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
春，正月，诏兖、豫、徐三州禀赡饥民。上问司徒鲍昱：“何以消复旱灾？”对曰：“陛下始践天位，虽有失得，未能致异。……宜一切还诸徙家。蠲除禁锢，使死生获所，则和气可致。”帝纳其言。
校书郎杨终上疏曰：“间者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百姓频年服役，转输烦费；愁困之民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从之。
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尚书沛国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帝深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
再过几天，奥巴马就正式上台了。去年看奥运会，今年看奥巴马。奥运会彰显了“有组织的市场经济（美国《新闻周刊》称之为“指令性资本主义”） ”的力量，奥巴马则寄托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经济复兴的希望——各位反美爱国的兄弟先别忙戗声，到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仍然是世界的老大。（前两天在重庆喝酒时，锐圆说了一段酒话：“中国五十年以内，一不要小看日本，二不要相信俄罗斯，三不要嘲笑欧洲，四不要PK美国。”）
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代表奥巴马重新定义了美国的外交方针，要玩一种叫“smart power”，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不存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问题。而对于汉章帝刘炟来说，他必须在乎这句古老的箴言。
每一个负责任的皇帝，在继任以后，都要对先皇的政策进行梳理和调整。如果新皇帝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说明他连“政策”二字谓何也不晓得，国家纲纪崩溃也就开始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语），人治的本质是“政策治理”，良好的人治不是口含天宪随便胡嘞，而是根据经验和现实情况制定和推行政策。法制和人治的区别，第一，法律比政策更具刚性；第二，法律可以约束一切人，而政策是不能也不会约束政策制定者的，若有约束，必会修订。有人说，法律也可以修订、修改，没错，但是法律的修订和制定一样，必须经过全民选举的立法机构，重要的法律甚至需要全民公决。扯远了，我们还是说回章帝哥哥——
汉章帝一上台，就有大臣上疏，含蓄地批评章帝的父亲明帝刘庄，开始真理标准的讨论，先讨论世界观，再研究方法论。把政治问题泛哲学化，是中国官场的一个特色。因为在专制条件下，很多政治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有禁区的，尤其是涉及伟大的先皇万岁万万岁。所以，大家都从怎么理解“先王之道”说起，对上古经典再作一次放之今天一定准的解读，这种让小老百姓看得云遮雾罩的哲学讨论，其实围绕的都是尖锐的政治问题。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所以，每当“学术繁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政治方向有变化了，政策方向有调整了。
章帝初讨论的具体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对待“楚王案”，“大狱一起，冤者过半”，要不要拨乱反正，平反昭雪？第二个是“征伐匈奴，屯戍西域”要不要继续的问题。一个关系如何评价先皇，一个关系国家边疆稳定，都是大事。
父亲错了，能不能改？肯定能改，但孔子规定了期限“三年勿改”，为什么？我的理解是需要缓冲，或者叫“软着陆”。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小鲜不能勤翻，不停翻动就是折腾。政策调整都要有软着陆的概念，所以“三年勿改”是包含深刻道理的。
刘炟上台甫始，鲍昱、陈宠上疏，迫切地要矫正先帝之过，清代的王夫之认为这样是不对的，把先帝刘庄比喻为胡亥，章帝如何自处？王夫之认为，新皇上任时，先皇时期的旧臣不得志的会跳出来，名为报国，实际私怀否定先帝的愤懑之心。
如何“正确评价”上一代领袖，这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命题。“正确评价”首先必须是“政治正确”，或者是“现实的政治正确”，如果不能和“历史正确”一致，那么“历史就需要重写”。
在这一方面，邓小平做得非常策略。邓小平当时面对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拥护毛泽东的，一方面是反对毛泽东的。邓小平把毛泽东在政治上切割为“正确的毛泽东”和“犯了错误的毛泽东”，分解了自己的压力。
当时有一个“两个凡是”的说法，其实，真正的“凡是派”是“四人帮”，已经关到监狱里面了。后来的“凡是派”是不存在的，当时没有人愿意做“凡是派”，如果是“凡是派”，怎么会粉碎“四人帮”呢？
当时，极“左”的东西还有惯性，否则也没有必要搞解放运动了，华国锋客观上也需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需要一个缓冲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于1978年12月，为什么不在1976年12月就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就马上为刘少奇平反呢？因为这样做会激起社会的动荡，全国都需要时间思考、调整，1976年到1978年这两年是非常特殊年，没有这两年的过渡，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这两年不是“两个凡是”的两年，而是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必要的有历史价值的过渡期。
邓小平确确实实“正确评价”了毛泽东，这需要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策略上的洞察一切。
汉章帝刘炟在某种意义上，彻底否定了他的父亲，没有对刘庄的遗产进行甄别和继承，在批判“错误的明帝”的时候，没有捍卫“正确的明帝”， “每事务于宽厚”，结果导致后来国家不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