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顺皇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
丁卯，遣侍中河内杜乔、周举、守光禄大夫周栩、冯羡、魏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分行州郡，表贤良，显忠勤；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乔等受命之部，张纲独埋其车轮于雒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劾奏：“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专肆贪叨，纵恣无极，多树谄谀以害忠良，诚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齿者也。”书御，京师震竦。时皇后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帝虽知纲言直，不能用也。
这一年，汉顺帝刘保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起码在当时是比较惊人的，他下诏命令八位大臣，组成党风政纪检查团，分八路到各州郡县，端正党风，考察吏治。这八位巡察大臣被授予了相当大的权力，二千石以上的干部，马上写报告交中央处理；二千石以下的，对不起，这八位大臣有就地处置之权，或关或审，悉听该大臣的意见。
这种做法，后来演变成中国传统戏剧中的最重要的桥段。皇帝任命一位清正廉明的大臣（往往是新科状元）为巡察御史，端着上方宝剑，和孙悟空似的，逢妖除妖、遇怪降怪；和孙悟空不一样的是，他一定要有一段艳遇，大多是贫贱时的相好，这叫革命爱情双丰收，反腐与谈情并举，除霸与重逢巧合。
中国老百姓太喜爱这一套了，直到今天，还有人冒充类似八府巡按的大官，到基层欺骗迷信清官的小老百姓。
钦差办案，不论是真事，还是演戏，起码反映了两个真实：如果说中国的最高层有时还可能有一些正确的政治理念，那么中国的基层一直缺乏良好的政治现实；钦差满天飞的时候，一定是政治糜烂不堪的时候。
汉顺帝派出的这八位钦差大臣，人品口碑还不错，他们虽然不能生出三头六臂，将贪官污吏一扫光，但还不至于迅速地和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突然感觉，戏文里皇帝派刚刚考成状元的生瓜蛋子任钦差，真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他们还不熟悉官场规则，不太明白官官相护的好处和必要性，关键是他们刚刚从民间上来，读圣贤书时焕发出来的理想精神还没有被官场消磨侵蚀掉，所以，他们还可能和贪官污吏较较劲。为官一久，棱角全无，让他们反腐实在是不靠谱。《潜伏》里的吴站长把军统的理念“凝聚意志保卫领袖”身体力行十几年，最后的结论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中国官场万古不变的基本特色。
顺帝大得民心的反腐举措，有人不大赞同，他就是御史张纲。
张纲是位专业的检察官，他是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的人，相信真理，凡事只要主义真，殊不知，在中国，你要真信仰真理，真按真理办事，就会得罪那位教导你鼓励你要求你信仰真理的人，这个人就是皇帝。若干年前，顺帝允许太监养干儿子，并且可以袭爵，这个政策和张纲信仰的真理有矛盾，于是他上书反对。对于这类“民主议论”，皇帝惯用招数是“书奏，不省”。干脆不理，反对无效。
张纲不愿意配合顺帝演出反腐倡廉的大戏，他把用来巡视天下的马车拆了，把车轮埋到洛阳郊外，撂下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下面的贪官污吏是狐狸的干活，真正豺狼的干活是谁呢？是皇帝的两位舅哥梁冀和梁不疑。张纲把矛头指向了除了皇帝以外的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外戚梁家。刘秀的风流理想是“娶妻当娶阴丽华”，张纲的豪迈气概是“反贪就抓梁国舅”。
对于张纲的有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顺帝刘保最多也只把它认为是一种内讧。他身边的三种势力外戚、朝臣、宦官，在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忠心耿耿，说起话来或婉约或豪放，透的都是一股子忠气，他也分辨不出来谁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最后，凡是出现相互攻讦的情况，他都装聋作哑。最高领袖没有是非，尤其是长时间没有是非，国家就会很糟糕。
汉顺帝刘保本是安帝嫡亲的太子，被阎氏外戚废为王，后来他是在宦官策动的宫廷政变中，才走向皇位。按道理讲，这样的皇帝经历过权柄失落的痛苦，应该痛定思痛，励精图治，对政治斗争保持相当的敏感才对。可惜，他没有这样做，最后稀里糊涂地死在大舅子梁冀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