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顺皇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
初，南阳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谕，劝使就聘。英顺逸议而至；及后应对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河南张楷与英俱征，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
柏杨把中国文化比作酱缸，酱缸文化之下，可怜的中国人无一能够幸免，全部要被腌成酱疙瘩。其实，追根溯源，酱文化的革命火种在于官场，原汁老汤就是官场，政治黑暗和腐败是一切的源本。
人是可以被酱的，性相近，习相远。在腐败的地方酱，叫做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在优秀的地方酱，这就叫革命洪炉百炼成钢。
在后汉后期，政治昏暗，官场变成了酱缸，容量大能量也大，所以不管是宦官外戚，还是士大夫，其实都是同处在酱中。文化人书写的历史，总是习惯帮士大夫撇清，起码认定他们的DNA和宦官和外戚有天然的差异。但是在酱缸里待久了，士大夫也是一样龌龊不堪，有时候甚至真的会出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现象，卑鄙无耻和下作，读书多的人往往会花样翻新。
后汉时期，士大夫呈现出了各种各样的风貌，士风矫激是一种，而且是最显眼的一种，但相信这不是主流。主流是“士大夫多染污者”，因为士风矫激的原因，并不是知识分子整体上陷入被边缘化的境地，也不是大家整体上受到了强权的迫害，而恰恰相反，是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和当权者、和升天的鸡犬们一起成为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士大夫多染污者”。正是在这种污染的环境里，才让少数人，少数得不到分赃机会的小文人愤气冲天，也才让更少数的胸怀社会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文人变得矫然不群，意气相激，甚至会轻言生死，表现出一种殉道者的亢奋。理想主义是在蝇营狗苟的土壤里生长的。
士风矫激，表面上看是对抗朝廷的，起码是不合作的，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这就和上梁山的造反派一样，有的是真的和官家过不去，有的则是借造反之名求招安之实。
不造反官家不理你，不矫激官家也不知道你。
有位仁兄叫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最初是怎么成名海内的，没有介绍。后来，先是州郡首长，后是朝廷公卿，不停地邀请他进入公务员队伍，这位哥哥就是不答应，要说，这位哥哥定力真强。直到皇帝专门备上大礼邀请，他还是找借口不行动，最后皇帝下诏严厉责问当地官员，为了不让地方父母官为这事掉了脑袋，樊英这才不得已上道。到了洛阳，老樊依然摆谱，称自己血压血脂血糖都高，不能上班。俗话说，送佛送西天，汉顺帝既然请神，也得请到家，于是索性也摆出礼贤下士的谱，干脆秀到底。皇帝御医派着，美食送着，还专门修建了一个“中华礼贤坛”，在高级官员的导引陪同下，按照皇帝老师的待遇和礼节，这才把老樊这尊神请到神龛上。
樊哥哥于是又加了个三高，高级别、高待遇、高薪水，在洛阳成天价没事干，用四川话讲叫耍起。
于是群众有意见了，当时的知识界普遍认为：一是樊英这样享誉盛名的高士决不会应征做公务员，决不会放弃独立知识分子的地位进入体制内；二是既然做了皇帝的老师，国家的高官，那就应该出谋划策，为中华崛起玩点真活。不料，大家全都掉眼镜了，顺便连眼球也掉了，老樊扭捏了半天，还是上了仕途。做了官也就算了，但又一句话也没有，群众期待的“奇谋深策”更是一个字也没有。
樊英这事，引发了关于知识分子“仕与隐”的大讨论。连这段时间比较少说话的司马光也参与了讨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不吝篇幅地阐述了圣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教导，其实，这两条都是伪命题，什么叫“邦有道”？标准是什么？谁说了算？是你还是CCTV？
皇上抬举你做官，你不肯出仕，岂不是反证老子是无道昏君？
不管樊英多烦人，多摆谱，拿捏了半天，但最后还是答应做了个什么光禄大夫，只要你隐出名了，皇上把你搞定，这就等于宣告，老子是邦有道矣。
皇帝才不稀罕你什么“奇谋深策”，也不指望你辅君济民，皇帝要的就是“邦有道”这个标志。樊英非常成功地配合皇帝完成了“邦有道”的形象工程，所以，樊英请假回了老家，皇上还“以岁时致牛酒”。老樊名高实粃糠，其实是一个饭桶，尽管如此，他也是一个有档次的饭桶。
