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桓皇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
帝从容问侍中陈留爰延：“朕何如主也？”对曰：“陛下为汉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对曰：“尚书令陈蕃任事则治，中常侍黄门与政则乱。是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
苏东坡词云：“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锐圆经常也云：“官做得越大越孤寒，钱赚得越多越孤寒。”
人在高处，常有不安全感，也特别关心下面的群众对自己的评价。这一天桓帝得暇，问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相信绝大多数皇帝以及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都这样问过自己身边信得过的工作人员：“朕何如主也？”
人对自我的认识和评价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干脆不关心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初生牛犊不畏虎，况人言乎；第二个阶段开始在乎别人的评价，人是需要表扬和鼓励的，有这个心理需要，皇帝喜欢别人说自己是尧舜禹汤，常人喜欢别人说自己是帅哥美女，桓帝刘志刚刚除去了梁冀这样的跋扈将军，他内心是希望得到赞扬的，客观地讲，刘志除梁冀和崇祯皇帝朱由检除去魏忠贤、康熙皇帝玄烨除去鳌拜，价值和意义是一样的。但是，刘志时期的大臣们很吝啬，就是不愿意表扬自己的领导，让刘志很失落；同时，桓帝刘志大赏策划于密室、捉奸于私宅的太监们，也希望朝廷和民间用另一套价值体系也就是江湖的价值体系赞扬自己，说他够义气够朋友，结果方正古板的士大夫却不停地在扼杀这种赞扬，这也让刘志很失落。听不到预期的赞扬，他心里就不免嘀咕，于是才有如此一问。第三个阶段一般人达不到，这个阶段最大特点就是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了，说好听点，叫“人言不足畏”，叫“虽千万人吾往矣”。说平常点，叫“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磨牙去吧”。说得不好听一点，叫“一意孤行”、“不见棺材不落泪”。总之，自己有主见了，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有自己的评价了，别人理解当然好了；别人不理解，即使是广大人民群众都不理解，也无所谓，内心充满了孤独感的人往往也是最有勇气的人。偏执狂才能成功，这种人也往往能成大事，当然也能成坏事。
桓帝刘志在第二阶段得不到正面的循循善诱，最后走到了第三阶段的一意孤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康熙皇帝除掉鳌拜以后，这位少年皇帝是在正面的积极鼓励下，更加自觉地成为一个优秀的皇帝，崇祯则和刘志一样走向了对大臣的不信任和对抗之中，刚愎自用，杀伐自主。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后汉末年的士风与明末的士风，确有很相像之处，党人激昂，皇帝刚愎，朝野笼罩在一片戾气之中。
在刚刚粉碎梁冀集团之初，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的对立还不那么激烈，士大夫特别是基层的郡守刺史，把精力似乎集中在追查梁派的爪牙。在这个问题上，皇帝、宦官、士大夫是有共同利益的，除旧有共识，布新则不然。他们的问题出在了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
桓帝亲政之初，尚书令陈蕃兴致勃勃地一口气推荐了五位处士，但是这些处士也就是体制外的高人不愿意兴致勃勃地迎接陈蕃想象中的中兴的春天，清醒的人往往也是绝望的人。
皇帝刘志也做出了贤圣明君的姿态，派人去聘请一位叫魏恒的世外高人。皇帝邀请做大官，但是魏恒拒绝了，真正做到了“天子呼来不上船”。他的乡亲都来劝他，他问：“我接受朝廷的俸禄，做了高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抱负。现在这个样子，我做了官，皇帝后宫三千，能减少乎？”大伙一齐摇头：“不能。”老魏接着说：“豪华公车能减少乎？公费旅游能减少乎？公款吃喝能减少乎？……”乡亲们的脑袋摇啊摇，别人还以为大伙都吃了摇头丸在那儿Hi呢。
魏恒认为这些都不能改变，都无法改变，于是拒绝了皇帝的邀请。
政治斗争，特别是有党派色彩的政治斗争，会有一种体育比赛的赛场效应。在场的选手会进入一种亢奋状态，但是，不管再激烈再热闹，都会有冷漠的看客甚至离席而去连看客都懒得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