放，张骞的历史价值渐被放大。这是锐圆抄来的一段文字，绝对新华体的：“张骞奉诏出使西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走出国门，开展外交活动的外交活动家。他不仅第一次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开辟了国与国进行平等互利、友好往来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华民族与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等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其外交实践构建了国与国之间平等往来、友好相处的基本原则，为后世国家之间开展外交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当今世界外交活动的基本准则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依据，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将继续发挥更大作用；也为后世的外交使节开展外交活动建立了一座丰碑，成为后世外交工作者的行为楷模。”
张骞有没有这么厉害，姑且不论。我只是觉得张骞和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冒险家们相比，运气差了一点。哥伦布、麦哲伦发现的都是未开化之地，同时也是富饶之地，我们老张跑的是旱路，去的地方开化没有，不知道，说不好会影响国家、民族关系，但是相对荒凉贫瘠却是可以肯定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洋人从海上来，让国人气沮不已，突然发现史书上有个人策马西去，“丝绸之路”是不是我们为了找回心理上的平衡装修过的呢？最起码它的功能和意义是被夸大了。
中国好不容易才出现一个“开边意未已”的皇上，可他的帝国周边都是游牧文明，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农民遇见放羊娃，也是有理说不清。假如张骞的远征能到达罗马帝国的疆域，在公元前2世纪，海洋文明和中国的农耕文明就开始对话，哪怕是用武力对话，今天的世界该是怎样的景象呢？
历史不能假设，如果可以假设，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把国都迁到海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